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在《留情》中写：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凌叔华与陈西滢的这段爱情便是如此，经过了风雨，却没能再经得起平凡。
相识，相知，相恋
一个世纪以前，正值清末民初，国内局势动荡，而一个女子正在北平这片土地上主持当时最早、也是声名最响亮的文化沙龙，文化界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康有为、齐白石、泰戈尔、徐志摩等，都是她的座上宾。
不仅如此，清末语言学第一人辜鸿铭是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周作人是她的文学导师；胡适多次帮助她，为她的婚姻出谋划策；徐志摩是她的密友，逝世前曾将自己的亲密信件交其保管；而当时颇有影响力的鲁迅称她为高门巨族，并亲自为她的小说作序。如此才华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她就是在绘画和文学上兼有所长的民国名媛凌叔华。
凌叔华成长于当时的名门望族，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清末为朝廷重用，革命以后又活跃于北洋政界。
在开明的父亲的培养与家中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凌叔华接受了新式教育，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在那里开始了她璀璨飞扬的青春年华。
1924年的晚春，在凌叔华的主持下，泰戈尔访华团与齐白石等中国著名画家齐聚于凌府花园，徐志摩和好友陈西滢陪同泰戈尔前往。当时一起参加这场文化沙龙的还有丁西林、胡适、林徽因等文化名人。
在凌叔华别具心裁的设计下，沙龙在数百朵玫瑰的热烈簇拥下开展，精巧的紫藤鲜花饼和手磨的杏子茶给宾客们留下了抹不去的惊艳印象。这场文艺交流异常愉快和谐，也将凌叔华的名声播了开去。泰戈尔后来甚至这样称颂凌叔华：她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过这场茶会，凌叔华成功打开了进入新月社的窗口，与新文化圈子中的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年轻才子精英结下了情谊。
这以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亲昵地称呼其为“适之”，与徐志摩通信有八九十封。与此同时，北大外文系教授、《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也对凌叔华展开了追求。
陈西滢的气质与才华、声望与地位与凌叔华的爱情理想撞了个满怀。一九二六年，凌叔华拜托家族中一位有身份中的兄长以及胡适等人向父亲说亲。当年七月，她稳妥体面地同陈西滢进行了婚礼。
凌福彭丝毫不吝啬给女儿的嫁妆，他将凌家的后花园——也就是举办文化沙龙的地方连同这里的九十九间房都一起送给了凌叔华。
后来凌叔华随着丈夫陈西滢一同前往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那里度过了婚后平静的八年。
意外的开始
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秋日，一位英俊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到达武汉大学，走进了坐落于珞珈山上一座树木掩映的小屋，这里正是凌叔华与其丈夫陈西滢的家。
在那里，朱利安得到了主人热情的招待。他们一同谈论文学、艺术与思想，讨论热烈、激情而忘我。朱利安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的交谈很愉快！这里简直是内地的剑桥。
到达武汉大学的两年后，陈西滢被调任为文学院院长。作为家属的凌叔华不能任教。她继续写作，在文字里回忆她在京城的那段肆意时光，愈回忆，便愈觉得现在的岁月百无聊赖。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朱利安像是一场意外来到的惊喜，冲走了她苦闷压抑的愁绪。
朱利安在给母亲的信里还写道：我爱上了一个中国女人，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是中国著名的画家、小说家。她是我见过最迷人的小家伙，我会让她爱上我。
朱利安的母亲是著名的艺术家，姨妈是大名鼎鼎的弗吉尼亚·沃尔夫，而朱利安本人是个英俊浪漫的诗人。起先，凌叔华本着地主之道，陪着朱利安逛市集，采购生活用品。但很快事情就不再这么简单，两人开始越来越多地独处。朱利安对凌叔华的感情直白而热烈，一下子直击叔华之心扉。
不多久，两个人便约定前往北京。他们住在凌家胡同旁一间德国小旅馆，一起逛遍了颐和园、故宫、燕园。关于两人的恋情传闻慢慢在武汉大学传播升温，丈夫陈西滢也终于得知了这一消息。
当时的陈西滢忍住悲痛，冷静地对凌叔华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个选择。一，同我协议离婚。二，不离婚，分居。三，断绝与朱利安的关系，回家重圆破镜。
凌叔华思量片刻，告别了朱利安，回到了武汉的家。
凌叔华和陈西滢之女曾这样解释父亲的作为——父亲是爱才，而母亲是个有才华的人，会写小说，会画画，他不忍心就丢失掉这样一位才女。
朱利安与凌叔华分手后，不久便战死于西班牙前线。临死前他曾留下这样的话：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一个美丽的情妇和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就这样，这个诗人结束了他浪漫的人生。但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婚姻却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
不幸的婚姻
在陈小滢的口述作品《她苦苦寻找的世界——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中这样写道：“虽然父母这么多年来，还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这么多年看，我觉得他们俩是不幸的。如果父亲当年跟别人结婚，也许挺幸福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离婚就会各自解脱。”
一九三七年，凌叔华和陈西滢的感情迎来了冰点。陈西滢的父亲在战争中被轰炸而死，无依无靠的母亲与姐姐便投靠了陈西滢。但是凌叔华的新潮与她们二人的传统可谓水火不容。据女儿陈小滢回忆，母亲和她们并合不来，和父亲也经常吵架。她们从家庭出身、生活习惯到语言都有矛盾。
一年以后，由于战争的持续，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困顿。凌叔华决定不再忍受这场徒有其表的婚姻，借口母亲去世，带着女儿离开了武汉，回到了她留有青春时代记忆的北平。从此二人聚少离多。
抗战胜利后，凌叔华带着女儿前往英国与丈夫短暂地会聚。但二人仍旧分居，一个久住伦敦，一人久住巴黎，很少见面。
之后，凌叔华写作，办画展，在新加坡讲学，生活依旧风生水起，但同丈夫的关系渐行渐远。据女儿陈小滢说，虽然他们确实白头到老，但父亲去世前的那十几年，父母几乎都没有在她面前同对方说过话。
一九九零年，凌叔华在亲人和故土的怀抱中安然去世。临终前，她许下遗愿，要和丈夫陈西滢埋葬在一起。他们最终还是彼此的港湾，在土下永恒地陪伴。
但是，这场婚姻不是健康的样貌，这不仅给孩子陈小滢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缺口，更是两个人深深的遗憾。究竟是怀着多大程度的淡漠或恨意才能够名为夫妇，却不发生交集啊。
凌叔华不是没有爱的能力的。过去的她心思如此敏锐、情感又这样充沛。她爱慕过丈夫，爱慕过朱利安，也短暂地爱慕过许许多多光鲜亮丽的青年才俊。她够聪明，懂得自己为丈夫带来的伤害，懂得哪里才是她的家。但事实上，她只爱她自己。问题就出在这里。
陈小滢晚年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怅然若失地说，他们大概是很不幸的。的确，这是一场令人唏嘘的婚姻，真实得叫人喘不上气。凌叔华是个百年难遇的奇女子，这样聪灵和美丽。可也正是因为这般众星捧月的待遇，使她有的时候眼中只看得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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