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6日早上7点35分，天刚蒙蒙亮，一辆辆北京公安牌照的吉普车驶进了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随后，行动迅速的公安人员冲进7号院，成功将前不久刚搬到这里的一个名叫“计兆祥”的20多岁男青年抓捕。

与此同时，在北京公安人员和天津公安人员紧密配合下，吴兰（计兆祥的老婆）、计致玫（计兆祥的大姐）、计采楠（计兆祥的二姐）、沈德乾（计兆祥的大姐夫）、孟广鑫（计兆祥二姐的姘夫）等10名同案罪犯，也先后在京津两地落网。

当公安人员抓获计兆祥之时，他正和老婆酣睡在被窝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计兆祥惊慌失措，他穿着睡衣就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准备向房门外面跑。可是，还没等计兆祥从床上下来，就被公安人员摁倒在了床上。而躺在一边的计兆祥的老婆，则吓得惊慌失措，她用被子盖着自己的身体，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此时，计兆祥身体不断挣扎着，嘴里也不停叫喊着：“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带头的公安人员拿出一张逮捕令，对着计兆祥说道：“计兆祥，老实点，你被逮捕了！”

听到这句话，计兆祥冷静了许多，他顺从地被公安人员从床上拉了起来。这时候，计兆祥换了一副脸面，他笑着对公安人员说道：“同志，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可是好人啊，没干过违法的事情。”

带头的公安人员并没有搭话，他向同事们挥了挥手，示意把计兆祥和老婆押到院子里。当计兆祥和老婆被押出房间之后，公安人员开始了对房间的搜查。可是，公安人员翻来找去，床铺下面、柜子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找到计兆祥的罪证。

这时候，带头的公安人员环顾了一下房间里的布局，然后静静地看着钉在房间墙上的一幅装裱画。不一会儿，带头的公安人员笑着朝同事们努了努嘴，示意他们去看看那副装裱画。果不其然，当公安人员拆下那副装裱画之后，发现后面竟然有一个深洞。在深洞里面，公安人员搜找到了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底稿、左轮手枪、子弹等计兆祥的罪证。

当被押在院子里的计兆祥，看见电台、密码本等被公安人员从房间里面搬运出来，他顿时呆若木鸡，浑身不停地颤抖着。而站在旁边的计兆祥的老婆，则嚎啕大哭了起来，痛骂丈夫计兆祥悔不当初。

不久之后，在公安人员的严厉审讯，以及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计兆祥和同案罪犯对其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他们的罪行。至此，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计兆祥潜伏电台案宣布告破。

第二天，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来到了侦破此案的指挥中心。在经过一番部署之后，李克农拿出一封提前拟好的电文，命令案犯计兆祥使用被缴获的电台，用以前的作案手法，将电文内容发给其上级——大特务毛人凤。

李克农在电文中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毛人凤，你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什么本事？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发报人，就是你新提拔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可想而知，当大特务毛人凤看到这封电报之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么，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计兆祥潜伏电台案，是如何被公安人员侦破的呢？被大特务毛人凤刚刚提拔为少校台长的计兆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暴露的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49年12月初，毛主席计划访问前苏联。然而，在11月中旬的时候，中央情报部突然监听截获了一封密码电报。当工作人员对密码电报进行破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上面竟然是毛主席即将访问前苏联的情报。事关重大，李克农就此事迅速向中央作了报告，而毛主席当即批示说：“在我回来之前（指访问前苏联结束回国），公安部必须镇压了这个反革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亲自领导侦破此案。可是，办案人员当时掌握的全部案情资料，仅有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为“0409”的军统特务代码。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怎么办？杨奇清决定有的放矢，先从外部发往北京的银行汇款开始查起，因为潜伏的特务搞间谍活动肯定是需要经费支持的。

当时，杨奇清对办案人员说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在北京没有查到可疑的外汇，我们也不能因此心灰意冷。我想，潜伏的军统特务每天还在发电报，说明他们还在活动。有活动，必然需要活动经费。我们可以扩大侦查的范围，可以去天津、保定及北京附近其他能办汇兑的城镇去查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按照杨奇清的这个工作思路，侦查人员开始分头调查北京、天津等地的外汇情况。正如杨奇清所料，侦查人员很快在天津查到了一笔可疑的外汇。这笔可疑的外汇是从香港汇款给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的，取款人留下的落款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并留有计爱琳的手章印记。

侦查人员之所以对这笔外汇产生怀疑，原因有二：一是，既然是从香港汇款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为什么不直接汇款到北京？反而选择汇款到天津呢？二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银行账户的来往款项很可疑，最近来了一笔还没有取走的款项，这笔未取走的款项数额大得惊人，是前几次已经取走的汇款数额总和的好几倍。

