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中央民委政工组负责人胡嘉宾等几位老同志去花园村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和大家聊了一会，挨个询问了大家的情况，又问胡嘉宾：

“肖赤怎样了？他现在在哪里？我真想见见他。他长征时就曾救过我，解放战争时又同咱们一起从北打到南。”

胡嘉宾就将肖赤的近况说了说，邓小平听后又说

：“好，好，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胡嘉宾离开之后就去找了肖赤，将邓小平对他的挂念说了说，并转告了邓小平想要见他的意思，肖赤听后很是感动，决定找个时间就去看望邓小平。

结果第二天上午，邓小平的警卫处长给肖赤打电话，转达了邓小平想要见肖赤的想法。肖赤挂了电话，然后又联系了胡嘉宾，下午，肖赤和爱人孙克就和胡嘉宾一起去看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见到肖赤后很是激动，赶紧将他们让进屋里，并对卓琳说

：“把我的好烟拿出来给肖赤抽。”

等大家坐下后，邓小平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送骡子来，救了我一命。你可做了件好事啊。”

肖赤赶紧说

：“这么点小事你还一直记在心上。其实当时是毛主席让我给你送的，要记还是记毛主席的恩吧！”

肖赤并非谦虚，长征途中，确实是毛泽东让肖赤给邓小平找马，只不过，肖赤给邓小平送去的是骡子而不是马，为此，毛泽东还对着肖赤发了脾气。

肖赤出生于1911年，是江西省泰和县固坡区肖家村人，祖上世代为农，父亲常年在地主家里做长工，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家务，家中人口众多，别说是读书了，就是温饱都解决不了，吃糠咽菜的生活已经算是好的了，肖赤的母亲为了将几个孩子养大，经常外出乞讨。

肖赤，当时还叫肖高贵，这是父母给他取得名字，“高贵”应该是父母对儿子最真切的期盼了，期盼儿子长大后能够得富贵，从此摆脱贫穷的生活，不再吃糠咽菜，不再衣不遮体，不再受尽剥削。

但这期盼在当时是看不到头的，就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只能在梦里想一想，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实现。

肖高贵十二岁的时候，就成了放牛娃，给地主家放牛，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工钱挣不了几个，但折磨却时刻跟着他。

也正是这样的生活，让肖高贵有了抗争的意识，他甚至还和本家的兄弟们一起组织起来学武，和全村的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地主恶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建立起了一个数村联合的穷人队。

后来肖高贵听说了共产党，遂产生了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心思，1927年，16岁的肖高贵在同乡的介绍下参加了青年团，正式参加革命，担任秘密交通员，参加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一年后，肖高贵正式入党。

入党后的肖高贵表现优异，他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参加学习，一直到1931年初，他在好几个地方参加了学习。

又在1932年底到瑞金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毕业之后任整个后方医院保卫局秘书科秘书、副科长，又在松山区红军总医院和红军卫校工作。

1934年10月，肖高贵奉命参加长征，集结到瑞金然后突围转移。肖高贵被编入军委纵队红星司令部，并担任特派员，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

这份工作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却很复杂，任务很繁重，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尤其是肖高贵是司令部的特派员，任务更加艰巨。

他必须每天四处活动，要能到达司令部的边边角角，对中央的每一个领导同志的一切情况必须及时了解，发现任何不安全的因素都必须及时汇报、处理和解决。

可以说，做特派员，必须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中，决不能麻痹大意，尤其是夜晚，肖高贵每晚都守在中央领导的身旁，严防一切事故的发生。时间长了，也会遭不住。

有一次，中央领导在屋里开会，肖高贵在外面巡逻，可能是太困了，后来他不知不觉就倒在墙角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居然躺在毛泽东的担架上，身上还盖着毛泽东的衣服。

他心里一惊，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他看到毛泽东还在忙碌，赶紧蹑手蹑脚爬起来，将衣服披在了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见肖高贵醒了，对他说

：“会已经散了，他们出去时，见你倒在墙角睡着了，就把你抬了进来，看我们也把你熬垮了。”

