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5月15日南京讯 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这段历史讲述战争年代的华东保育院。

1948年3月，青州解放，中共华东局机关进驻青州。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解放军各路纵队和地方干部整装出发，纷纷南下作战。为了解除南下部队的后顾之忧，保护好革命后代，中共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院址选在了青州市弥河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大官营村(现为大关营村)。保育院从1948年3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南迁上海和南京，一年的时间共接收了137个孩子。在战争时期，炮火不断，物资匮乏，而孩子们在保育院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前排左一：邓六金

华东局旧址

准备南下，商讨筹办保育院

1948年春,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响应党中央“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和无数地方干部整装出发，奔赴前线南下作战。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抽调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如何安置，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领导们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使干部安心在前线打仗和工作。

恰在此时，曾山的妻子邓六金带着孩子从大连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州，在华东局待命安排工作，一起待命的还有黄海明和李静一。于是，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秘书长魏文伯、财办主任曾山等，分别找到她们三人谈话，欲筹办一个保育院，安置南下部队的孩子，使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孩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父母去前方行军作战，孩子都是被送到老乡家、亲戚家照顾。这样带来的问题很多，孩子病死的、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孩子是宝贵的革命后代，但他们又是行军作战的拖累，影响着父母们的革命工作。

孩子问题也是邓六金的一块心病。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为了打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封锁，行军、转移成了家常便饭，当时初孕反应强烈的邓六金，跟随部队长途跋涉，有时候一天下来，浑身虚汗不断，身体疼痛难忍。直到将孩子生下来，才算彻底松了一口气。因孩子出生在皖南泾县丁家山，她为孩子取名丁儿(即曾庆红同志)。后来，她又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婆婆家。国民党反动派在家乡抓了邓六金的婆母，对其严刑拷打，还烧毁了他们的房子。当时，刚满6岁的丁儿独自一人逃出家门，在一棵大树洞里躲了两天两夜，直到后来被人发现。

黄海明、李静一也都有孩子，和邓六金有着类似的经历。她们从内心希望孩子们不再遭受战争的各种磨难，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1948年3月，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保育院，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保育院选址在青州城南大官营村的一个老宅中。李静一和邓六金带领工作人员修理粉刷，置办学习生活的必备设施。她们从各个方面物色合适的人选，很快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成为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

选址青州城南，大官营村老宅

李静一是个大学生，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的妻子，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六金、黎明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她们虽然都没有搞过保育院，但是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为了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邓六金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的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这些革命者的后代。

邓六金自从接受了筹备华东保育院的重任之后，满脑子里都在想如何把保育院办好。保育院的选址，既要考虑物质条件，更要为安全着想。为了选好院址，邓六金一连跑了华东局附近的几个地方看房子，最后选在了青州城南的大官营村(现青州市弥河镇大关营村)。村里有一个老宅，院落十分宽敞，里面有七八间房子。老宅原来的主人是个地主，解放后经过土改，宅院被没收归公，成为村民集会、议事的场所。李静一和邓六金经过当地政府的批准，借来了这个宅院，作为保育院的临时院址。

之所以把院址选在这里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获得解放，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环境相对安全稳定，能让孩子们较为安定地学习和生活；二是大官营村距中共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仅1公里的路程，离益都县城也不过10公里左右。这对保育院就近接受华东局的领导和随时南下搬迁、在益都火车站乘坐火车，都有非常便利的条件。

置办必备设施，打造儿童乐园

战争时期创办保育院，经济困难，条件艰苦，保育院领导班子把“保证工作，一切从简”作为办院方针。在李静一和邓六金的带领下，一群身穿灰军装的人便开始修理粉刷，展开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她俩精心设计着:这间房子做寝室；那间房子比较大，做活动室；另一间光线比较好，做课堂；院子里做个秋千……他们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引得村里男女老少围在宅院门口看新鲜。

