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的纵欲风气：食色性也被淋漓尽致展现，通奸案层出不穷
披览有关北魏后期的典籍时，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便很容易发现当时盛行一时的纵欲风气。入主中原的鲜卑贵族人，在生活上带有明显的暴发户的特征，其来势之猛烈、程度之疯狂、危害之严重，令后人不得不发出空前绝后的感慨。不可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竟然还曾以此自傲，所谓“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正是这种心态最坦率的表达。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纵欲风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蓄女色，纵情声色；二是追求极大的口腹之欲的满足。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说，这两者都算是人的本能，古代圣贤早有言曰:“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是就此而言的。但在北魏后期，上流社会情欲的泛滥，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封建道德的规范。当时的王公显贵都竞相蓄聚美女，既可显示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又可放纵情欲。
史载，高王阳元雍就有“妓女五百，隋珠照目，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他“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饶吹响发，茄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其中有美姬修容、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火风舞》，“并爱倾后宫”，又有徐月华善弹箜篌，奏《明妃出塞曲》，“闻者莫不动容”。河间王元琛有“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其中有朝云善吹筬，“能为《团扇歌》、《陇上声》”。威阳王元禧“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服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以致“奴婢千数”。高阳王元雍甚至到皇宫中去抢宫女。当时各级官僚无不仿效，争相置妓，如薛真度“有妓数十，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他还曾挑了十多个女妓送给宣武帝。这些妓女在身份上属奴婢，可以随意买卖，她们多数有一定的特长，或唱或弹或舞，姿色动人，专供主人声色之娱。王公显贵拥有众多的美女，无节制地放纵情欲，不少人弄得身心交瘁。如李元护有“妾妓十余，声色自纵。情欲既甚，支骨消削，须长二尺，一时落尽”。这是一个纵欲致病的典型。
北魏上流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淡薄，性放荡之风盛行，各类通奸案层出不穷。孝文帝冯皇后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明帝时执政的灵太后胡氏，曾“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又与郑俨私通，“宣淫于朝”。权臣元叉则“姑姊妇女，朋淫无别”，并不断带妓女入宫淫乱。由于灵太后与元叉的放荡无行，世风日坏，史载：“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政，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门、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者咸以叹息矣”。如宣武帝时，恩幸赵修为其父送葬，“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
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性变态狂，如元愿平曾“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儿女)之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令人发指；又有崔延夏，“绝房中而更好男色，轻忿妃妾，至加棰挞，同之婢使”，典型的同性恋者。
这股放荡之风还波及到寺院，导致僧侣生活的堕落。一些贵族捐施尼寺，其中蓄养的尼姑不乏与他们奸通的，而贵族妇女信佛的也不少，往往借修行之名暂寄住尼寺，大纵情欲。如景乐寺“每至大斋，常设女乐，歌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天堂”。瑶光寺也是如此，所谓“天堂”，即纵欲求欢之所。由于上流社会与佛寺往来的日益密切，寺院生活趋于世俗化，丑闻不断。难怪元澄在神龟元年上书说：“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难。下司习而莫非，僧曹对而不问”；北齐人仇子陀更是痛斥佛寺“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土俗。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这说明北魏贵族社会的放荡之风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至于饮食，本是人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北魏王公贵族却以此做为纵欲的方式，夸奢比富，无止境地挥霍物质财富。如高阳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食必以数万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王超“性豪华，能自奉养，食必穷水陆之味”。当时贵族社会有游宴之风,相互品评。宣武帝元恪经常参加这类活动，曾命赵修设宴，亲临其宅，“诸王卿士悉从”。此风之盛，在明帝神龟年间达于极点，整个上流社会沉湎其中，难以自拔。
当时鲜卑贵族在饮食上主要吃羊肉、牛肉，喝奶酪，如元晖业“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汉族官僚则喜吃猪肉，洛阳东部汉人居住区的猪肉很畅销。而南朝降魏的士人“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饮鲫鱼驱，喝饮茗汁”。在归正里、金陵馆一带，他们自立巷市，多卖水产品，人称“鱼鳖市”。当时上流社会普遍喜食鱼，使其价格猛涨，以致“洛鲤伊纺，贵于牛羊”。当时洛阳的时鲜蔬菜、水果的需求量也很大，仅以寺院田庄所产水果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京师诸寺皆种杂果”，尤以城南龙华寺、追圣寺、报恩寺“园林茂盛，莫与之争”。其它如宝光寺“果菜葱青”；白马寺的甜榴和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而且“味异殊美，冠于中京”，人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还有文觉、三宝、宁远、报德诸寺的含消梨、承光寺的石榴、司农寺的枣与桃，都闻名远近，为贵族社会的奢侈品，没有他们的哄抬，怎么也不会出现“一实值牛”的不正常现象的。
与此相关的是酗酒成风。当时的王公显贵多是一些酒徒，如广阳王元嘉“好饮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无所顾忌”。其实世宗本人也嗜酒，常潜入北海王元详宅，“肆饮终日”。任城王元澄“终日昏饮”，齐郡王元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其妻禁之,“乃至盗窃”。其中还有人酗酒过度，弄得酒精中毒，风痹致残的。至于一般士人，也多酗酒成癖，如夏侯夫“性好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沽买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买略尽，人间债负犹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他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最终中毒而死。裴叔茂也好饮酒，“末年剧饮不止，乃至伤性，多有愆失”，成了一个神经病。
从一些记载上看，寺院中僧尼饮酒也很普遍。由于贵族官僚爱喝酒，喝好酒，从中鼓噪，推出了不少名牌酒，特别是洛阳刘白堕所酿的“鹤觞酒”，又称“骑驴酒”最有盛名，其它如河东的“桑落酒”等各类美酒也都很畅销。北魏的官手工业中也大量生产酒，以供应百官的赐酒、祭祀，正光以后，因国库空虚，“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这里所提供的“赐酒”一项所耗粮食如此之巨，其实这仅占全社会饮酒的很小一部分，整个社会的全部耗费简直难以估算。
前文对北魏后期上流社会的纵欲风气做了简单的介绍。这种风气的盛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北魏统治集团普遍沉湎酒色，导致其统治的迅速腐败，统治集团成员大多丧失了治国安邦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无止境的挥霍，造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耗费，各级官吏为满足其私欲，无不大肆贪污，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基础。所以尽管孝文帝改革一度带来了北魏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强大的国力，但自494年迁都洛阳后，仅过了二十多年时间，北魏便危机四伏、迅速灭亡了。这正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消费”。北魏王朝的命运正因如此风气，而加速了灭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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