肖高贵本来很是自责，又听到毛泽东这样说，他激动地留下了泪，说

：“不，不，是我不好，没有坚守岗位，执行任务。”

肖高贵和毛泽东接触的时间比较长，要知道毛泽东对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很关心，每到一个宿营地时，毛泽东都会将肖高贵叫过来，询问大家的情况。

人都到齐了没有？有没有掉队的？有没有受伤的战士？各道口留了多少人？有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等等。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情况必须随时掌握，而在具体的执行中，肖高贵必须天天掌握这些情况，时时关注大家，不能漏过任何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有甚至扩大革命力量。

有一次，肖高贵向毛泽东汇报

：“今天在村口接到了几名伤病员，其中胡嘉宾同志的伤势较重，因他的腿在负伤后，基本残废，靠一条腿行军很困难。”

毛泽东听了很心疼，赶紧让肖高贵将他的马给胡嘉宾牵过去，就这样，肖高贵将毛泽东的马给胡嘉宾送去，让胡嘉宾度过了一个难关。

长征中，马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没有马，往往是生与死的差别。有了马，不用担心会不会掉队，而掉队往往意味着死亡，毕竟长征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粮食短缺的生活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马，就与死亡的距离近了很多。

长征途中，邓小平就曾有段时间没有了马，本来是有的，后来在走到贵州的时候，马被摔死了。邓小平只能用双脚丈量每一块土地，几天之后，他的脚就肿了，行走很是困难，只能硬撑着不掉队。

后来毛泽东发现了这个情况，对卫士长说

：“小平的马摔死了，让肖特派员到骑兵连给小平找个牲口送去。”

卫士长找到肖高贵，将这件事告诉了他，肖高贵赶紧跑到了骑兵连给邓小平找马。

他开始是想给邓小平找一匹好马的，但挑了几匹之后发现都不是很合适，怎么看怎么不满意，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骡子。

一来骡子的耐力比马要强；二来邓小平身材不高，脚又肿得厉害，骡子比马要合适。

基于这样的考虑，肖高贵给邓小平精心挑选了一匹骡子送过去。

当邓小平看到肖高贵牵的骡子很是高兴，他围着骡子转了一圈，看了看骡子的腿和蹄子，越发满意，遂对他说

：“高贵，你可做了件好事，给我找了这么一匹好骡子。”

肖高贵赶紧说

：“不用谢我，是毛主席派我找牲口给送来的。”

邓小平听了之后依旧感谢肖高贵，并让肖高贵转达自己对毛主席的谢意。

只不过，当肖高贵去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他是要肖高贵给邓小平找一匹好马的，没想到他竟然找了一匹骡子，骡子可没有马的速度快，所以毛泽东沉着脸严厉的问

：“为什么不送好马？”

肖高贵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才转怒为喜，并夸奖肖高贵说

：“好，想得好，做得对，我满意。”

这件事给肖高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四十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还专门感谢肖高贵，认为是他救了自己一命。

可不就是救了一命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细心观察，并让肖高贵去找马，没有肖高贵的玲珑心思，寻找了一匹骡子，邓小平不知道会在长征途中遭什么罪呢。

不久之后，部队进行了大整编，肖高贵被调到干部团任二营特派员。

干部团是红军长征中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担负着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干部团是一支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战斗队伍，故又被敌人称为神兵铁将老虎团。

其中团长就是陈赓，干部团下设一个上干大队和四个营，其中肖高贵就是二营（军事干部营）的特派员，二营下面有四、五、六连，肖高贵负责四连的工作，随着四连行军打仗。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向四川进发，很快就爆发了著名的土城之战。

土城之战中，我军因为情报失误，以为对方只有六千人，殊不知是一万多人，并且还有援兵，因此这一仗打得很艰难，很惨烈，无论是我军还是敌军，损失都很大。

最后，中央军委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撤离，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此后就有了著名的四渡赤水，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土城之战中，肖高贵受了重伤，左脚腕被敌人的飞机炸弹炸伤，但他没有撤下去，而是忍着疼痛继续战斗，最后因为伤口流血过多而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当部队撤离的时候，依旧昏迷的肖高贵被抬上了担架抬出了阵地，然后处理伤口。