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筹划下，保育院置办了一些孩子们生活、学习、活动的必备设施；制作了幼儿的小床、桌椅，上课用的黑板，室外活动的秋千、滑梯、跷跷板、沙坑；购置了饭碗、口杯、脸盆和洗脚用的大木盆。小玩具除几个小皮球外，她们还自制了布娃娃，并用木工锯下的下脚料做成积木。更令人惊喜的是，她们还搞到一架旧钢琴作为教具。因条件有限，他们因陋就简，借村民的木板、砖头搭起来当桌凳。她们还给每个孩子的被褥下面做了一个比较厚的草垫子。由于房子有限，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全部分散居住在老乡家里，睡的都是门板。

她们首先成立了华东保育院党支部，邓六金任支部书记，使保育院的筹办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她们克服重重困难，认真贯彻“保证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

物色各方人才，接收62名孩子

要办好一个保育院，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时集中在华东军区，华东局准备南下的，有调来的各方面的干部。华东局组织部让她们去挑选，从各方面物色，很快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成为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他们有抗战时期从事教师工作的、有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毕业的、有曾担任新安旅行团分团团委工作的、有参加革命工作多年有着丰富育儿经验的老干部、还有华东军区卫生部的医务员等。华东保育院党支部成立后，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总务科长亓一轩，保育科长朱子懿、副科长文芸、毛巧，教育科长阮力、副科长萧远，医务负责人丛树贞。同时，为加强对职工的政治、业务培训，建立了职工学校，校长由邓六金兼任，阮力、黎明任副校长。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

邓六金与李静一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在大官营村创办起了革命红色摇篮——华东保育院。

华东保育院创办后，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这些孩子中有陈毅、粟裕、张鼎丞、曾山、罗炳辉、舒同等华东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

采用复式教学，节省师资力量

保育教育合一，是战时教养儿童最简捷、最有效的方法。保育院一开办就确定了它的教学方针: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在邓六金、李静一的主持下，保育院制定了从教育、保育到卫生、保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保育院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把62名孩子分成了三个班:3岁至4岁的18人，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22人，为幼稚大班；6岁以上至10岁的22人，为小学班。后来，各班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个幼儿班。

幼儿班的孩子在入院的时候，他们的保姆也一起随同孩子进院工作。为了加强对较小孩子的照顾，院里决定让保育科副科长毛巧兼任幼儿班的班主任。与此同时，这个班采取了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学习、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

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四种类型，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了初级、高级两组，仍然采用复式教学方法。复式教学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房屋，教师给一个年级讲课，让其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或复习，并有计划地交替进行，节省了许多师资力量。

没有课本教材，老师分工编写

当时还没全面解放，还没有出版小学课本，幼儿教材也只是借来的一本《游戏100种》，其他的教材什么也没有。针对这种状况，教育科便根据本院教育方针和儿童的年龄、智力发展水平，分工执笔，编写印刷教材。

胶东半岛的气候，夏天热得汗流如雨，冬天则冻得伸不出手。那时的条件很差，不像现在有风扇和空调等现代化的设备。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工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为培养党的下一代而坚守着。

此时，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解放区的印刷条件很落后，纸张的质量也不好，油印的课本开学时发放到学生手里，到了学期末就被磨损得字迹模糊。直到1948年年底，小学新课本在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保育院的老师们才从艰苦的编写和油印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育院的孩子年龄差距较大，大的十多岁，小的有不会走的，还要阿姨抱着，这个尿了，那个拉了，又是哭又是叫，吵闹得很。

保育院创立时，济南、青岛还没解放，敌人除派飞机轰炸外，还不断派遣特务到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因而，保护好孩子，防止被特务暗害是保育院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避免意外事情发生，保育院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不仅白天有专人值班，夜间也有专人巡逻。

保育员大都是年轻的女青年，晚上值班走夜路不方便，50多岁的共产党员戴祥乐主动承担起了值夜班的任务。孩子们的寝室原是地主家的大院，前后有8间，到了晚上，戴祥乐就提着马灯一间间查看，不仅查看院内院外有无敌情，还注意查看孩子们的睡眠情况。为孩子们盖被子，叫孩子起来小便，查看一下孩子有无异常现象等等。对于一般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报告班主任，如遇特殊问题及时报告。遇到下雨天，他还要披着蓑衣来回巡视。与此同时，保育科的负责干部、院长、协理员，也经常起来查夜，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两名党员带头，年轻同志安心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的同志对干保育工作思想不通，认为带孩子是低人一等、没有出息的活，有的同志搞不清保育工作的意义，不懂得保育业务，觉得看不到前途，甚至不安心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保育院从开办时就把做好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当作推动院内各项工作进展的重要保证。邓六金和李静一两位老党员以身作则，为众人率先垂范。邓六金的三儿子虽然在保育院，但和其他干部的孩子同在幼儿班过集体生活，从未单独和妈妈住在一起，孩子有时想妈妈想得厉害，夜里哭着跑去找妈妈，但忙于工作的邓六金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回头就把孩子送回幼儿班。

