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对共产党国家和军队存在严重误解，对战争性质存在错误认识，对战争走势存在盲目乐观心理。我方针对敌军此种心理，从战俘入手，通过宽待和教育俘虏，使其逐渐改变了对我方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了要求和平与反对战争的思想，增加了厌战和反战的心理。这些战俘被我军释放回去以后，又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了我方的宣传员，使敌军官兵也普遍受到感染和影响，我方瓦解敌军心理的目标得以达成。

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军

笔者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拍摄的视频，长达16个小时

一、

战俘心理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从理论上看，宽待俘虏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战效果

台湾政治作战学校心理系教授兼主任暨军事行为科学研究所所长孙敏华在其编著的《军事心理学》一书中，辟有专章讨论“战俘”问题，她指出，战俘对军队最大的贡献，是“从他们身上获取情报、担任心战喊话、招降用的宣传及成为我方的战力等”[1]。为达此目的，实行宽俘政策很有必要。根据美国心理学专家Edna.J.Hunter的研究，“如果俘虏者一味用折磨或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俘虏就很容易就产生对抗情绪，他们对俘虏者的仇恨会持续下去”；相反，“在战俘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身体伤害后，对其施以善举，可以更为有效地使之产生顺从或合作行为”，[2]这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3]。宽待俘虏既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对敌实施心理战的有效策略。反之，如果虐俘或杀俘，就等于主动关闭了对方向我投诚的大门，使对方宁战不和，宁死不降，造成我方不必要的伤亡。

其次，从实践上看，我军一贯实行宽俘政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美军战俘理发

宽俘政策执行得好不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古今中外战争史中，关于杀俘虐俘的记录比宽俘的记载要多，但未实行宽俘政策的军队最终以失败的居多[4]。我军早在建军之初的1928年就认识到宽待俘虏的重要性，“老人家”还亲自制定了相关政策[5]，后来发展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6]。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宽待俘虏成为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在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宽俘政策对瓦解顽固的日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7]，，连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8]抗战中宽待“日俘”使我军初步积累了宽待“外俘”的基本经验。可以说，历史上只有我军第一次真正把宽待俘虏一以贯之，并充分发挥了战俘心理战的作用。

再次，战俘心理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意义非凡

抗美援朝战争中，隶属志愿军政治部的俘管处[9]接收了12个国家的外俘共4907人，其中美、英、土（耳其）军战俘最多，分别是3575、961、243人，其它国家军队的战俘均在50人以下。[10]放下武器的战俘绝不能成为发泄仇恨的对象，亦非军队的累赘，而是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心理战资源。因此，彭总强调指出：“必须加强俘虏工作，以瓦解敌军，扩大国际影响。”[11]我方的俘虏政策在心理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台湾心理战专家许如亨对此评价道：“共方将战俘心理战的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以致联军的部队士气，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乃至联军阵营的内部团结，无一不因而受到沉重的打击。战俘是共方对敌心战取之不绝的资源，而对联军而言，除有限运用于心战品成效评估外，却几乎快要变成沉重的负担[12]，足见战俘在共军心理战中的意义。”[13]

战争结束后选择定居中国的美军战俘詹姆斯·温纳瑞斯后来在山东大学教书，1978年听到中美即将建交的消息，非常高兴

二、

战俘心理战的开展和实施

（1）宽待战俘

中美双方在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志愿军宽俘的重要作用。志愿军政治部在抗美援朝敌军工作总结材料中指出，宽待俘虏“是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最有力的政策，是必须坚持的”[14]。另一份总结也写道，宽俘政策“不仅在运动战时期起到了削弱敌人斗志的作用，而且还为我们在战略防御时期，在火线上向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在战俘营里教育改造敌军士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5]。美国国防部专门研究志愿军俘虏政策的机构也承认：“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使我们的俘虏顿时陷入思想混乱。”[16]美国心理医生威廉姆· E·梅耶尔对归国战俘进行心理测试后亦指出：“太多的美军战俘屈服于敌人”，并惋惜的说，这“表现出美国军人道德情操上的缺陷”。[17]

他们选择了中国

宽待俘虏需要克服一定的心理障碍。宽俘政策十分重要，但在执行之初却受到部分志愿军官兵的误解。这是由于官兵们都接受过“三视”教育，加之战场伤亡大，官兵中普遍存在“出气、解恨、报仇”心理[18]，特别是当我军处于困难时期，战局不利或因遭敌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时，宽俘政策更难于执行。为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于1951年11月颁发了《关于战时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的规定》，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军贯彻执行。关于执行宽待俘虏的理由，彭德怀说得透彻明白：“有些同志愤恨敌人的残暴，对俘虏官兵采取报复态度，这是难免的。但这种报复行为，对革命非常不利，因为这种报复仇杀的结果，足以给敌人造谣的借口，只能促进敌人内部的团结，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如果个个敌人都要硬拼，那么取得革命胜利的代价就更大了。”[19]指示下达后，志愿军内部加强了对官兵执行宽俘虏政策的教育，使其尽快克服心理障碍，自觉停止虐俘或杀俘行为。

