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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敦煌约1800公里，今日搭乘高铁，11小时即可到达。若坐飞机，则只需两个半小时。但在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的古代，官员僧侣沿驿道出行，则需要约40到60天。即便是军情急报，快马八百里飞驰，至少也需要8天才能到达长安。距离，是古代历史上各大帝国都必须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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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邺架轩沙龙请到两位著名古代世界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与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围绕晏绍祥新书《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展开，聊聊距离与古代帝国的治理。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速记

晏绍祥：古代世界有一些范围比较庞大的国家，比如汉朝的东西距离将近4000公里，南北大概是5000多公里。这么大的范围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不是问题，尤其是高铁制造出来之后，从北京到广州，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是8个小时。可是在古代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波斯的情况我们相对清楚，因为有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他说，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到波斯帝国的行政中心苏撒（在今天的伊朗高原上），如果一个人步行，正常情况下需要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达。3个月是什么概念？信送出去，到苏撒后由专人呈送给波斯国王，等他看到后再跟大臣们商量商量，然后把命令发回去，一来一回可能半年就过去了。

罗马帝国东西距离是5000多公里，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到东边的幼发拉底河，大概是5400多公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古代的数据，比如从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走海路的话正常需要15天，走陆路时间更长。从罗马到亚历山大里亚大概也需要七八天，还是在顺风的时候。走陆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需要走一个月。

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交通、通讯特别方便的时代，往往不会太多留意古代这些庞大的国家，当它们想控制地方的时候所面对的交通、通讯距离上巨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有时候会直接地影响历史事件的走向。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派了一支舰队去进攻雅典，在马拉松被击败了。据说大流士当时暴跳如雷，因为之前没吃过败仗。这位波斯大王说，我一定要报复。于是他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征兵动员。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人光征兵就用了三年时间，因为帝国范围太大，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得用很长时间。这里希罗多德的描写很形象，他说“亚细亚骚乱了整整三年”。三年后，大流士把军队动员起来，准备进攻希腊，但就在这时，埃及暴动了。埃及当时已经被波斯征服，成为帝国行省之一。这里对波斯而言比贫瘠的希腊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粮仓，我们相信它也是波斯帝国重要的税收来源。

大流士准备先平定埃及。他先把军队集中在今天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准备穿过西奈半岛进入埃及。因为军队规模太大，有几十万，没办法通过海陆运送，所以他还是选择从陆路进入埃及。这又花费了很长时间。非常不巧的是，大流士刚刚把军队准备好，自己就病故了。他的儿子薛西斯登基后，好不容易用两三年把埃及平定了，才想起还得去打希腊。就在这期间，雅典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地米斯托克利说服雅典人建造了一支有200条战船的庞大舰队。以前雅典没有舰队，只有六七十条船，像公元489年进攻帕洛斯时的那些。这些船其实是运兵船，不能叫舰队。

萨拉米斯海战希腊人大获全胜

等到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终于可以进攻希腊时，雅典的舰队已经建起来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雅典的这支舰队，萨拉米斯战役还能打赢吗？大概很难。当时集中在萨拉米斯的希腊舰队有380多条船。雅典人后来很得意，说我们提供了希腊舰队的大多数船只。如果大流士当时能够很快征兵然后回去打希腊，那结局可能就非常不一样了。因为距离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整个历史事件的不同走向。

古代的大国，要克服距离带来的挑战治理国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学界有一个习惯，就是常把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连在一块。现在专制主义提的相对较少，但是中央集权还是经常提的。但是实际上，对于古代的帝国而言，中央集权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距离问题。北京大学的彭小瑜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叫《由刑法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其中有一个重要论点：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要到近代以后才能实现，而且往往是在民主国家才能实现。在古代，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和观念层面的，在政治实践中不太容易做到。

就罗马而言，即便是在帝国时代，地方治理的基本单位依然是城市，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不太管。所以罗马帝国官僚体系的发达程度，跟古代中国比还差得很远。实际上到2世纪时，整个罗马城的官员大概只有100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些组织节日表演等等的官员。一个行省内连总督在内的大小官员可能也就十来个人。整个官僚体系可以说是不太发达的，职业的官僚数量很少。罗马帝国时代，城市里很多时候是少数富人掌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寡头制。这些人相互之间会有争斗，意见不合需要仲裁时，就要找总督。总督如果决定不了，再请示皇帝。

古罗马塞维鲁凯旋门遗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普林尼总督给皇帝图拉真的书信。小普林尼在当时的比提尼亚当总督，就是今天黑海海峡旁边，他的信送到罗马要一个月。到罗马后，信件被交给皇帝，然后由皇帝的秘书班子来回信。图拉真跟小普林尼关系比较好，有时候图拉真也会自己回信。命令回到比提尼亚可能两个多月过去了，小普林尼再把指示传递到自治市。事情的解决总共需要大概三个月。有人分析说，很多时候，总督只是把请示皇帝作为拖延的借口，随地方去吵，懒得管理就说我决定不了，去请示皇帝，等指示回来事情也过去了。

波斯帝国不太一样。波斯的总督是由波斯大王直接任命的，国王对于总督来讲是绝对的主宰。但是总督在处理地方事务时还是有很高自主性的。波斯有二十多个总督，波斯大王没办法每天盯着他们。总督跟地方更基层的共同体，基本上都是按照习惯处理事务的。比如希腊人城市米利都，有一段时间处在波斯统治之下，权力斗争非常严重，最后米利都人自己受不了了，就请来帕洛斯人仲裁。仲裁的结果是，把管理城市的权力交给“会种地的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总督并未出面。相比之下，秦朝可能管得比较紧，权力一直渗透到乡里。但汉代，至少在汉武帝之前，每个郡守在地方事务上还有较大的自主性，官员更换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总体而言，古代这些庞大帝国的治理，更多的是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而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图拉真，安敦尼王朝第二任皇帝，罗马五贤帝之一