在保育院，干部职工都管邓六金、李静一叫大姐，她们两人原则性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由于抓紧了思想工作，再加上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模范带头作用，全院职工的积极性逐渐发挥出来，原来想回去的同志也安下心来工作了。大家明确了搞好保育工作和解放全中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关系，把平凡的琐碎工作和伟大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明白了保育院里孩子的父母南下战斗，有的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保护和带好这些孩子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革命工作，他们开始热爱这份工作，从内心爱这些孩子了。

组织孩子户外活动，感受农民辛苦劳动

保育院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都生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动荡岁月里。过去，他们有的随军转战，生活极不安定；有的在老乡家隐蔽，缺吃少穿，生活无着落；有的父母牺牲沦为孤儿，讨吃要饭，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到了上学年龄不能入学，长期与父母分离。现在，他们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中，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因而，他们特别爱听打日本鬼子、斗争地主恶霸、儿童团革命小英雄的故事。保育院就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特点，经常讲述革命故事，组织观看文艺节目，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保教人员还经常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活动，让他们走出去，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锻炼、成长。孩子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干各种农活，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也培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风和日丽时节，保教人员带孩子们到小河边的树荫下玩沙、戏水，捡小石子回来做计算教具，采摘野花美化环境。孩子们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安宁，他们跑得欢快、玩得开心、记得准确、学得扎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创作近50首歌曲，孩子饭前列队唱歌

自从保育院入驻大官营村，这里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大官营村经常传出歌声和琴声。这对解放初期的一个村落来说是很少见的。保育院的琴声是萧远弹的。萧远1946年在福建音专学习时，因参加国统区反蒋抗日运动而被国民党列入了抓捕名单，便放弃学业投奔解放区，经山东党委安排进入山东大学第六班学习，李静一是他的班主任。三个月的学习生活，使萧远和李静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学习生活结束后，萧远被李静一选去山大附中当了一名音乐老师。

1948年，萧远第一个孩子出生，因为妻子没奶，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食品，萧远迫不得已将孩子送到老乡家，请一位有两岁孩子的农妇喂养。但由于农妇家里缺乏口粮，挤出的奶和水差不多，总也吃不饱的孩子日夜哭闹，嗓子哭哑了，人瘦得不像样子，萧远苦不堪言。就在这个时候，李静一接受了筹建保育院的任务，正在招兵买马。听说了萧远的困难后，就去找萧远，跟他说:“到保育院工作不但可以解决孩子吃奶的问题，又可以发挥出你的才能。你受过师范教育，弹得一手好钢琴，通过音乐去培养教育孩子们，让他们在歌声和舞蹈中健康成长，是最符合儿童天真、好动的天性的。”这番话打动了萧远，他觉得李静一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且懂得教育和儿童心理，跟她一起工作，一定很愉快，于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保育院的建院行列。

为了培育好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担任教育科副科长的萧远和阮力、王云飞、牟晓明等老师组成班子，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以孩子们生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童歌曲。

作品内容都是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围绕他们生活学习的内容编写的，对活跃孩子的文娱生活，增长启蒙知识，进行礼貌教育，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战争年代的大官营出现了欢声和笑语，听到了歌声和琴声。孩子们学得很快，吃饭前，孩子们都要列队唱歌:“吃饭了，吃饭了!快把队伍排排好，排排好!看谁排得最整齐……吃完饭，想一想，吃的东西哪里来，哪里来?一点一滴辛苦来，辛苦来!千万别忘劳动者!”这《吃饭歌》就是萧远编的。