宽待俘虏必须时时处处严格执行。根据战俘心理学的研究，军人在战场上被俘后，会有大致相同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生理上表现为体温与血压下降，心理上表现为担心两个问题——敌人会怎么对付我？我要如何应付？并对此自作种种假设。[20]

美军战俘收到生活用品

因此，宽待俘虏时时处处都要做到做好，它不是把俘虏送到战俘营后才执行，而是在其被俘时就开始，包括在火线上、押送途中、医院、收容所和战俘营，都必须执行好宽俘政策。志愿军政治部规定的宽俘政策可以概括为“三不”，即不杀、不辱、不虐待。第二次战役后，官兵们将“三不”政策编成顺口溜：眼不红（即不杀），手不动（即不虐待），俘虏人格要尊重（即不侮辱）。有的部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不准”，即不准杀害、不准侮辱、不准搜腰包[21]、不准打骂、不准捆绑、不准变相体罚、不准饿饭、不准对伤俘不管、不准调戏女俘、不准收要俘虏赠送的物品。绝大多数官兵都严格执行宽俘政策，出现了不少感人事迹：有的战士将伤俘从山上阵地背下来，步行十几公里进行抢救；某团保卫股股长张广玉将自己备食的两斤白面送给两名美俘，还给他们擀了面条；第277团特务连晚上把房子腾出来给俘虏住，自己睡露天……

（2）管教战俘

要使敌军实现心理转变，宽待俘虏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双方建立感情的基础。然而，仅有宽待是不够的，为了防止宽待被战俘误解为“纵容”，需要对战俘进行科学管理；为了使宽待的心理效果得到增强，需要对战俘进行教育引导。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创造了管教“外俘”的三点经验。

一是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

为维护战俘营的正常秩序，制定了战俘营管理办法。其主要规定如下：①官兵应分开编队，每队人数不能过多，驻地不宜过分集中，少搞大规模集会；②尽量改善给养，搞好清洁卫生和文化娱乐活动；③采取自上而下的军事管理办法，照章办事并以纪律约束；④通过战俘中的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少数顽固分子。[22]

美军战俘的伙食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政治工作经验基本总结》（初稿修正本）对如何管理外俘有更加详细的总结，可为日后借鉴，故原文摘录如下[23]：

①俘获的与释放的战俘数字，敌、伪军投诚人员的数字，都应有及时准确的登记

②俘虏的数字不得向外发表；为配合某一宣传任务而发布的战俘名单，必须统一管理；前线释放俘虏必须由高级政治机关严格限制

③为了保守秘密，后送俘虏时，不论在前方后方，均必须在夜晚进行。空军俘虏、陆军俘虏，战犯俘虏及一般俘虏均须分别后送并隔离看管，早先的俘虏与后来的俘虏也必须分别看管，以免他们互相认识和了解之后，增加我军在审讯、管理、教育和日后处理上的困难

④战俘管训的组织、名称及战俘营的编号等，都要适合国际惯例（日内瓦公约 原文如此），如教育部门称文化娱乐科，宣传部门称新闻科，审讯部门称登记科，教员称队长等

⑤战俘营对每一战俘均要建立完备档案，要保存患者的详细病历和诊断书，对死亡者要选择适当墓地埋葬，并插标、登记

⑥对犯罪俘虏的判刑、处罚，都要按国际惯例定出规章

⑦对敌军在战争中的种种罪行，都要有专门机构注意调查登记，以备对外宣传之用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必须处理好宽待俘虏和严格管理俘虏的关系。对那些不遵守战俘营规定，故意捣乱的外俘，必须加以惩治，以维护战俘营的正常秩序。为此，志愿军俘管处专门制定了《对违法战俘处分条例》，要点如下[24]：

（1）凡具有下列违犯纪律行为之一者，得视其行为轻重，分别其主使、胁从，给予批评教育，或七日以上三个月以下之劳役处分，或三日以上三十日以下之禁闭。此类处分由俘虏营长官委托官员审讯判处，并按级上报。

