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五十年的前因后果7：东北沦陷，不抵抗政策下的溃败
作者：桅杆
田中奏折：1929年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其内容据称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天皇的秘密奏章，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全文6706字，共有5个章节和1个附件，从政治、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系统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之侵犯。消息一出，全世界一片哗然。
田中义一
新闻发表后，日本当局立即否认“有此奏折”，并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声称《田中奏折》系出伪造，旨在“污蔑日本”。从这之后，史学界对其真假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由于战后没有找到奏折原件，大多数日本历史学者认为奏折是假的。但蹊跷的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的侵略步骤和事实，与奏折中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其实，日本在战败投降前后，为掩盖其侵略行径，曾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类似《田中奏折》的原件找不到也很正常。
问题是：谁有那么高的水平，能够“伪造”出如此系统、完整、具体并与日后行动非常吻合的日本侵略规划？笔者判断：《田中奏折》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其所披露的奏折时间是在东方会议结束的当月（1927年7月）。类似东方会议这样重大的国策会议，是肯定要形成会议总结或其他纲领性文件的，以上报天皇并以策执行。因此，会议即便没有形成上报天皇的正式奏折，也肯定形成了相同内容的其他文件。因此，争论奏折本身是否存在或真假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奏折所描述的日本侵略国策和计划是确定无疑的，并在当时已经确立并开始有计划地实施。很快，奏折上的“征服满蒙”计划就开始实施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之后，心怀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友好、不配合的态度。这进一步招致日本人的不满，频频挑起事端。1929年，年轻气盛、狂妄自大的张学良试图以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被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红军打得惨不忍睹（即中东路事件）。也许是心理上蒙受了阴影，张学良此后在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面前处处忍让，极力避免与日本人的冲突。
1931年9月6日（鱼日），张学良在致辽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报（鱼电）中说：“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但在侵略者面前，忍让就是软弱。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已经极度瞧不起中国，而中东路事件又暴露出东北军的外强中干。因此，日本人在东北屡屡生事，步步紧逼，最终搞出了一个重大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率领数人，在距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驻地）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产权属于日本）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现场摆放了3具身穿东北军军服的尸体，以此反诬是东北军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当夜即向北大营发动进攻。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奉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东北军严格执行“不抵抗”命令，驻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8000人被300名日军缴械，日军顺利占领北大营。随后，15000人的日本关东军四处出击，夺占要点。与此同时，日本在9月下旬开始从本土（混成第8旅团）和朝国（第20师团及混成第38旅团）调兵增援关东军。至1932年2月，不到半年时间，20多万东北军除一部分投敌外，全部被赶出东北全境。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在大陆政策和侵略中国上迈出重要一步。此后在东北，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坚持战斗到1940年，后退到苏联境内。
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是如何发生的？对此历来有各种说法。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有个比较流行的版本，说是关东军两个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背着日军高层私下策划的，一些资料还详细介绍了两人的策划过程以及日本内部在事变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其实，这种说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首先，侵占东北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在已经实现其第一步（吞并台岛）、第二步（吞并朝国）的背景下，正在抓紧实施占领东北的第三步计划，并一直在等待和寻找合适的时机；其次，日本从高层到军部，在侵占领东北这个问题上，目标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操作层面有所分歧，如时间上的早与迟、方式上的激进与温和等；第三，日本当局和军方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各派系都想在侵占东北一事上争功，所以才会有对事变的不同态度；第四，在对待事变问题上的所谓“分歧”，不排除是日本内部在演“双簧”或做样子给国际社会看。最好的例证有二：一是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就立即出动，四处进攻，第一个星期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30多座城市，不到半年就占领全东北，如此迅速、有力的行动，难道不是早有准备、而只是两个参谋所为？二是日本内阁在1931年9月24日的会议上，对事变做出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但同时又紧急从本土和朝国调兵增援东北，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日本放出“关东军两个参谋私下策划的”，当时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混淆视听，欺骗世界舆论；二是需要的话，可以为甩锅做准备。日本人做事向来非常周密。
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整个东北即告沦陷。当时的兵力对比是：关东军15000人对东北军20万，另有10万余东北军在关内，随时可以出关增援。可以说，东北军除了少数自发的抵抗外，基本上没有抵抗就退入关内，短时间内就将整个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政策。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到底是谁命令不抵抗，在历史上形成一桩公案：一说是蒋氏给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命令，主要论据是1931年8月16日（铣日）蒋命令张学良“对日不抵抗”的电报（铣电）；一说是张学良自作主张不抵抗，主要论据是根本不存在“铣电”，而前述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臧式毅和荣臻“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的鱼电却真实存在。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整整90年，真相应该水落石出：不抵抗确实是张学良自作主张并下达的命令，与蒋氏无直接相关。经过数十年的考证，所谓的“对日不抵抗”铣电，只是个别人的回忆，空口无凭。90年过去了，亲历者也已作古数十年，研究者始终没有查找到这份电文。当然，蒋氏也主张对日“忍让”，但至今找不到蒋氏下达“对日不抵抗”命令的任何直接证据。
谁的命令：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而不是南京方面。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其对日本人挑起事变的目的的严重误判，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次事件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91年5月28日，90岁的张学良在纽约接受报人李勇等访谈时，有人提问“蒋是否下过不抵抗手谕？”张学良立即否认，“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无关。”
这一方面澄清了不抵抗政策的由来，丢失东北是张学良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痛点，如果真有蒋氏的“对日不抵抗”铣电，他没有必要在晚年还去背“不抵抗”这个大黑锅。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只是“两个参谋策划的”这么简单，而是日本早有预谋的侵华计划的一部分。张学良期望“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但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九一八事变不就是日本为侵占东北而制造出来的借口吗？为什么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原因可能很复杂，以张学良敢作敢为的性格，中东路事件惨败的心理阴影，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成功占领全东北后，下步计划就是如何控制并最终吞并东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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