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逝世，举国哀悼。

袁隆平确实是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之一，民间甚至将他尊称要封神的人物，因为他的科研贡献，让水稻这一农作物有了产量提升的巨大空间。

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吃饭靠两“平”，邓小平主导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袁隆平则主导了杂交水稻的产量提升。

但其实两位老人，皆不认同此说法。

邓小平自己亲口说过，中国农村改革，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袁隆平也对这种说话表示反对，他说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这句话，是不是表达的很准确，其实并不重要，但这句话起码代表着对社会制度和农业科技两个因素的同等重视。

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还要进口200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一千多斤。

大部分生产的粮食其实是各种粮食的加工品，比如油类，比如饲料等。

而在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6000亿斤。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

而农村的产权制度在建国后发生了多次变动。

1950年颁布实施的《土地改革法》从法律层面对土地制度进行了规范和细化，并进一步保障了农民的所有权。

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土改运动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但好景不长，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民失去农产品定价权；

1956年农民私有土地变更为集体所有制，禁止买卖；

1964年国务院出台有关规定，农民失去迁徙自由；1970年代出行必须开介绍信，否则扭送公安机关。

1978年后，家庭承包制的逐步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短短几年内便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

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现，统购统销、各种票证被取消，迅速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

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连续几年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幅度很大，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4073亿公斤，人均400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比1978年3047.5亿公斤增产33.7%，油料达到1191万吨。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

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国家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当日已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身份证的推广使用，让人告别了那个离开集体和介绍信则寸步难行的年代，人们开始有了个体的生活，有了隐私，已经麻木的个体意识开始复苏，社会的活力随之彰显绽放。人的能量，特别是农民的能量被极大地释放出来。

1993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让农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而隔壁印度今年刚推行取消统购统销制度还遭遇强烈抗议，结果尚不可知。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由此，政府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最初，包产到户、农村工业化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回归都一直受到敌视，甚至还被定为犯罪行为——包产到户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边缘革命”则给中国带回了私人创业精神和市场力量。

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

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四十年后的今天，不仅仅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是1978年时的几分之一。

估计现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有2至3亿，而在1978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高达八亿。

而社会发达的标志，就是农民数量的减少，美国农村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6%，美国三亿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3000斤。

农业生产是效率很低的生产方式，周期长，产量很难倍增。袁隆平院士的技术可以在不对其他方式进行大的改变的情况下，通过育种就能有效提升产能，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而这个成就的成果，是在中国开放的过程中获得的，如果没有制度松绑，再好的农业技术，可能也不一定会带来产量的提升，因为最终真正投入生产的农民，他们若没有生产的动力和激情，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束之高阁。

而邓小平顺应民意，松绑农民身上的各种枷锁，才是技术能发挥最大效能的关键。

现在的农业科技不仅仅将产量放在第一位了，还开始追求质量，哪怕产量更低一些，但口味更好，更受消费者喜欢的优质大米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

大量的粮食产能用于饲料、食用油等非主粮生产，我们能够吃到更多的肉类，也得益于粮食产能的提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无人担心口粮不够，而是担心肉蛋奶能不能更便宜一些，供给量更大一些。

这四十年，无数的科技人员能将他们的技术和创新投入到市场中去，让这科技服务于人们的福祉，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的产量，还收获了更多的工业品。

七八年前，手电筒都能算家里的重要家电之一，而现在人人一台比八十年代电子计算机更为强大的手机。

我们还可以消费服务业，下个馆子不算什么大事，而我在九十年代初才第一次去饭店吃饭。

这四十年，是先有了制度的松绑，农业科技才能帮助农业更好的提升产量和质量。

松绑是主因，科技发展是必然。

如果能进一步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开放和松绑，我相信会出现更多的技术英雄，会出现更加伟大的农业技术革命。

袁隆平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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