长征途中的医疗条件极为有限，根本无法和医院的医疗条件相提并论，只能对伤病员进行简单的处理。

肖高贵被抬到隐蔽地点之后，卫生员也只能对肖高贵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然后将弹片取了出来，但没有消炎药，只是用纱布将伤口简单包扎了起来。

没有消炎药的结果就是，伤口很快就感染发炎肿了起来，而且肿得很厉害，整条腿基本都肿了，但形势紧迫，也不可能留在原地休息，必须尽快前进。

所以部队领导给肖高贵安排了担架，还找了两名少数名族的群众抬担架，另外派了两名通讯员跟着担架照顾肖高贵。

即便如此，因为当时是急行军，所以肖高贵很快就掉了队，当五人到了贵州边境的一个山脚下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此处有一座大山，山上住的是少数民族，山下住的是汉族，但因为国民党和土匪在此地活动很猖獗，所以山上和山下都没有什么百姓了，大家早就逃命去了。

五人找不到住的地方，更找不到吃的东西，而肖高贵又因为感染发起了高烧，常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两名通讯员和担架员急得不行，尤其是两名通讯员，他们负责出去找吃的，常常出去半天，只能找到些野菜野果，有时候只能空手而归。

这样下去，很可能赶不上大部队，五个人就牺牲了。

很快，其中一名通讯员出去寻找吃食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就像是人间蒸发，也可能是牺牲了。

他的消失加重了剩余三人的负担，尤其是那名小通讯员，他只有十六七岁，不仅要全权负责肖高贵的吃住，还要做两名少数名族担架工的思想工作，终于他承受不住倒下了，临死之前，他充满内疚的对肖高贵说

：“首……长，我没有……照顾好你……我没有完成……”

谁又能怪他呢？极度的劳累和饥饿耗尽了他的生命，死前还因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内疚。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战士，这又是一个再伟大不过的战士，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小战士。

小通讯员的死让两名担架工更加的慌乱，他们不是不想完成任务，实在是看不到希望，又累又饿，根本就没有力气抬了，在一个晚上，当他们将昏迷的肖高贵放在了一个小村庄的边上，然后跑回了家。

半夜，肖高贵被一场大雨浇醒，四周什么都没有，两名担架工不知去向，他本来以为是去寻找食物或者住处了，所以他还等了许久，眼见天快亮了，肖高贵知道他们不会来了，他必须自己一个人坚持下去。

这一带土匪活动很猖獗，他不敢继续待下去，喝了些雨水之后就开始爬向有房屋的地方，他这一爬，双手和双脚很快就磨出了血，往后一看，地上一道道的血印子。

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他用树枝划拉了划拉，将血掩埋，后来就是每爬一步，就用脚蹬土，或者用树枝划土。

他终于爬进了村里，找了一户人家爬了进去，里面早就没有了人家，有的只有尸体，他想藏在屋里，顺便找点吃的，但什么都没有，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肖高贵不敢多留，他又爬到了厕所，爬进了厕所下面连着的一个倒灰的大坑里。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安全，他爬进去之后吃了些没有烧尽的稻壳，然后躺在里面休息，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息，他感觉精神好多了，就从大坑里爬了出来准备出去寻找自己的队伍。

但这何其艰难，他爬了半夜，才爬到山脚下，在一个草丛里又隐蔽了一天。

就这样，他一边爬一边休息，在草丛里隐蔽过，在树洞里隐蔽过，醒了就嚼树叶充饥，累了就寻找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就这样过了数天，他终于遇到了李克农的红军收容队，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当时的他嘴里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能用流着血的手指头写下“干部团”这三个字。

收容队将他抬到担架上，为他清理和包扎伤口，并通知了干部团，干部团派两名通讯员将肖高贵接了回去，并对其进行抢救治疗，肖高贵才终于脱离了危险。

谁也没有想到，在那样的环境下，肖高贵居然还能撑下来，还能找到自己的队伍，他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可想而知，也因此，他获得了“小老虎”的光荣称号，从那之后，很多领导甚至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习惯叫他“小老虎”。