家长获悉孩子在保育院又能唱歌跳舞还能参加表演，既安心又高兴。

登上军区礼堂演出，战士看得兴高采烈

萧远还自编了两个歌舞剧:小学部的同学演《蜜蜂和蝴蝶》。剧情是蜜蜂辛勤采蜜，丰衣足食；蝴蝶以美丽自诩，轻视劳动，终日嬉戏，冻饿而死。这个剧除平日在保育院排演外，还在军区礼堂正式登台演出过。后台用风车把碎纸屑吹到台上，满台“大雪飞扬”，蝴蝶唱着:“哎呀好大的风，哎呀好大的雪，大风吹得我浑身很冷，大雪冻得我肚子很饿，我没处去躲，我没处去藏，只有活活冻死在路旁……”台下好多解放军战士兴致勃勃地看着，报以热烈的掌声。

幼儿班的同学们演《老母鸡盖房子》。内容是大家都热心给老母鸡帮忙，但有一个霸道的螃蟹说:“前面是谁?来挡我的路!真是好大胆，看你能往哪里逃?!”最后在集体力量面前，老母鸡战胜了霸道的螃蟹，大家高声歌唱:“蟹钳失败了，蟹钳不可靠!”

冼星海的《垦春泥》是保育院最“高级”的一支歌:“日出东来又到西哟，军民合作垦春泥哟。种出桃花红满地哟，种出棉花白满畦哟……”孩子们懂得“种出自由无价宝啊，不分高来不分低，不愁吃来不愁衣”的含义，懂得了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幸福。所以，正像歌词中唱的那样，大家努力做到“哪怕敌人波涛涌呀，我们结成一道铁长堤，欢欢喜喜不分离”。

每逢过节，孩子们还把这些歌曲和歌舞剧搬到舞台上表演，院里的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保育院里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光彩。这些歌曲被汇编成《华东保育院歌曲集》于1949年5月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全国解放后，其中的许多歌曲被国内一些媒体转载、播放，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迅即传遍了大江南北。

求援要来米面牛羊，孩子们喝上鲜奶

做好清洁工作和消毒工作，为幼儿提供丰富的膳食，是保育工作的基础。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较为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整天吃白薯粉不利于孩子们成长。看到这种情况，院长李静一和协理员邓六金特别着急，千方百计为孩子们想办法。她俩不止一次地到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地方政府求援。

在李静一和邓六金的共同努力下，部队和地方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有了这些就可以给孩子们供奶，增加营养了。

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差，吃水要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再一担一担地挑回来；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天赶马车到集市上去买。尽管事情繁杂，千头万绪，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为了培养好孩子，不畏艰难，不怕繁琐，把每项工作做得头头是道，井然有序。

那段时间，邓六金日夜牵挂着孩子们，为他们操碎了心。邓六金知道这些孩子缺少父母之爱．她寻找一切机会给予他们母爱，待他们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当时，那些孩子都叫邓六金“妈妈”，在他们的心目中，邓六金的确就是他们的妈妈，以至在他们长大成人后见到邓六金时还是亲切地称呼她“妈妈”。

变换花样改善伙食，想方设法搞到肉

孩子们的营养是邓六金、李静一时刻挂在心上的头等大事。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保育院为孩子们的营养保健绞尽脑汁。

当时，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孩子们的主食是红薯、小米、煎饼，而菜金是很少的。为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分管营养的保育科科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把孩子们按标准供给的吃不完的粮食换成豆子，然后磨成豆浆，做成豆腐，以改善孩子们的伙食。为了给孩子们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给孩子们喝外，文芸和老炊事员时也传还一起酿制醋，用醋焖酥小鱼，让孩子们吃鱼连骨头一起吃掉。保育科和总务科的同志们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制订食谱，变换花样调剂饭菜，以增加孩子们的食欲。他们对身体较差或体弱多病的孩子，则按“病号菜金”标准，另给他们做病号饭并增加牛羊奶的供应。在保教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食品营养迅速得到改善，牛奶、羊奶、豆腐已成为孩子们的主要营养来源。

