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05.06

摘要

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在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社会选择假设的框架下，将学生生涯发展界定为就读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和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两个维度，全面考察第一代大学生身份是否会阻碍学生的生涯发展。结果显示，在本科求学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上，相比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水平并不存在劣势，甚至其政治资本的获得水平存在一定的优势，这一发现与社会选择假设相吻合。在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上，相比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意愿、实际升学和出国升学的可能性均更低，这一发现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吻合。由此可知，不利的家庭出身背景对第一代大学生生涯发展的阻碍主要体现为可能限制其对更高层级和更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追求。

第一代大学生；学生生涯发展；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选择假设；教育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们被称为第一代大学生，并成为中国大学生的主体。尽管相对于父亲或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政治资本的拥有水平上处于劣势，但他们能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两类大学生在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上实现了起点公平。然而，起点公平可能并不意味着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那么第一代大学生在以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和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为内涵的学生生涯发展上是否会受到弱势家庭背景的阻碍？探究该问题能为揭示家庭出身与中国社会流动的关系提供更加深远的意义。

上述问题蕴含的深层逻辑是，只有当第一代大学生突破以父母学历体现的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获得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类似水平的生涯发展时，才能认为实现了本科教育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事实上，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家庭文化资本匮乏不仅可能使得第一代大学生较难通过继承或模仿父母的行为而获得良好的学习能力和习惯，而且可能造成他们因不熟悉学校的文化规则而感到不适应，还可能使得他们对升学前景持更低的价值判断或面临更大的经济资源约束进而接受更少的教育。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可能成为阻碍学生获得更好的本科阶段生涯发展的“玻璃天花板”。国内外一些与第一代大学生相关的研究支持了上述推断。尽管如此，根据社会选择假设，第一代大学生在经过层层的教育选拔后，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独立性、抗逆性和环境适应性等精神品质，这些会消除家庭文化资本匮乏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并不会阻碍学生本科阶段的生涯发展，部分与第一代大学生相关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推断。

本研究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社会选择假设看似存在分歧，实则可以预测第一代大学生的学生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一方面，第一代大学生一路突破弱势家庭背景带来的种种阻碍，顺利通过中考和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保证了在接受本科教育时拥有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类似水平的学习能力和个人特质；同时，完成本科教育被中国家庭视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必要投资。因此，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多维资本获得水平成为学生本科阶段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背景下，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可能并不会阻碍学生在以多维资本获得水平衡量的、本科就读期间的生涯发展。另一方面，当面临毕业出路的选择时，即使研究生学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能否步入更高社会阶层，但家庭文化资本匮乏仍可能限制第一代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价值评价，也可能造成他们限于家庭经济资源而放弃升学。因而，第一代大学生身份更可能阻碍学生在以读研机会获得水平衡量的、本科毕业后的生涯发展。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基本没有关注到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生涯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因生涯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进而对第一代大学生生涯发展的刻画不够全面和准确。

据此，本研究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BCSPS）数据开展研究，从在校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和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两个阶段，考察第一代大学生身份是否会阻碍学生的生涯发展。本研究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将大学生的生涯发展划分为本科就读时期和本科毕业时两个时点，以更长期、全面地刻画第一代大学生的生涯发展；第二，BCSPS调查了学生的高考成绩，本研究通过引入该指标、剥离学生先天能力等个体差异，更加准确地揭示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生涯发展的影响。

生涯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本科阶段的生涯发展会影响日后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关注不利家庭背景是否会阻碍第一代大学生的学生生涯发展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高等教育过程的质量与公平。针对上述问题，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社会选择假设提供了两种可能的答案。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弱势文化阶层的代际复制主要通过以下四条路径实现：第一，弱势文化阶层的子女较难通过继承或模仿父母的行为和获得父母的学业辅导等方式获得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第二，弱势文化阶层的子女往往对传递优势阶层的仪态修养和价值观念的学校教育文化存在信息不对称、感到陌生，适应性更差；第三，弱势文化阶层的子女往往对接受教育持有较低的价值判断，缺乏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愿景；第四，文化资本匮乏的家庭通常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会限制子女关于是否继续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因此，通过前两条路径的影响，弱势文化阶层子女更可能无法获得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支持，进而就读期间的学业发展状况较差；通过后两条路径的影响，弱势文化阶层子女更可能不重视教育或限于匮乏的家庭经济资源，接受更低层级的教育。

