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位于桥山的黄帝陵，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陵寝”，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开展过对黄帝的祭祀活动。

1912年清朝灭亡后，孙中山先生就曾派人前往祭祀，并亲自写下祭文；但因民国初期，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搁置了祭祀黄帝的活动。直到1933年，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借筹备设立扫墓节的机会，向林森建议恢复祭祀黄帝的活动，这个建议得到政府高层的采纳。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1937年4月，周恩来在杭州与蒋介石完成会谈后，准备返回延安。

临行前，蒋介石突然提出希望国共两党能够一同祭祀一次黄帝，周恩来立即将蒋介石的提议向毛主席汇报。事关重大，毛主席紧急召开会议，认为这有助于缓和两党的关系，决定派林伯渠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一起到桥山祭祀黄帝，并连夜写下祭文。

不久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正式再度合作，按照惯例，1938年4月，国共两党也将一同到桥山祭祀黄帝。

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38年的这一次祭祀黄帝，却成为张国焘叛逃的“机会”。

按照计划，这次国民党派出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为主祭，共产党也将派出一位级别差不多的干部担任陪祭。张国焘得知后，马上就找到毛主席，表示愿意代表中央去参加这个活动，起初毛主席不同意，但他多次表示要去，毛主席也没有多想，就让其代表中央与蒋鼎文一同去祭祀黄帝。

张国焘就带着一个贴身警卫员、一个秘书以及一个警卫班前往桥山，与蒋鼎文共同完成祭祀黄帝的仪式。

但完成任务后，张国焘却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对随行的人说：“你们先回去，我有事要到西安与林（伯渠）主任商量。”

将随行人员打发走之后，张国焘就上了蒋鼎文的车，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多年后的一天，奉命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以及邓颖超夫妇来到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巧合地是，当时张国焘也在这里看电影，只不过他到得比较早，坐在了前排。

起初周恩来、邓颖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叛徒，但身为警卫员的颜太龙虽然也在电影院，但他的任务是保护周恩来夫妇的安全，因此暗中在观察周围的人。

突然，颜太龙看到前排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原陕甘宁政府主席、后来叛逃的张国焘，颜太龙大惊，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这个叛徒。

颜太龙立即小声地向周恩来汇报，在经过周恩来确认后，前排的这个人就是张国焘，这也让他有些意外。

“你们先走，我可以一枪将这个叛徒击毙，随后趁乱出去，决定不会留下痕迹”颜太龙激动地说道。

“不许乱来，我们继续看电影……”

颜太龙以为周恩来会同意他的做法，但没想到却被拒绝；周恩来与邓颖超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电影快结束时，提前离场……

那么，当时本来有机会除掉张国焘，但为何却被周恩来拒绝呢？

1935年夏，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四川懋功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师，两支部队都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围剿，能够合并到一起实属不易。

因红一方面军自从江西出发后，一路遭到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环境下与敌人作战，兵员难以得到有效地补充，尤其是湘江战役之后，损失过半，到与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下一万余人，装备也很差，不少官兵衣衫褴褛，这大大颠覆了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印象”。

而当时的四方面军的兵力达8万余人，兵强马壮，两军的巨大差距，使张国焘逐渐暴露出了野心。

两军会师后不久，就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会上，毛主席、周恩来等主张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却坚决反对，认为北上定会受到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所部的阻击，且那里地广人稀，无法负担这支大军的给养，他认为要南下到川康立足。

但在场大部分的参会人员都支持毛主席、周恩来的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张国焘只能服从。

其实这些只是表面的，他内心一直不满中央的决定，开始在自己的部队中散布对中央决策不满的言论，企图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故意拖延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提议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这才使他下令让四方面军北上。

但到毛尔盖时，张国焘又不愿意走了，提出向青海、甘肃或者南下发展。无奈之下，党中央在毛尔盖再次召开会议，再次从大局出发，让陈昌浩等人进入政治局，何畏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才让张国焘暂时同意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

但当左路军到达葛曲河时，张国焘又停下了，以涨水无法架桥为由，强令左路军南下。

自此，张国焘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中旬，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要另立中央，并自任主席，继续率部南下。