李静一和邓六金千方百计想办法，到处找人化缘，设法给孩子搞来了肉，并且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孩子们一听说要吃肉了，都高兴得唱呀跳呀，像过节一样，满院子乱跑乱喊:“吃肉啦!吃肉啦!快排队呀。”肉一盛到碗里，个个狼吞虎咽，那个吃相像是怕被别人抢去一样。吃得快的，又举着空碗，奶声奶气地喊:“我还要吃肉，我还要吃肉。”当时油水确实太少啦。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保育院在日常生活中制订出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净煮过；被子一月一洗，床单、枕巾一月两洗，棉被、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等等。

在保教人员的精心抚育下，孩子们的身体发育良好，文化知识也学到了不少，个个活泼可爱，健健康康。有了母爱的呵护，他们得以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骑马飞奔济南买药，高烧孩子终获救治

战争期间，最怕孩子得传染病，因为缺医少药，预防不足，一病就是一大片。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大多数孩子很快痊愈，只有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陈淮淮，并发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整天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邓六金见状万分焦急，“淮淮的爸爸南下，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淮淮爸爸凯旋的时候，把健康活泼的孩子交给他。”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有青霉素能救淮淮，可整个华东局也找不到一支，这可难坏了邓六金，怎么办?

“济南可能有。”有的同志说。

“去济南。”邓六金当机立断。她要了两匹马，带领医务员丛树贞，连夜从大官营村出发，一口气跑了3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的济南，在一个教会医院买到了两盒青霉素，并连夜返回保育院给病重的陈淮淮实施注射。淮淮不久便转危为安，看到孩子的病情有了好转，邓六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限于当时的预防、隔离、治疗条件，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麻疹、腮腺炎等流行性传染病的发生。华东保育院在大官营村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在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安然无恙，最终全部康复。

华东保育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越办越好，保证了孩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关键在于有一个“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的根本指导思想，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支部领导核心，有一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员队伍，有一种一心一意为保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和有一种民主团结细致扎实的优良作风。

搬到青州城里，借住天主教堂

1949年初，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国南方地区大部分解放，华东局机关搬迁南下，保育院附近的驻军少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和南下时坐火车方便，保育院于3月搬到青州城里的天主教堂内。

当时桌、椅、行李等一大堆东西，挪动一次非常麻烦，幸亏华东局机关留守处派了卡车和马拉大车。所有物品用卡车拉走，工作人员步行，孩子坐马拉大车。为了防止孩子从大车上掉下来，随行的保育员坐在大车四周边上，把孩子们围在中间。

在天主教堂，师生们吃饭、睡觉、上课、活动用的地方是教堂的大礼拜堂和修女住的房子。孩子和工作人员都习惯了战时的动荡生活，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能马上适应。在这里虽然是临时的，但保育院的工作仍然按惯常的做法，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孩子们得到了教堂里修女们的悉心照料，这里有吃有住，并且学得有趣，玩得开心，孩子们十分高兴。在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待命，等待上级安排南下的行程。

喜迎南京，上海解放，接到南迁通知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6月，华东局、华东军区通知保育院南迁南京、上海。消息传开，保育院里一片欢腾，但家在山东的一些工作人员顾虑重重。

保育院领导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思想动员：保育院南下标志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家应该高兴；革命者四海为家，要打消一切顾虑愉快地到上海去。院领导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在大搬迁中立功。与此同时，对夫妇双方有一方留在山东工作的、父母年老多病需要照顾的、本人有病行动不便等有实际困难的人员，经院部批准可以留下。家长留在山东的，孩子可以不走。院长李静一、总务万康发先到上海安排住房，副院长黎明到南京安排住房，院内的搬迁工作由邓六金指挥。经过研究核对，最后确定迁往上海的孩子85人、工作人员37人，迁往南京的孩子53人，工作人员36人。另有七头奶牛，全院人员的被褥、衣服、生活用品等行李包裹500多件，随人带到南京、上海，其余马匹、奶羊、小床、桌椅等物移交给山东省托儿所。

从青州到南京、上海有1000多公里，虽然坐火车，但开停没准点。为此，保育院做了充分准备。除每人自带干粮和水外，炊事班为孩子们做了很多饼干和蛋糕，又杀了一头菜牛，做了很多牛肉干，还请老乡们烙了8箩筐煎饼，以防带的干粮不足。