因此，侦查人员很快对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进行了暗中调查。经过暗中调查，侦查人员发现，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是一家涉及投资领域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名叫司徒美堂，是一位爱国华侨。同时，侦查人员还查到了曾经到天津取款的计爱琳，这个计爱琳的真名叫计采楠。

计爱琳、计采楠，一个人使用两个名字。为了调查清楚此人的真实身份，公安部决定派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伪装身份打进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从内部了解一下此人的活动情况。不久之后，这位侦查员在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了解到，计爱琳的真名确实叫计采楠，她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没有担任具体的职务，而且很少在公司露面。

在调查了解的过程中，侦查员得知，计采楠将她的姘夫安排到了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工作。计采楠的姘夫名叫孟广鑫，此人仗着自己是关系户，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无故不来公司上班。根据一位公司职工的反映，孟广鑫经常不来上班的原因，是跑到计采楠的家里鬼混去了。

对公安人员来说，案件的线索是找来的，而不是等来的。因此，公安人员很快对孟广鑫进行了跟踪监视，并找到了计采楠在北京的住址——和平门外虎坊桥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在调查户籍情况之后，公安人员了解到这个大院的户主名叫沈德乾，身份是一个商人，目前经营着一家窑业公司。

同时，公安人员还了解到，沈德乾的老婆名叫计致玫，在旧社会当过窑姐，人际关系非常复杂。而计致玫有个妹妹，正是公安人员正在调查的计采楠。鉴于情况比较复杂，公安人员决定对沈德乾的大院进行监视监听。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公安人员就从沈德乾的家里，监听到了一个重大情报。

有一天，沈德乾和老婆计致玫因琐事吵架。计致玫在家中嚷嚷着丈夫沈德乾赶紧归还挪用的钱，而沈德乾则一再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还钱。可是，计致玫仍然不依不饶，甚至对丈夫沈德乾破口大骂。此时，沈德乾被逼急了，冲着计致玫说道：“你们那些钱从哪里来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如果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敢说出去，到时候你们谁也活不了！”

沈德乾的这句话，立即引起正在监听的公安人员的注意。公安人员不敢大意，立即将这个重大情报层层上报给了负责侦破此案的杨奇清副部长。此后，杨奇清副部长召开会议，大家对这个重大情报进行了充分分析。大家初步推测，计致玫的妹妹计采楠，就是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的活动经费收取人和保管人。

要想找到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看来必须从计采楠入手。案件有了实质性进展，让杨奇清副部长和办案人员稍稍舒了一口气。于是，杨奇清副部长决定，派出多名精干侦察员，对计采楠实施全天候跟踪监视，然后顺藤摸瓜，找到那个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

在跟踪监视计采楠的过程中，中央情报部又截获破译了一封密码电报，上面的内容是：“局座（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有令，0409，此次发送的情报价值极高，立下了大功。现对0409予以嘉奖，职务由中尉台长越级晋升为少校台长，并发放奖金300银元……”

从这封密码电报中，公安人员可以看出，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因为“立功”受到表彰，这同时也说明敌人到现在还没有察觉到危险。此后几天，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工作”更加卖力了，几乎每天都在利用潜伏电台来发密码电报。

面对如此嚣张的敌人，公安人员压力倍增，如果不能及时侦破此案，抓捕军统的特务，那么或许敌人就会掌握更多的有价值的情报。就在公安人员跟踪监视计采楠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计采楠在姐姐计致玫的家中打了好几通电话。此时的计采楠根本不知道，姐姐计致玫家中的电话，早已经被公安人员监听了。

公安人员监听得知，计采楠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邀约与她有联系的人，说是要于1950年1月5日在北海公园的一家餐厅聚餐，一起祝贺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嘉奖晋职。公安人员获取这个情报之后喜笑颜开，因为计采楠一伙人既然要聚餐祝贺“0409”军统特务嘉奖晋职，那么这个“0409”军统特务必然会到现场。

1月5日，十余名公安人员伪装成游客，在北海公园餐厅内外蹲守。到了下午7点多钟，计采楠一伙人陆陆续续来到了餐厅，他们在饭桌上推杯换盏，高兴得不亦乐乎。正当公安人员在计采楠一伙人中甄别“0409”军统特务，并准备实施抓捕之际，一个突然情况出现了。

只见，计采楠一伙人中的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突然站了起来，并快步走到计采楠的身边耳语了一番。紧接着，计采楠也站了起来，向聚餐的众人摆了摆手，这伙人就急忙四散离开了餐厅。

这个20多岁的男青年，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并判断其极有可能就是“0409”军统特务。事发突然，时间紧迫。公安人员只好暂时放弃抓捕行动，改为分头跟踪监视，重点跟踪监视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

