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经过一夜长途客车的颠簸，天亮时终于到达武汉。在武昌火车站买完转乘的火车票，三个出差的大男人悠闲地踱出售票厅，来到广场，很快被一个小女人打翻在地，差点爬不起来。
发现需要一个塑料袋，就问广场边的水果店，“买你一个塑料袋要多少钱？”“我送你们一个吧，不过我们做生意收了好多零钱，你们帮我换成整的。”女店主笑容可掬。我们互相看了一下，“好吧。”正好我们也要用零钱。“要换多少？”出差的公款由我保管着，“两百。”我掏出了两张交给她，同行的同事，倪和郑，一左一右在一旁注视着，女店主瞅了瞅又抖了抖整钱，从柜台下面柜子里翻来一沓十元纸币，麻利地点了起来，看着数了十九张还带一张壹佰元纸币，她递给我，我本能地用手去接，她迅速抽了回去，“不对不对，这张不能给你。”我们又继续看着她的手像点钞机似的点了两遍，“这回对了。”我收好零钱装入钱包放进了上衣口袋。
走着走着，倪疑惑地说：“她找我们换钱的目的是什么？无利可图的事她为什么要做？而且一般都是整钱需要换零钱。”“我也觉得不对劲。”郑在一旁补充，倪更肯定了：“你不相信现在把钱包掏出来看看，保证不是两百了。”我打开钱包重新清点，呀！只有一百一十块了。我们仨面面相觑，你不也看着吗？你不也看着吗？“报警吧。”我无奈地说，他俩却不以为然，“过去就算了，上哪找啊？九十块钱我们平摊，一人补三十。”倪看着我们说，郑更是对警察不信任：“这是人家的地盘，警匪一家哦！”“不行，上火车不还有段时间吗？我来处理。”我回复道。
99年时，武汉的路边不乏公用磁卡电话，而110这样的紧急电话是不需要插卡的，我报了警。走过小路的对面，和他俩一起等候。约摸过了20分钟，警车直接开到了电话亭，我向下来的警察招招手，“在这里，是我报的警。”警察过来先把我一冲：“你在哪报的警就在哪等着，不要乱走！”略作登记，警车把我们仨送进了火车站派出所。
向车站派出所民警交代完了后，110民警开车走了。只见这位四十开外的派出所民警朝接待大厅的座位指了指，“你们坐这里等一会儿。”然后火急火燎地跑进隔着大玻璃窗的办公室，抓起电话用难以听懂的方言叽里咕噜一番，我并没有坐下，目光随着他的动作转移。好一会儿，通完电话，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并没有搭理我们，尽管我时时朝他看。接下来，他刷起了牙，又端了盆水洗脸，完了呢，吃起了早点，吃完了呢，燃起一根烟走进里屋，好像忙起了别的事，而别的警察更不会搭理我们。
“走吧！走吧！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倪起身拉我，郑也跟着出了大门，我们来到院子，“不就九十块钱嘛，我们分摊，不能没有脸色啊，这不摆明了不想管嘛！”倪边走边说，这时，门里传来了鄂版普通话“喂！你们怎么走了啊？事情还没处理呢！”那个警察站到了门口，我们差不多异口同声：“我们等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处理，我们还要赶火车呢！”“我们这就去，我安排个人陪你们去。”他喊了个协警模样的人，带着我们来到了火车站广场，来到了换钱的水果店。笑容可掬的女店主笑得更灿烂了，离多远就嚷嚷：“我一直在找你们哟，你们走的时候我喊你们也没听见，钱一直放在水果上，你们自己忘拿了！”我冲协警苦笑一下：“你相信她的话吗？”“好了，钱找到就算了，你们是旅客，我们当然相信你们了。”协警圆着场。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火车站公安派出所却把它当作摇钱树。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合肥火车站的表面上是暗娼和皮条客，实为抢劫团伙的一部分，到上海火车站的不分男女老少，像念经似的“发票，发票，发票……”从旅客身边穿过，这回儿在武汉，要是急着赶火车，钱就没办法找回来了。
201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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