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剿”：

新四军北撤与浙西留守处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8月，毛泽东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避免内战，中共作了必要让步，其中包括“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省内的根据地，并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

新四军告别江南同胞书

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16日指示华中局：“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之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22日，华中局作出关于苏浙军区部队向江北转移的部署。自9月下旬起，苏浙军区各部队分批北撤，同时发表《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

10月上旬，苏浙军区机关和第一、第三纵队顺利渡江到达江北。第二纵队冲破国民党军的重兵拦截，分批渡过杭州湾和长江，克服重重困难也转移到了江北。第四纵队一部在夜渡长江时，发生轮船沉没事件，纵队政治委员韦一平等800余人遇难。这是浙西新四军北撤途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到11月中旬，苏浙军区各部队，浙西、苏南、浙东的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近7万人，均完成北移任务。

“中安号”轮船

北撤期间，党在苏南、浙西的最高领导机构——苏浙区党委于1945年10月5日在宜兴主持召开留守工作会议，讨论了苏浙皖边区的留守工作，明确了留守力量的人员配备、组织领导和工作任务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浙皖边区特委，公开对外名称是“新四军苏浙皖边区留守处”，陈立平任书记，熊兆仁、倪南山、孙章录为委员。特委下设浙西、郎广、茅山、太滆4个工委。在军事组织上，建立苏浙皖边区司令部，直接指挥一个主力营，下辖3个连。

会后，浙西、郎广、茅山、太滆等工委同时建立。中共浙西工委公开对外名称是“新四军浙西留守处”，杜大公任书记，主要负责吴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余杭、临安等7个县的工作。浙西工委直属的留守武装为一个警卫大队，大队长姜恩义，下设3个排。

杜大公

但是新四军主力北撤后，国民党当局即背信弃义，宣布新四军留守人员为“匪”，指令其部队在苏浙皖边区“一面进行受降工作，一面开始清剿散匪”。1945年10月中下旬，国民党军4个师的兵力进入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发动对新四军留守人员的“清剿”。其间，国民党当局还网罗地方反动势力，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配合“清剿”。仅长兴县就有近千名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被捕，其中60余人被害。

面对严酷的形势，湖州地区党员、干部和留守武装进行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10月下旬，浙西工委从宜兴返回浙西后，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工委率领留守武装顽强斗争，接连粉碎了国民党部队3次围攻：10月24日，国民党军一部在长兴县泗安附近包围了浙西留守武装的宿营地。国民党军凭借其兵力优势发起进攻，留守武装奋起还击。在工委书记杜大公、警卫大队大队长姜恩义的指挥下，主力排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组织火力进行牵制，掩护部队撤退到了安全地带。

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攻以后，留守武装先后转移到安吉、武康等地，并在莫干山麓、临安县境内的林家塘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攻。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新四军浙西留守武装遭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在林家塘战斗中，留守武装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被迫分数路突围，结果部队被打散。此次战斗后，跟随工委书记杜大公行动的干部战士仅剩30余人，加上连续行军、作战，人员得不到休整，给养出现问题，部队的行动越来越困难。

为保存力量，减少伤亡，工委领导决定改变活动方式，利用当地社会关系隐蔽部分指战员，就地坚持斗争。杜大公率10余人组成小分队，向皖南转移。转移途中，杜大公率领的小分队在孝丰县山区再次被打散，4人牺牲。11月上旬，杜大公等人进抵孝丰、广德边境的大王山地区，被国民党孝丰县当局侦悉。他们采取放火烧山等措施进行搜捕，杜大公等人先后被捕。

浙西工委在返回浙西后，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最后遭到破坏。除了工委对留守的艰巨性缺乏足够认识、未能有效应对外，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表面上同意新四军留下部分人员处理北撤后的事宜，暗地里根本不让留守处立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浙西工委在湖州地区的斗争，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但作为新四军苏浙皖边革命斗争的余波和组成部分，以及指战员们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对这一时期湖州人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来源：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金臻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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