相比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劣势在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匮乏的家庭文化资本可能会阻碍第一代大学生本科阶段的生涯发展状况。一方面，第一代大学生无法从父母处获得大学学习和生活的知识和经验，且入校后要经历文化场域和学术角色等多方面的实质转变，更可能感到冲突、不适应和自我怀疑，进而在本科就读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如大量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与教师课堂互动频次较低、课堂参与不积极、探究性和跨文化学习存在困难、学业坚持度较低、学业表现不佳，进而积累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体育比赛、志愿服务以及同伴交流等活动的频次较低，进而阻碍了积累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多维资本的机会。另一方面，第一代大学生或对研究生教育持更低的价值判断，或受到家庭经济资源的约束，进而在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如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更可能直接就业，选择继续升学的可能性较低，计划出国的可能性更低。

尽管如此，社会选择假设认为，每个教育阶段的选拔过程都会淘汰较多弱势家庭的学生，筛选出在学习能力和精神品质等方面都趋于同质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因此，随着不同教育阶段的逐步分流和筛选，通过层层选拔的弱势阶层学生因不利家庭背景受到的负面影响不断弱化。这一假设在中国情景下也得到支持，如唐俊超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不利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对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升学过程中入学机会获得的消极影响逐渐降低。

那么，根据社会选择假设，不利的家庭背景阻碍第一代大学生本科阶段生涯发展的可能性较小。第一代大学生虽然在家庭文化资本等方面处于劣势，但能成功突破家庭出身的限制，通过中高考等各类选拔，获得本科教育机会。在上述过程中，第一代大学生获得了良好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和学习动机，培养出较高水平的独立性、抗逆性和环境适应性，因此，他们本科阶段的生涯发展对家庭背景的依赖程度应该更小。事实上，一些研究证实了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多维资本获得上表现较好。如基于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的4461份问卷信息，郭娇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在读期间的挂科数、专业排名及奖学金获得状况都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无显著差异，人力资本积累上表现并不落后。Li等基于中国大学生数据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与学生的入党概率间无显著相关关系，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在政治资本积累上并不处于弱势。

本研究认为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就读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方面的表现会支持社会选择假设，而在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方面的表现则会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这是因为，经过高考筛选后，进入同所或同类大学的不同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上应该差异较小。加之，获得本科学位在中国社会具有高回报率，被中国家庭视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必要投资。因此，当掌握专业知识和具备综合能力等多维评价指标成为学生能否获得本科学位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时，第一代大学生会继续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参与学校综合活动，获得较高水平的多维资本，以顺利取得本科学位。然而，本科学习结束后，学生是否继续升学的抉择不仅受到学习能力的影响，更会受到家庭的干预和限制，后者的影响尤甚。如大量研究表明，更低的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会显著负向预测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意愿、实际升学机会和出国升学机会获得。那么，第一代大学生即使本科就读阶段获得了较好的学业成绩和综合发展状况，也可能因匮乏的家庭文化资本而未意识到接受更高层级教育的价值，或可能受到家庭经济资源的限制而放弃追求研究生教育，最终在本科毕业后升学机会获得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据此，针对第一代大学生身份是否会阻碍学生生涯发展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两项待验证假设。

假设1：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不会阻碍学生的多维资本获得，即在多维资本获得水平方面，第一代大学生不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

假设2：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会阻碍学生的升学机会获得，即在升学机会获得水平方面，第一代大学生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

二、数据及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该调查以北京市全部公办高校在校本科生为抽样框，分学校、专业和学生进行了三阶段分层抽样。自2009年起至2012年，北京15所高校的2298名2006级学生参与了为期4轮的追踪调查，动态呈现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成长经历。尽管该数据不是全国性样本，但是北京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有着众多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一个缩影。BCSPS调查了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学校综合活动参与状况和毕业后实际出路信息，为全面揭示第一代大学生的学生生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删除核心变量上有缺失的样本后，共有2058个样本进入后续分析。

（二）变量选择

1. 第一代大学生。学生问卷中询问了家长的最高学历信息，本研究将父母双方最高学历都在大专以下的学生界定为“第一代大学生”，将父母中任意一方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界定为“非第一代大学生”。最终，本研究中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样本分别有1047个和1011个。