起初张国焘也打了一些胜仗，这让他越来越感觉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到达川西时，刘湘终于明白，原来红军此行并不是路过，而是要在这里“扎根”，这是军阀最忌惮的事情，刘湘一改过去消极应付，保存实力的方式，调集大军与中央军相互配合，准备真正围攻红军，以保全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盘。

11月中旬，两军在百丈展开激战，川军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在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展开最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中央军薛岳也从南边扑来，与刘湘前后夹击红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损失过半，张国焘不得不承认“南下没有什么收获。”

1936年7月，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中央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军团合编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人坚决维护中央的主张，最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的努力下，张国焘同意了北上的方针。

张国焘到达延安后，很多人要求批判张国焘。在抗大的一次会议上，不少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认错的态度不是很满意，其中钱钧（1955年被授中将）情绪比较激动，脱下鞋走上台，朝着张国焘打了下去，旁边的人见状，急忙拉开。

毛主席得知后，亲自去给张国焘赔礼道歉：“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是我们没有组织好大会…….”

张国焘有些激动：“我知道犯了很大的错误，大家可以对我进行批评，但怎么可以打人呢？”

毛主席与张国焘谈了很久，他很受触动，最终在毛主席的开导之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书：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打算叛逃，在全面承认错误之后，中央让他担任了陕甘宁政府的副主席、代理主席；但几个月后，王明从苏联回来，改变了张国焘的人生。

当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盛气凌人，张国焘很早就开始厌恶这个人；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张国焘“躲”了起来，来到延安郊外的一个窑洞居住。

虽然张国焘不去惹王明，但他却主动找上门。

王明告诉张国焘，过去他手下的“爱将”黄超、李特等人已被处决，听闻这个消息，张国焘大惊失色；与此同时，王明要求张国焘要进行检讨。

这段时间，张国焘才刚刚平静下来，王明却来了。想到七八年前，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迫害下，被反动派逮捕杀害.......

这些往事，开始让张国焘产生了“离开”的想法。

与此同时，曾在四方面军中担任过军长的何畏脱离部队，这给了张国焘很大的一个打击，最终下定决心叛党。

在得知中央要派人与国民党一同祭祀黄帝后，他一直要代表中央去参加，以利用这个机会叛逃。

在祭祀完毕后，张国焘与蒋鼎文一起游览了黄帝陵，两人边走边谈，张国焘向蒋鼎文吐露了想要“改换门庭”的想法，蒋鼎文十分震惊，因为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随后，张国焘就让秘书以及警卫班先行回延安，贴身警卫张海问道：“毛主席不是让您祭祀完就返回延安吗？”

“我有事要到西安与林（伯渠）主任商量。”张国焘说完就上了蒋鼎文的车。

张海感觉很不对劲，也连忙挤上随行宪兵队的车，一同到了西安。

延安方面见只有秘书以及警卫班回来，询问后才得知张国焘去了西安，毛主席得知后，预感到有大事要发生，立即将情况通报给林伯渠。

张国焘到西安后，林伯渠打电话让其到八办居住，但被张国焘一口回绝，而是住进了蒋鼎文安排的宾馆，并与胡宗南等国民党要员来往密切，表示要去武汉，胡宗南同意了他的请求。

与此同时，在武汉的蒋介石收到了蒋鼎文、胡宗南发来成功“策反”张国焘的电报，指示要尽快安全地送到武汉…….

在上车之前，张国焘让警卫员打电话给林伯渠，让他到火车站一趟，接完电话，林伯渠一刻也不敢怠慢，直接赶往火车站。

“林主席，我要去武汉了，麻烦你给延安通报一下”张国焘缓缓地说。

林伯渠有些惊讶：“是中央让你去的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张国焘回答。

“你怎么可以不经中央的批准，随意行动呢？”林伯渠问道。

“我是要和蒋介石探讨一下统一战线的事儿…….”张国焘说道。

就在这时，火车的汽笛已拉响，张国焘上了火车。

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向中央汇报了刚才的情况，让中央紧急采取措施。

张国焘到达武汉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亲自到下榻的大华饭店，劝他回来，但张国焘已铁了心要叛党。

