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三大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在第一场歼灭战中已经沦为下风，再无回天之力，蒋介石虽心有不甘，但在儿子和众多学者的一并劝说下，已经做好了退守台湾的准备。我军解放问题也已经落脚在了“和平解放”的点上，我党接管全国只是时间问题。

自古以来武将安邦，文臣治国，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明白这个道理。蒋溃逃之际，不忘苦口婆心，带走一些人，人称“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我党高瞻远瞩，在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就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等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史称“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响应这个号召，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共商国是。

蒋介石恼羞成怒，见部分贤达铁了心要走，就以威胁、暗杀等卑劣手段组织各界顶尖人士进入解放区。他还指示了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制定最后的“抢救”计划。

其中，在傅斯年草拟的学人抢救名单中，有汤用彤、饶宗泰等院校负责人，有杨振声、罗常培等学术名人。其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胡适，当时身为北大校长且身兼国民党要职，是“抢救计划”第一人，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校长是蒋拉拢的重点人物。如果有能够抢救出来的人，就先去南京，再转台湾，或者直接转送台湾。

我党早已看破蒋的诡计，在周总理带领下，李克农、华克之等通过地下党组织在上海、香港等地做好知名人士的工作。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派专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第一次，胡适稍作了拒绝；次日，蒋两次电报催促胡适飞往南京，并再派两架专机飞抵北平，声称梅贻琦、陈垣、陈演恪、毛子水等著名学者都在计划当中，胡适才决心要走，值得一提的是，胡适让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走，遭拒。

其实，在蒋介石争夺胡适时，我党也在极力争取，西山广播电视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我党保证解放北平后，胡适还是北大校长。毛主席也通过朋友口信转告胡适：只要不走，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也是他的。但是，胡适无动于衷。15日，胡适和陈演恪等人一齐乘坐专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16日，蒋介石设宴为其接风。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也是胡适的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并且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为表示对胡适的破格尊敬，特意备酒贺寿。

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24名知名学者飞离北平，刚一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任命梅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只是上任不到十天，梅便辞职离去。

胡适和梅贻琦南下后，汤用彤被选为北大校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

其实当时大部分学者已经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所以并没有太多人愿意乘机南下，胡适到达南京后也曾安排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友，而走下舱的只有寥寥几人，据说胡适当时痛哭了一场。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只得停止了用飞机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胡适也没有如蒋所愿为他撑起“一片天”，次年年初便去了上海，4月去了美国。蒋继续动员梅贻琦“入阁”，梅屡次婉拒，随胡适一同去了美国，1958年，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成，梅在台湾任校长。

陈演恪当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悄悄去上海，找到了陈序经，表示自己想去岭南大学任教的心愿，陈序经当即同意，为他安排。1949年1月，陈演恪举家迁至广州，此消息轰动一时。蒋也没有放弃对陈序经和陈演恪的劝说，派杭立武来到陈序经的家，许下承诺，只要陈序经能劝说陈演恪先去香港，就给陈演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就抢说：“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无奈离开，新中国成立后，陈演恪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不懂政治，被蒋笼络至南京后，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正在迷惘之际，南开校友来信说，周恩来是不会让老校长流落海外的。张伯苓喜出望外，婉拒了蒋在重庆的三次相邀。蒋飞离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回来一次，还为先生留下了一架飞机，说几时想走就能走，但这架飞机迟迟并未起飞。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乘机北归。

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更是在蒋提出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后，直接拒绝，而后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明面上应承下上海秘书长一职，实则保护了遭到国民党军连番轰炸的上海工矿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身兼数职，被我党重用。

除此之外还有竺可桢、吴有训等人，都选择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在党的号召下，北上解放区的各界知名人士源源不断，81名院士中跟随蒋介石赴台者只有9人。正是这些顶尖人才的留下，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