2. 学生生涯发展。

（1）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将本科期间的资本获得划分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首先，人力资本通过学业成绩排名和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进行测量。一方面，由于学业成绩具有逐年累积性，大学课程主要集中在前三年，大三学业成绩可视为整个大学期间的综合成绩，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是大三时的学业成绩排名指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为剥离班级规模所导致的原始学业成绩排名不可比问题，本研究用实际排名除以班级人数后取倒数，作为最终的学业排名变量。该变量数值越大，说明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另一方面，获得专业资格证书被视为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因此本研究引入学生是否获得专业资格证书这一指标。其次，入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政治资本，因此本研究将学生是否入党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最后，担任学生干部是学生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因此本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是由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测量。

进一步，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的一些综合性活动，如主持学生课题等，需要他们投入大量的专业知识、实现小组合作协调、与各方人员沟通交流等，整个过程能够培养锻炼学生的各种技能，这也是当前高校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综合性活动的重要原因。因此，获得的综合性奖励和荣誉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生的资本获得总体情况，本研究将是否获得综合性奖励和荣誉作为学生本科期间多维资本获得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在后续分析中作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行呈现。

从表1对两类大学生本科期间多维资本获得的描述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上，两类大学生的差异不大；在政治资本和以综合性奖励和荣誉反映的多维资本获得上，第一代大学生显著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总体来看，相比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表现相对更好，这初步支持了假设1。

（2）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本研究的毕业后升学机会获得同时关注升学机会的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两方面。升学机会的数量获得由是否打算本科毕业后继续升学（即“升学意愿”）和本科毕业后是否升学（即“实际升学”）两个指标同时进行测量，这是因为升学意愿与实际升学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同时考虑可以增加后续分析的全面性。此外，由于海外留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普遍更具有竞争力，出国升学相比国内升学可视为更高质量的升学机会，因此升学机会的质量获得由本科毕业后国内还是出国升学指标（即“出国升学”）测量。

从表1对两类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升学机会获得的描述看，在升学意愿、实际升学和出国升学的可能性上，第一代大学生均明显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升学机会的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上均处于不利处境，这初步支持了假设2。

3. 控制变量。为更准确地回答研究问题，本研究纳入了学生个体特征及家庭背景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大学专业、分省标准化的高考成绩、学生主观自评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户口等反映家庭地位的指标。根据表1，相比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中男生占比更高，平均的标准化高考成绩更低，更可能是农业户籍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差，大学期间更可能选择偏向职业技术性、基础生产性的理工农医专业。综上，两类学生存在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和前期学业基础方面的差异，后续分析将剥离这些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

（一）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本科期间多维资本获得的影响

考虑到学业成绩排名是连续变量，是否获得专业资格证书、入党、担任学生干部和获得综合性奖励是分类变量，因此本部分将分别使用OLS回归和Logit回归进行估计。进一步，为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各回归模型中除放入学生及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外，还引入学校固定效应和生源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生源省份间和学校间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最终结果见表2。

基于模型（1）（2）和（4）的结果可知，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排名、获得专业资格证书和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上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类大学生本科期间获得了类似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模型（3）的结果可知，第一代大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说明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期间的政治资本获得水平显著好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因此，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水平不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假设1得到支持。进一步，模型（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期间获得过综合性奖励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再次说明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与学生多维资本获得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非常稳健。综上，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并未阻碍学生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水平，这支持了社会选择假设的基本观点。

（二）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本科毕业后升学机会获得的影响

由于升学意愿、实际升学和出国升学都是分类变量，因此本部分构建logit回归模型，估计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的影响，最终的估计结果见表3。

根据模型（1）的结果可知，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意愿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由于升学意愿和实际升学间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构建了以实际是否升学为因变量的模型（2），结果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实际升学的可能性同样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控制了升学意愿变量后显示，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与实际是否升学之间的负向关系不再显著，即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具备同等水平的升学意愿时，他们最终实际升学的可能性没有明显差异。综上，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不仅会对学生的升学意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通过削弱学生的升学意愿，进而负向影响其实际升学的可能性，这说明第一代大学生在获得更多的升学机会方面表现不佳。聚焦于实际升学的学生群体，构建以是否出国升学为因变量的模型（4）后发现，即使剥离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的影响后，相比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更可能国内升学，而非出国升学，这说明第一代大学生在获得更高质量水平升学机会方面表现不佳。