正是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让他和大家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不久，党中央考虑扩大红军队伍，决定派一个部队到陕北苏区组织中央红军补充师，而补充师的领导有五位，分别是：师长白志文、政委黎林、政治部主任吴溉之、参谋长王某以及特派员肖高贵。

周恩来和杨尚昆组织几人开了一个会，将补充师的组成、任务、注意事项、苏区的形势等等都交代了一番。五人回去分别做了交接工作，准备开赴新战场。

在临行前一晚，周恩来、杨尚昆、罗瑞卿、周兴等四人又叫来肖高贵单独谈话，当肖高贵得知谈话对象只有自己时，心里还是很紧张的，他本来以为可能有特殊任务需要交代他，没想到周恩来开口就让他吃了一惊。

那么，究竟周恩来说了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

：“小老虎，你不是叫高贵么，这回我可得给你改个名字啦。”

这让肖高贵摸不着头脑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名字呢？莫不是开玩笑？他吃惊地问

：“改名字？”

周恩来笑着说

：“对，改名字，如果你不改个名，你到陕北苏区后，就会天天挨骂的。”

肖高贵赶紧说

：“挨谁的骂，好人不会骂我的，坏人的枪子都打不倒我，还能把我骂倒了？”

到这里，肖高贵还是以为周恩来可能在开玩笑，结果周恩来又开了口，告诉肖高贵一件事。

原来国民党陆军84师师长高贵滋奉命在陕北剿共，陕北的百姓提起他来就恨得咬牙切齿，而且当地百姓还编了很多顺口溜来骂他，这些顺口溜流传度很广，很多小孩子都会唱。

而在陕北的方言中，高贵和高贵滋听起来几乎一样，所以，肖高贵到了陕北之后很可能会被骂，甚至如果造成什么误会的话，脑袋也可能搬家。

这不仅是个人的安全问题，也是为了我党工作的需要，所以周恩来才想要给肖高贵改名。

肖高贵听完周恩来的叙述，才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他自然不会拒绝改名，所以他问周恩来

：“您给我改名叫什么呢？”

周恩来笑着说

：“你别着急嘛，你的名字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叫肖……”

说到这里，周恩来还特意停顿了一下，在肖高贵的注视下又说

：“肖赤，这个赤嘛，可不是吃饭的吃，而是红色的赤，它象征革命，也代表你这个红小鬼。”

肖高贵听后很是激动，肖赤，肖赤，这个名字代表的含义太好了，他实在是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他赶紧对周恩来说

：“谢谢周副主席为我起了个好名字。”

从此，肖高贵就变成了肖赤，周兴还特意让保卫局发了一个改名的通知。

周恩来亲自给他改名这件事，给肖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刻体会到了党中央对他的关怀，然而这件事还没有完。

后来在1939年的延安王家坪作战室，肖赤和毛泽东聊起了周恩来给他改名这件事，毛泽东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

毛泽东甚至还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好几个“肖赤”，写完之后还问肖赤

：“写得好吗？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肖赤一听立刻激动地说

：“太好了，不过打起仗来这个无法保存，我想把它刻下来永久保存。”

毛泽东心情很好，对肖赤说

：“那你可得挑选一个写得最漂亮的，刻章的话找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去办。”

肖赤拿着毛泽东的字找到了萧向荣，萧向荣将它交给了安寨军政杂志社刻了一枚印章，然后交给了肖赤，这成为肖赤的一个永久纪念品。

当时的肖赤还是一个人，没有成婚，到了1942年，在一位大姐的介绍下，肖赤和延安抗战剧团的孙克有了接触，肖赤送了孙克一支钢笔，孙克将一条新发的毛巾送给了肖赤，这算是两人真正定情。

半年之后，肖赤和孙克成婚，成婚之后，肖赤更加忙碌，忙着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之后，夫妻两人先是在西南工作了几年，1953年，肖赤和孙克奉调进京，肖赤进入公安机关和安全部门工作，一直到1982年离休，2006年冬天在北京逝世，时年95岁。

肖赤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是参加了长征的老红军，还是隐蔽战线上的老战士，可谓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他的经历代表了很大一部分革命者，他的精神很值得青年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