张绪山：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容易概念不清。要谈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专制主义”。现在有种说法，称“专制主义”是外来的概念，不是本土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像侯旭东老师的一篇文章，叫《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专制主义”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的发明，它来自西方，不是中国原生的概念。据我理解，“专制主义”概念的关键是“专”。“专”是什么？垄断，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个层次是皇帝垄断，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不与他人分享权力。这不是说他完全不按法律行事，而是说他不想遵守法律的时候，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第二个层次是家族垄断，核心权力的传承垄断在神圣家族手里，靠血缘传承，其他人不得染指。第三个层次，进入统治阶层的官员享有不同于老百姓的权利。这也是“专”，范围大一些。而且官员阶层的垄断与皇帝和神圣家族的垄断不一样，是有等级的。“专制主义”的关键，在于前两个“垄断”。

“专制主义”的概念最初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描述波斯的。亚里士多德对东方的理解只限于波斯，他根据波斯的制度跟希腊城邦制度的区别总结出“专制”的概念。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学理的问题——他总结的概念，我们是否可以用？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谁首先提出或发明了这个概念，而是概念的有效性。学术无西东，关键是看它能否描述事实，是不是符合实际，这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是否可用，关键是看它总结的原理用来描述中国社会是不是有效。

亚里士多德

另外，关于“中央集权”，是否一定指中央权力要贯穿到社会最底层呢？如前面提到的，在古代社会，空间距离是没法克服的，任何王权（或皇权）都不能完全克服这个问题的。“一杆子插到底”式的统治，只有在近代工业化以后才能够实现，古代是做不到的。中国古代有“天高皇帝远”的俗语，并非完全是想象。郑板桥在潍县（今潍坊）做过知县，那里当时的办事人员就不多，地方事务主要靠乡绅来处理，所以治理成本很低。中国历史上的官民比例是有统计的：周朝为1:7777人，秦朝为1:7979人，汉朝为1:7934人，隋朝为1:9926人，唐朝为1:2927人，元朝为1:2813人，明朝为1:2299人，清朝为1:911人。所谓“中央集权”，可能是在郡县以上的官员任命、安排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会更好。

提问：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棵树能长多高，是由它的有效信息传输效率决定的。在古代，无论是通讯还是交通，都受到距离的限制，为什么还会形成如此大的帝国？哪怕它在管理上依然依靠地方自治，形式上还要存在皇帝和贵族，这种看起来效率不高的体制。

第二个问题，之前读到一些内容介绍到中西方“皇帝”的差异。有说法称，中国的皇帝受尊重是因为他有权，或者说我们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这个掌权者本身；而在某些文化当中，可能更受尊重的是皇帝本人。想请问皇帝制度在古代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谢谢。

晏绍祥：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关键。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古代的国家为什么要扩张。既然国家大了管不过来，为什么还要费力扩张，要去打仗呢？这就要说到古代战争的原因。最基本的观点是，古代的扩张可能是生产和农业发展的一种结果。因为社会生产有了剩余之后，一方有能力把另一方控制住，从那里抢掠，再把抢掠转化成常规的治理、收税。

在古代，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战争——尤其是成功的战争——都是最快的发财手段。波斯大王的常见做法是，各省的税收交上来之后，把银子熔化倒在一个大瓮里凝固，等需要用时再把瓮敲掉，用多少切多少。雅典在统治盟邦时，也采用了这种办法，供金收上来之后就存到金库里，需要的时候再打开。罗马征服，做法是没收对方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当然都是最好的地方，然后把穷人送到被征服的地方去定居，其实是把自己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送出去。总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是古代国家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私有制产生以后，就像马克思说的，人的几项欲望，其中之一就是对财富的占有欲，总是控制的越多越好。而且这也是一种权力的彰显。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罗马征服不列颠

当然，古代国家的扩张也不是无限的，限制是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包括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水平。扩张到一定的程度，即便再想去打、去管理，可能也没办法了。比如罗马，当它在东方遇到帕提亚、萨珊波斯，虽然打了几次也经常能赢，甚至图拉真曾占领帕提亚都城泰西封，但最终它还是放弃了，因为管不了那么远。

第二个问题，中外对皇帝的不同看法，是权力象征还是权力依附于人。我觉得恐怕两种都有。在古代，罗马、波斯还有中国的皇帝都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他统治的地区。但同时，他们确实掌握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必须尊重他，而且尊重的方式还不能错。希罗多德《历史》里记载了一则故事。波斯大王薛西斯远征希腊时经过吕底亚，当地一位富豪招待了他。薛西斯很高兴，送了他7000大流克，让他的财产达到了400万。这位富豪觉得国王对我挺好，于是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我的四个儿子都被征入军队了，能不能把我的长子留下，将来继承家业。薛西斯一听就勃然大怒，说我身为皇帝都能御驾亲征，你竟然还敢跟我谈条件。第二天离开时，薛西斯说，儿子可以给你留下。然后就下令把富豪的儿子一劈两半，尸体放在道路两旁，让所有的军队从中穿过去。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真实，但它明显体现出国王的权威。

希罗多德《历史》

张绪山：关于帝制，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有两个基本功能：对外扩张或防止外来入侵，对内维护统治与协调社会关系。君主不仅是国家的象征，它的协调功能也是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在人们的意识中，君主既是无形而抽象的，也是有形而具体的。英国革命杀掉君主，是因为人们认为君主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但无形的君主制保留了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

晏绍祥 著

知名世界古代史专家晏绍祥

勾勒古代世界史重大问题及研究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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