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类型的政党,甚至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几种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不仅在该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对各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和内外政策走势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政党外交就如同一个个体需要朋友,需要同他人打交道一般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自建国以来经历了许多波澜,细观中国今年的外交表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是一贯的僵硬旧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刚柔并济,是谁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设想呢?那便是人民的超级外交家——钱其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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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

中国外交发言人制度第一人

钱其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1928年1月出生于天津市,为上海嘉定人氏。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斯人已逝,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及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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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英雄,钱其琛看过民族的悲哀,对于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生活深有体会,青年时代接受革命思想启蒙,立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钱其琛1955年担任驻苏联使馆二秘,开始在外交战线工作,之后分别担任了外交部部长、主管外交的国家领导等职务,半生都在与外交工作打交道,是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可谓是新中国外交当中的一个泰斗级人物。

1954年,那年他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初为人父的他远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他一直在为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建交付出努力。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付出了青春和心血,即使有挫折和磨难,他也仍然坚持原则、意志坚定,对于自己的初心没有丝毫动摇。1972年,他再次被派驻到苏联,担任驻苏联使馆参赞。

后担任外交部部长时,正是国际形势多事之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同时,也面对着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钱其琛带领外交队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捍卫国家利益。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面对态度坚决的钱其琛,前者在言语之间虽然仍充满对中国的攻击,但是也明确承认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所拥有的的绝对主权,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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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

由此,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老外交部主楼发表了著名的“三句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场没有座位、没有提问、只有“三句话”的不正规新闻发布会,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钱其琛开创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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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中苏交恶的日子逐渐成为过去。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动荡局势,钱其琛努力积极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2年冬,于叶利钦会面谈话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在外交外交谋和平、交朋友的过程中,钱其琛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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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访华。然而这次访华美国别有用心。在莫须有的关押名单风波被钱其琛指出是编造之后,美方又提到mtcr(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不仅要中国当时同意mtcr规定的参数,更要求我方立即给出指导方针并给出承诺。

面对着美方的刁难,钱其琛表示不同意,致使对方拍桌站起威胁我方表示不谈了。然而面对美方的强硬,钱其琛表现得更为淡定,带领一帮外交官员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只处变不惊地看着对方。面对这个局面,美方只能再次坐下重新谈判。

外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各个国家多方的刁钻问题,钱其琛总是不慌不忙,坚定地表明我国立场,将我国对外政策的把握和从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面对诸多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坚决反对那些持枪凌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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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钱其琛分别访问了伊拉克、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希望将我国对于解决海湾危机问题的原则和立场立场表明,要求伊拉克不再破坏国际法准则,从科威特撤兵。

当今世界逐渐融为一个大整体,和平是主旋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局部战争都将对世界的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反对战争是从世界的稳定角度考虑出发的。即便最后没能阻止海湾战争的爆发,钱其琛到了最后时刻却也仍然做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

在积极推动中国继续同各个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时,钱其琛坚决贯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在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前提下,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实现了中国印尼复交、中韩建交,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赢得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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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贡献

1998年4月,钱其琛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由于历史问题的遗留,对于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的特殊性,他积极贯彻中央的决策,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以及“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台湾问题上,对于台湾与港澳的不同情况,钱其琛特别提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台湾将会实行相比于港澳两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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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某些台湾分裂势力企图从中作乱的行为是没有出路的。即使这条道路还在行进道路中,国之我辈也仍然会坚持初心继续努力。

除此之外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侨务工作。他指出,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他要求侨务部门要热心为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保护海外侨胞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另外,他非常重视旅游工作。在分管旅游工作的10年间,我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国民经济快速飞涨,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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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永留人心

从国家领导人的岗位退下来后,钱其琛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个平易近人的老者在回忆录《外交十记》中的序言中写到:“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朴实的言语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钱其琛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据多位外交部官员回忆,钱其琛做市纪委细致认真,遇上工作的事情就特别拼,几乎从未听说他休假过。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曾跟钱其琛出访过拉美。据其回忆,他们在一次前往玻利维亚时,由于当地海拔较高,钱其琛出现了高原反应,心率非常快,几乎每分钟超过120次,即便面对身体的不适,他仍坚持参加了所有的工作安排。

“在我印象里,他工作都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徐贻聪说。

在钱其琛晚年的时候,曾经谈到过同为外交官的周总理的外交风格。他说:“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间,还能够非常丰富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策略。”

这一点,钱其琛也学到了精髓。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为了中国外交而奔波,努力将国家的声音讲出,他在很多时候,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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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钱其琛同志身上可见一斑。而从他自序地简单的一句话中,我们似乎也能够体会一丝半点这位半生执笔从政的老者的心情。

一生为了国家,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临到退休终于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朴素的希冀中流露出些许心酸。

褪下一层光芒后,钱其琛也只是一个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普通人,如今虽然先生已逝,但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外交形象却深入人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