综上，在升学机会的数量获得水平和质量获得水平上，第一代大学生的表现都不及非第一代大学生，假设2得到支持。因此，第一代大学生身份阻碍了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这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区分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和不同专业的学生样本，再次估计第一代大学生身份与学生生涯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见表4。

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不同性别的学生样本中，还是在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学生样本中，抑或是在不同专业的学生样本中，均总体稳健地发现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水平不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但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水平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这与前文基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本科生涯发展阶段，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变化，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生涯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本科毕业后的升学获得阶段，而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阶段不会受到第一代大学生身份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并未阻碍学生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本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在以学业成绩排名和考取专业资格证书测量的人力资本获得和以担任学生干部测量的社会资本获得水平上并不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甚至在以入党测量的政治资本获得水平上显著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支持了社会选择假设的基本观点。第一代大学生在层层的教育选拔中不断突破家庭资源的限制，培养了较高水平的独立性、抗逆性以及良好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因此，他们本科期间的学业发展状况受到弱势家庭背景阻碍的可能性较小。

不过，上述研究结论与一些西方的研究发现存在差异。如Ernest等发现美国第一代大学生因家庭经济状况的约束，兼职时间较长，进而挤压了学习专业知识和参与学校活动的时间，最终阻碍了多维资本的获得。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虽然社会底层家庭普遍认为步入成年的大学生需要具备经济独立性，但这种观念也因国别文化而存在异质性。美国文化非常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且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费高昂，弱势阶层家庭往往不会为子女提供过多的经济支持，因而，高强度的在校兼职成为弱势阶层大学生的普遍选择，进而阻碍他们获得多维资本。与之不同，中国文化高度重视教育、强调集体力量且中国高校的学费远低于美国，贫寒家庭通过省吃俭用或借助于熟人网络的支援，也会努力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因此，弱势阶层学生进行长时间兼职的迫切性较低，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在校学习和学校活动的参与，最终在本科期间的多维资本获得上表现较好。

综上，本研究的结论与西方已有研究发现并不矛盾，反而是从不同国别样本上丰富了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研究，增强了对成长于不同国别文化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深入认识。

2. 第一代大学生身份的确阻碍了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获得。本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意愿、实际升学和出国升学可能性均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支持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很可能使得第一代大学生早早地打消了毕业后深造的念头，进而在实际升学机会获得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进一步，部分第一代大学生即使突破了不利家庭背景的限制而实现了读研升学，但在出国升学还是国内升学之间做抉择时，会再次受到不利家庭背景的约束而选择国内升学，出国读研的机会较难获得。因此，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机会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上都处于不利处境，较难获得读研升学的机会。

综上，社会选择假设和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适用性体现在学生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凭借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持续不断的努力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表现较为优异，但是在完成本科教育后追求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上依旧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与西方第一代大学生生涯发展较为艰难的普遍印象类似，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学生生涯发展也并非一路顺畅。

（二）建议

1. 继续鼓励第一代大学生入学后努力学习，积累多维资本。建议高校在强调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定期开展学生科研基金申请项目、创业大赛等综合实践活动，支持第一代大学生积极入党、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各类竞赛并考取专业资格证书等，充分培养自尊自信、与人沟通合作的社会情感技能，积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

2. 通过提供有关升学及其经济资助方面的信息支持，帮助第一代大学生提高升学意愿、获得更多的升学机会。随着研究生学历逐渐成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体面职业的准入门槛，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往往被视为本科毕业后更好的出路，出国读研学成归来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为此，建议高校定期组织如“优秀校友毕业出路经验分享会”等活动，帮助第一代大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更早地规划本科生涯，意识到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此外，高校需要定期了解大学生的升学意愿变动状况，对于有意向国内读研或出国读研的学生，向他们介绍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奖助体系、国外政府留学奖学金等的基本情况，并提供如何申请的信息指导，降低因不利家庭背景而阻碍他们继续追求学业的可能性。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如下留待未来研究验证的问题。第一，本研究的样本是北京公立高校的大学生，研究发现能否推论至全国范围还不得而知。第二，本研究的生涯发展限定为学生时代的生涯发展状况，对于更长期的就业状况未给予关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日后研究还需对更长时期、范围更广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比较分析。

作者

孙　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梁文艳，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　100875

《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5期“研究与探索”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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