公安人员尾随在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身后，只见他神色慌张地从北海公园后门走了出去，而且还有意绕了几个地方，然后坐上了一辆三轮车到达了豆角胡同33号院门口。男青年从三轮车上下来之后，还左顾右盼了一会，他并没有发现在不远处跟踪的公安人员，于是快速走进了豆角胡同33号院。

掌握了20多岁男青年的住址，公安人员一方面对其进行监视，另一方面加紧调查计采楠和20多岁男青年的关系。很快，公安人员有了重大发现，计采楠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就住在豆角胡同。这样一来，计采楠和20多岁男青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明确了，这个20多岁男青年就是计采楠的弟弟计兆祥。

那么，这个计兆祥是不是公安人员要抓捕的“0409”军统特务呢？在公安人员的调查过程中，计兆祥突然搬家了，他从豆角胡同搬到了磁器库南岔7号院。此时，公安人员非常紧张，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担心计兆祥警觉了，而是自从计兆祥搬家之后，“0409”军统特务使用的潜伏电台的大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而且潜伏电台的转移轨迹和计兆祥搬家的轨迹，大致相当。

公安人员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这说明计兆祥极有可能就是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后来，公安人员经过对周边住户的暗访，查明这个计兆祥在周口店窑业公司上班，而周口店窑业公司正是计兆祥的大姐夫沈德乾开的。

也就是说，计兆祥的二姐计采楠，是可疑外汇的取款人，是“0409”军统特务活动经费的保管人；计兆祥的大姐计致玫、大姐夫沈德乾因归还挪用特务活动经费的事情，在家中吵架，并说出了“要是被别人知道这笔钱，谁都活不了”这样的话；计兆祥在大姐夫沈德乾开的周口店窑业公司当小职员。这样一来，一切线索都指向了计兆祥。

为了进一步确定计兆祥的身份，公安人员想到了一个妙招——测量计兆祥家的用电量，以及用电高峰时段。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有三点。

一，如果计兆祥真的是“0409”军统特务，那么他肯定会用潜伏电台向外发电报。

二，如果计兆祥家的用电量超标，那么就说明他藏有别人家没有的耗电设备，即潜伏电台；三，如果计兆祥家用电高峰时段与监测到的潜伏电台发报时间吻合，那么则说明潜伏电台就藏在计兆祥的家里。

基于这样的侦破思路，公安人员开始对计兆祥家的用电情况进行测量。不测量不知道，一测量吓一跳，正如公安人员所料，计兆祥家的用电量比同一大院同等条件的人家高出了好几倍，而且计兆祥家的用电高峰时段，与监测到的潜伏电台的发报时间完全相同。

就这样，潜伏在北京当公司小职员，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计兆祥，因为用电超标而暴露了。至此，这个潜伏电台案的侦破工作，到了最后的收网阶段。1950年2月26日，负责代管此案的李克农，下达了抓捕命令。很快，计兆祥、吴兰（计兆祥的老婆）、计致玫（计兆祥的大姐）、计采楠（计兆祥的二姐）等10名罪犯落入法网。

与此同时，公安人员在计兆祥家，查获了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底稿、左轮手枪、子弹等罪证。不久之后，在公安人员的严厉审讯，以及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罪大恶极的计兆祥承认了自己就是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并如实交代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计兆祥，又名计旭，1926年出生于北平。1948年年初，22岁的计兆祥从北平特警学校毕业，进入军统特务组织（当时已改称保密局）中当中尉报务员。1948年11月末，平津战役爆发，计兆祥被军统特务陈恭澍选中，充任“北平潜伏电台台长”。此后，计兆祥长期潜伏于北平，刺探机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军统特务计兆祥伪装成周口店窑业公司小职员，潜伏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号，并在这里密设电台。从潜伏到被抓捕，军统特务计兆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然利用潜伏电台先后发电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达3万余字。

军统特务计兆祥的间谍犯罪活动，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比如说，根据计兆祥发送的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上午7时半，敌人派空军6架轰炸机对南苑机场实施了轰炸，共计投放炸弹30枚，炸毁我军飞机4架，死伤达24人。

在下令抓捕计兆祥等罪犯之前，李克农曾经说：“侦破此案意义重大，到时候我要去现场看一看，你们一定要通知我！”李克农对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潜伏电台案，是非常重视的。侦破此案之后，李克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还亲笔拟下了一段电文，命令计兆祥使用潜伏电台发给大特务毛人凤。这就是我们在前文说的那一幕。

1950年6月2日，潜伏在北京当公司小职员的军统特务计兆祥，被执行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而与潜伏电台案有关的其他罪犯，则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分别受到了严惩。至此，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计兆祥潜伏电台案，成功宣布告破！让我们向战斗在特殊战线上的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