起初张国焘是国民党的座上宾，陈立夫、胡宗南、康泽都想要他，但对于这些请求，蒋介石都没有答应，因他对待中共的投诚者的态度是既利用，又要提防。

最后张国焘被安排到戴笠的军统效力。

戴笠以为可以利用张国焘给共产党致命一击，起初对他也很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让其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专门为军统提供策反中共中高层的办法。

张国焘提议要帮军统专门培训一些潜入延安的人员，戴笠二话不说，派人挑出最优秀的人去给他培训；虽然张国焘很努力，但最后的结果收效甚微，经过张国焘考核通过的人员，寥寥无几。

当时戴笠想在延安成立一个站，张国焘很卖力地帮助戴笠策划，甚至还请驻扎在太行山的国军范汉杰所部进入八路军129师的活动，但张国焘小看了延安的反特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派出去的人有去无回，虽然只能在国统区设立了一些联络站，但都未能起到实际的效果，这让戴笠大失所望，曾愤怒地说：“校长将他交给我，以为可以对共产党进行致命的打击，现在搞成这样，让我怎么向校长交差。”

因长期在军统做不出成绩，戴笠逐渐对张国焘冷淡了起来，以前三天两头就能见到戴笠一次，慢慢变成半个月、一个月，几个月才能见一次，同时军统慢慢取消了对他的优待政策，最后连专用汽车都给收回了。

在军统失宠之后，张国焘又通过关系结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在他的推荐之下，张国焘担任“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但他在这里依旧无事可做。

戴笠在戴山失事后，国民政府对特务部门进行改组，军统改为保密局，人员也进行压缩，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另谋出路，经熊式辉的推荐，到江西担任救济分署的署长。

当时江西的省政府主席是王陵基。王陵基过去也是一位四川军阀，在红军时期，张国焘曾率四方面军与王陵基在川北交战过多次，致使王陵基损失惨重，虽然此时张国焘的身份不同，但他仍耿耿于怀，在各个方面都排挤和打压张国焘。

国民党在败退前夕，将大量的财产转移到台湾，但蒋介石明确指示：凡是中共的叛徒均不在撤退范围之内。

当时毛人凤亲自请张国焘吃饭：“他们不会杀你的，你留在大陆的作用比去台湾大得多.......”

“他们是不会杀我，但往后各种批斗肯定少不了，我太了解他们了，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

张国焘深知留下肯定没有好下场，最后硬来到了台湾。

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大陆全面的溃败，国民党的党政军官员都想方设法前往台湾，有权有势的人一大堆，张国焘在台湾住下后不久，房屋就被一位大员无理由霸占了。

第二天，张国焘就去找陈诚，希望能给个安身之所，但陈诚本身也忙得不可开交，哪里顾得上这位小人物，张国焘等了半天都没有见到。

见台湾没有容他之地，一怒之下，带着家人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不久，朝鲜爆发，香港的黄金价格直线上涨，张国焘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拿出仅有了几千美元的身家，全部押了上去，起初还真赚了不少钱，于是就找人又借了一笔钱投入其中，但没有想到，几天后黄金的价格回落，张国焘大亏，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丧家之犬”的滋味，原本也会成为新中国高级领导干部的张国焘，一念之差走错了路。

在香港的张国焘也过得不如意，便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他给党中央写信，毛主席同意张国焘回来，条件是要他深刻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但张国焘不肯，错失了回到大陆的机会。

不久后，张国焘又得到一个赚钱的路子。美国肯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一本回忆录，并愿意每月支付2000港币的费用，在之后的时间里，张国焘一直是靠这本书的出版税为生。

当年周恩来、邓颖超在看电影时，的确有机会击毙这个叛徒，且以颜太龙的身手，轻而易举地可以做到。

周恩来对张国焘叛逃后的情况了如指掌，张国焘过去在党内虽然是大人物，但叛逃后没有受到重用，戴笠本想让他“发光发热”，但张国焘太小看延安的反特能力，令戴笠大失所望，长期受到排挤。

对于这样一个人，无论是死是活，对共产党基本都没有影响，这也是周恩来阻止颜太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