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吉林省就有先进知识分子和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并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创建了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吉林人民率先抗日，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联先烈就壮烈殉国在吉林大地上。吉林是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和前沿根据地，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三季攻势等重大战役都在吉林展开，吉林人民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吉林省妇联、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巾帼志愿者讲党史》栏目，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吉林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引导全省广大妇女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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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长春大学学生 于润晴

奉系军阀的黑暗统治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篡夺，近代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直接统治东北地区的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1912年9月，绿林出身的前清奉天省巡防营后路统领张作霖，因投入袁世凯的怀抱，被任命为奉天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此后，张作霖一方面争取日本侵华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取悦于袁世凯，于1916年4月挤走奉天督军段芝贵，升任奉天将军兼代理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6年，日本寺内内阁为把张作霖扶植为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代理人，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于是，张作霖在巩固了奉天的统治后，先使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当上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进而谋求夺取吉林的军政大权。1918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为他称霸东北创造了条件。为了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张作霖曾两次要求北京政府撤换孟恩远，甚至收买和鼓动吉林、奉天的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孟恩远的秕政问题。但北京政府两次将孟调离，均遭吉林军政界的反对和孟的拒绝，吉、奉两军一时剑拔弩张。为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宽城子事件”。1919年7月19日，日本人船津不顾哨兵阻拦，强行从宽城子北部吉林军驻地（今长春二道沟）通过，引起相互撕打。船津即向日本兵营求援，日本军队遂冲击吉林军驻地，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日本大举向长春调兵，要求吉林军撤出长春30里，迫使孟恩远下台离开吉林。至此，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实现了东北地区的“统一”，成为称霸一方的“东北王”。

在张作霖“统一”东北的过程中，奉系军阀和各派军阀为了解决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和满足军阀体系中大小官僚的穷奢极欲，千方百计地增捐加税，残酷地搜刮人民。如除原有的捐税外，又巧立名目，增加车捐、亩捐、商捐、肉捐、菜园捐、牲畜捐、戏票附加捐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为了扩大税源，学生填写入学志愿书、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结婚等都要纳税。甚至提倡种植、吸食鸦片，以便既满足军费开支，又可使大小官绅从中渔利。鸦片的泛滥，不仅榨取了人民的财富，更摧残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大小城镇中，因吸食鸦片而流落街头、形容枯槁、抛尸沟渠者比比皆是。

大量发行纸币，是军阀当局搜刮民财的重要手段。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开设了多家印刷所，昼夜印刷纸币。1913年，奉票发行额已达千万元，1924年增加到5150万元，10年间增加5倍。民国以后，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官帖数量也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孟恩远在与张作霖的争斗中为巩固自己督军的地位，不断扩充军队，购置枪械，军费开支巨大。因此到1918年，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官帖已达5亿吊，33吊核1元现大洋，兑换比例比清末增加7倍左右。因奉票、官帖极度贬值，造成物价一日数涨，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通过丈放官庄、官荒、蒙地以及清丈土地搜刮民财，是军阀黑暗统治的突出表现。所谓官庄，是指清朝王公贵族的庄田、宗田旗地，是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王公贵族凭借特权获得的土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后，官庄的壮丁、佃户有的“抗租不交”，有的将所耕之地夺为己有。不少王公贵族以变卖土地为生。1915年，奉天当局改由官地清丈局主持丈放，所收地款2成拨归国有，8成收归据地王公。丈放官地，既是对壮丁、佃户的反攻倒算，替满清王公夺回土地；又是奉系军阀的一次搜刮，名曰收归“国有”的地款，实则尽入军阀官僚之手。官荒为国有荒地。各级官吏借丈放这部分荒地之机，从中渔利。1914年，《吉林全省放荒规则》规定，按土地位置不同征收地价各异。沿省界之地，上则每垧征收吉洋2元，中则每垧征收1.5元，下则每垧征收1元，最下则每垧5角。腹地，每垧分别征收1至4元不等。各级官吏便利用这种并不明晰的地价规定，任意抬高地价，中饱私囊。蒙地主要指内蒙古地区东部的土地。对这部分土地，早在清朝中叶就开始开发，清末取消了封禁政策后大量开放。1915年，蒙地的开放权从蒙古王公转入地方政权，使各级军阀、官僚既能谋取更多的土地，又可从土地的承租权中获利。仅1916年，张作霖就强迫开发达尔罕王旗辽河南北沃土4000余方（每方45垧）。张作霖以下的大小军阀纷纷效仿，广占良田沃土。军阀、官僚、资本家占了大量交通便利、土质肥沃的土地后，便抬高地价、地租，使得贫困农民无力租种土地。与此同时，军阀当局还利用“清丈”土地之机，勒索农民。清丈土地的官吏，对行贿的地主“以多丈少”，对无钱行贿的农民则“以少丈多”，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与此同时，奉系军阀穷兵黩武，连年进行军阀混战，耗资巨大。为转嫁这笔巨额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政府一方面将“奉票、哈票的准备金尽数拿去充作战费”，同时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仅从1927年1月至1928年1月，奉票的发行总额就从32亿元增至47亿元，“使奉票暴落每四十五元值现洋一元，哈票暴落每一元五角值现洋一元”，物价也在这一年中上涨三四倍。另一方面大肆掠夺农民的血汗，随意向农民摊派各种捐税，如田赋税、地丁税、垦务税、升科税、印花税、车捐、马捐、爬犁捐、警甲捐、自卫捐、卫生捐、屠宰捐、道路捐、兴战费、抽丁费、慰安费等多达几十种。加之1926年以来，东边道地区连年大旱，庄稼歉收。1927年，通化收成只有三成，临江仅有二成。这些天灾人祸，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难以生存。东边道地处山区，山高林密，便于土匪出没，土匪活动一直比较猖獗。随着奉系军阀政府统治的日趋黑暗，上山为匪的兵痞、破产农民越来越多。这些土匪打家劫寨，攻城掠镇，奸淫抢夺，绑票勒索，广大农民深受匪患之害。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在北京用绞刑残酷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使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

本文摘录自《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 第一卷》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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