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日,10岁的娜塔莎·卡姆普什气冲冲地独自出门上学。
前一晚,已和母亲分居的父亲带她出去玩,送她回家晚了。
母亲为此大发雷霆,母女俩大吵了一架。
出门前,娜塔莎故意不和妈妈说再见,而母亲曾说“永远不要在争吵后负气离开,因为我们中的一个人可能会出事,那样我们就永远见不到对方。”
谁知,一语成谶。
上学路上,娜塔莎远远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辆白车旁,神色异常。
她有种不祥的感觉,身体却还是机械地往前走。
慢慢地,她离他越来越近。
突然,男子伸手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了车里。
一切来得这样猝不及防,以至于她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在车上,绑匪威胁她说,想要活命就闭嘴。
年幼的娜塔莎惊慌不已,只能乖乖照做,停止了一切反抗。
车子很快停了下来,绑匪把娜塔莎包在毯子里,扛到了一个房间里。
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地牢”,在一个约莫5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张木床、一个马桶和一个洗脸池。
地牢的出入口除了被2个保险柜式的大门牢牢锁住,还堵上了一个沉重的柜子和车胎。
被堵住的地牢出入口
一个10岁的女孩想要逃走,简直难如登天。
娜塔莎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将持续8年6个月。
地牢里没有灯,“陪伴”她的只有各种各样的虫子,身处黑暗的娜塔莎十分绝望,起初她不知道绑匪为什么绑架她,为财?为色?
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绑匪要的是一个完完全全臣服于他的奴隶。
很不幸的是,娜塔莎正好遇到了他。
此后,绑匪便一步一步开始了他的“奴隶养成计划”。
他抢走了她的书包,烧到了她的衣服鞋子,消除了娜塔莎之前的所有痕迹。
他在地牢里装了电灯,同时装了一个定时器,以控制灯的开关。
灯开,娜塔莎便会很开心;灯灭,她便很沮丧。
他给娜塔莎送饭,却从不按时定量,也不让她吃饱。
有时,娜塔莎饿到饥肠辘辘,感觉即将死去时,绑匪便会给她送来饭菜,让她得以活下去。
他有时对娜塔莎“很好”,给她买零食、讲故事、玩游戏,还教授她知识;
有时又对她极尽暴力,把她的头发剃光、拳打脚踢,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一周被打了200多次,而到了娜塔莎12岁时,她开始遭到了绑匪的性侵,还被要求半裸着做家务。
遭遇到如此非人的对待,支持娜塔莎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父母会找到她。
但绑匪一直告诉她,她的父母根本不爱她、不关心她,她失踪后,她的父母根本不伤心,甚至不愿意为她付赎金。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在娜塔莎失踪的当天,母亲便开始急切地寻找她,并且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警察非常重视,出动了大量警力、警犬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以及大规模的信息收集。
很快,他们找到了目击者。
一位小女孩看到了绑架过程,但她只记得白色货车,绑匪样貌、车型号、车牌号等等,她一概不知。
于是,警方对当地1520辆白色货车的车主进行了排查,其中也包括了绑匪。
警方曾来到了绑匪的家中,对绑匪进行了询问,拍了车子的照片,记录了一些信息后,便离开了。
那时,他们离娜塔莎是那样的近在咫尺。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警方依旧没有没有任何进展。
所有人都认为娜塔莎已经死了,甚至坊间开始传闻,是娜塔莎的母亲杀害了亲生女儿,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失踪案,因为女儿妨碍了她的新恋情。
可怜的母亲既要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又要承受舆论的压力,但她依旧不解释、不放弃,坚定地认为女儿一定会回来。
每年,母亲都会去警局询问情况,也都会在女儿生日当天,为她做生日蛋糕。
娜塔莎的母亲
但这一切,娜塔莎都并不知情,在绑匪反复地洗脑下,她的信念渐渐瓦解了,认为父母已经放弃了她。
娜塔莎尝试过自救,她曾跑到窗户边大喊,但换来的只是又一顿拳打脚踢;
极度绝望时,她几度尝试自杀,但都以失败告终。
慢慢地,娜塔莎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在与绑匪日以继夜的相处中,她已然找到了方法,变得越来越顺从,和绑匪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跳舞,绑匪乐在其中,他坚信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女人。
娜塔莎开始被允许踏出房间,走到花园里,去感受微风和阳光;有时,绑匪还会开车带她进城,去购置物品。
绑匪的戒心越来越低,娜塔莎逃出生天的机会便越来越大。
2006年8月23日,娜塔莎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
娜塔莎在院里洗车,绑匪就在旁边监视,突然一个电话进来。
由于吸尘器的声音太大,绑匪便走开接电话。
此时,娜塔莎正好看到花园的门没有上锁。
于是,她将吸尘器开到最大,之后便毫不犹豫地狂奔出去。
她竭尽全力地奔跑,心脏狂跳、手脚发抖,但她一刻也不敢停下。
娜塔莎逃跑的小路
终于,她得救了。
这桩历时3096天的绑架案终于告破了。
绑匪是一名电信工程师,名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一个普普通通的资深宅男,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竟会是绑架女童的“变态”。
正当全世界都在等待着对他的审判时,沃尔夫冈平静地躺上了火车的铁轨上,血肉模糊。
绑匪死了,娜塔莎自由了,但她却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8年6个月的囚禁,在她的内心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在刚逃出来的那几天,娜塔莎心绪十分不稳定,面对久未见面的父母,她却拒绝与他们团聚。
即使在后来,她与父母经历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见面后,她也不愿与父母再生活在一起。
她对所有人都产生了不信任感,包括自己的父母,却唯独对沃尔夫冈,这个曾经暴虐她的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当听到绑匪去世的消息后,她痛哭了一场,后来一直随身携带着沃尔夫冈的照片。
她甚至在几年后,买下了绑匪昔日的房子和车子,重新住回了那个曾经囚禁她的地方,她说“这曾经是我的家!”
在她的自传《3096天》中,她对绑匪充满了同情,认为“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邻居、儿子、孙子….他做这一切,我都原谅了他......他也不能控制他的人生......他是如此地脆弱,以至于将绑架视作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真的让我为他感到怜悯和同情。”
娜塔莎的这一切反常的行为,被心理学家诊断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
这种“情结”的产生,是由于人质的生死曾操控在劫持者手里,一旦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娜塔莎能否走出心中的“牢狱”,便要看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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