百余人员出发，登上南下火车

6月的一天，孩子、老师和工作人员共100多人，开始了大转移。老师们把准备的几筐甘薯粉、煎饼背上，牵上奶牛，和孩子们坐上卡车来到青州火车站。

在青州火车站，这一群穿着灰色列宁装的孩子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被大人们从车上一个一个抱下来，下车后不哭不闹，自觉地排好队，好奇地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接着，这些孩子有的被大人抱着，有的被拉着，有的互相手拉手，在邓六金的指挥下，随着拥挤的人流，登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

孩子们第一次这么多人一块儿坐火车，看着一节节长长的车厢，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坐的是什么呀”“我们要到哪里去呀”“火车跑得快吗”“我们还回来吗”……孩子们手里拿着山东煎饼，看着远去的青州，好奇地问这问那。这一切对于坐惯了箩筐、久处乡下的孩子们来说是陌生的。

一路上，工作人员除了精心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和安全外，为了解除旅途的疲劳，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讲沿途风光，大家一起唱歌、说笑，十分开心。途中火车停站时，带孩子下车活动一下；休息时，孩子们睡在车厢的椅子上、铺开的毯子上，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看护。经过济南的时候，留守处霍斯年等同志到车站看望孩子和工作人员，并送来水、压缩饼干等食物。

历时半个月，完成大搬迁

这次大搬迁令陈淮淮印象最深的是吃糖。陈淮淮和小朋友们在火车上，看到什么都很新鲜，到处爬，到处钻。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了，车厢里安静下来。一个淘气的男孩看到她和另外两个小朋友还没有睡，就轻轻地爬过去告诉他们说:“到那边去，有好东西。”他们悄悄地爬过车厢，看见车厢一端的小储藏室里放着两袋白糖和一些装着食品的袋子。白糖袋子破了，糖撒落在地上。他们用手指蘸着糖往嘴里送，真甜啊!这是陈淮淮记忆中第一次吃糖。陈淮淮后来回忆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生活多优越，她都不能忘记在火车上吃的那么甜的糖。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浦口。黎明带领的工作人员和华东军区的子女下火车，转乘华东军区派来的大卡车去了临时住处。本来南京站已经安排好了给邓六金带领的华东局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两个到上海的车厢，因济南来的车未能按时到达浦口，只能在浦口过夜等下一趟车。到浦口车站时，孩子和工作人员都已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孩子们呼呼睡去，工作人员则轮流休息。

第二天凌晨，在朦胧的晨光下，老师抱着小的，拉着大的，每人负责五六个人，上了轮船，过了长江又坐火车去上海，6月20日傍晚到达上海站。先期到达上海的院长、总务和一些孩子的家长都来迎接，孩子们高兴得又叫又跳，有的家长和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的平安到达高兴得热泪盈眶。总务科会计徐秀文等同志，在南京站看护奶牛和一部分行李，6月25日才到达上海。

保育院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大搬迁，虽然时间长、难度大，但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强，照顾周到，孩子们纪律性好，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华东局办公厅专门为保育院的成功搬迁召开了庆功大会。到达上海后，保育院改名为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在建国西路629号、570号驻扎，那是两个有别墅小楼的小院子。编了小学班、幼稚班、幼儿班几个班。在南京，保育院几易院址，改名为华东军区三野后勤保育院，华东军区后勤三八保育院，任命老红军黎明为院长，王开云为副院长。1951年定址为宁夏路2号、4号、6号。宁夏路绿树成荫，环境优美，2号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故居，4号是最早的法国大使馆，6号是抗日名将肖之楚故居，曾经的深宅大院，现在是红色基地，孩子们的乐园。据史料统计，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华东保育院共接收1岁至10岁的小孩137人。在保育院，这些孩子沐春晖，润雨露，获新知，强体魄，在烽火的摇篮里健康成长。回望历史，就是展望未来。向这些为革命后代，祖国未来辛勤付出的保育院工作人员致敬。

时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为三八保育院建院50周年题词

毛主席曾经盛赞的“军中三支笔”之一，原江苏省军区政委，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总指挥彭勃将军为三八保育院题词。

1953年三八保育院接收宁夏路2号4号6号的地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