①破坏营内生活制度或公共秩序者

②偷窃、盗卖公物（包括贩卖发给之食物与生活用品）及赌博者

③毁坏公物者

④不服从指挥者

⑤互相斗殴，恫吓其他俘虏或借口种族、宗教信仰不同，侮辱他人者

⑥逃亡者

⑦有其他类似违法行为者

（2）凡具有下列罪行之一者，得根据案情严重程度，主犯或从犯，初犯或屡犯，以及该俘平时表现，坦白程度，处以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极严重者得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该类处分由俘虏营长官据实上报，提出处理意见，尔后由志愿军政治部批准，组织军事法庭审讯判处。

①主谋组织逃亡以及因逃亡有伤人行为者

②殴斗伤人或被打者因伤残废甚至毙命者

③成立秘密组织，阴谋不轨或暴动者

④私藏杀人武器或夺抢谋害工作人员者

⑤有计划地破坏营内设施，或纵火焚烧房屋或公共财物者

⑥偷盗军事机密者

⑦以文字图画，或其他手段造谣生事，扰乱营内秩序者

⑧抢劫人民财物者

⑨强奸妇女者

⑩与敌特、敌机暗中勾结联络者

11其他类似以上犯罪行为者

组织美军战俘打球

二是摸索适切的教育主题

一是突出和平主义教育

一方面，在教育内容上，突出“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主题。战俘营的教育实践证明，关于“和平”与“战争性质”的教育最成功，是最适切的教育内容，它使战俘们减轻了对志愿军的敌意，增加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强化了反战厌战心理。据统计，战俘在接受和平教育后，认为“美军进入朝鲜是侵略战争，志愿军爱好和平”的占到80%，有400多名战俘在“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宣言上签了字，还有600多名战俘写信给本国亲属，请他们呼吁和平，反对战争。[25]美国陆军宣传处承认，我军心理战“有一个得意的战略论题”[26]，那就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另一方面，在组织活动上，在战俘中建立和平委员会，开展呼吁和平运动。战俘营在外俘中成立了和平委员会，推选雷齐·普鲁顿（美军第2师503野战营C连一等兵）为主席，并开展了拥护世界和平的签名活动。1951年12月20日，外俘和平委员会发表了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控诉美国发动战争的罪恶行径。1952年1月12日，该和平委员会又发表公开声明，抗议美方提出的一对一交换战俘方案，要求无条件全部遣返。此外，该和平委员会还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通电，坚决表示“拥护和平，反对战争”，战俘第5团1363名战俘中就有1353名战俘在这份通电上签了字，仅有10名战俘因担心回国后受到处罚而没有签名。[27]

二是激发战俘的战争罪恶感

心理学认为，当个体意识到由于自己服从于合法权威而给他人带来巨大痛苦，或者感到自己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责时，对合法权威的服从性会降低。[28]不管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难免，战争往往会伤及非军事目标或非作战对象。抗美援朝战争尤其如此，美军经常对平民进行轰炸扫射，造成朝鲜老百姓人、财、物的严重损失，其状十分凄惨。让美俘亲眼目睹朝鲜民众在其武装干涉下的惨象，使其自然产生“负罪心理”，从而对朝鲜战争的合法性产生怀疑，进而厌战、反战。

三是创新科学的教育方法

提起教育，容易让人想到上大课，而在对外俘进行教育时，战俘营根据其思想实际和接受特点，创新了教育方法，通过“随风潜入夜”的方式，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言之：举办战俘运动会[29]，活跃气氛，增加其对我方了解；建立图书馆，让其自由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减少大课数量，增加课堂讨论，活跃课堂气氛等。

志愿军医生陪美军战俘“甩老K”

上述教育方法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隐性教育”。所谓隐性教育，指隐藏教育目的，通过将教育性因素渗透到教育对象日常接触的环境、文化、网络、娱乐、舆论、服务、制度、管理、实践等具有教育功能的非正式教育载体之中，引导教育对象主要经由非认知心理获得教育性经验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30]当时，我军当然还没有隐性教育的提法，但在实践中做得很好。1951年1月25日，总政发出《改进外俘营待遇》的指示。为贯彻落实这一指示，志愿军俘管处建了医院7所（总院1所，分院6所）、俱乐部[31]31个、运动场82个、举办运动会30次（俘管处1次，各团共29次）、购买各国出版的英文图书杂志1万余册，还根据各国特有的节日（如美国的感恩节、母亲节、圣诞节；英国的爱尔兰独立纪念日、英王加冕日、圣诞节；土耳其的封斋节）给予特殊照顾。这些措施一方面体现了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加强了我军俘虏政策的影响。以图书室的自由阅览为例，战俘营曾购入一本《福斯特自传》[32]，有俘虏看后受到启发，觉得福斯特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下都能为和平而努力，自己为和平做些事情又算什么呢？[33]

（3）释放战俘

释放俘虏是向敌军和国际社会公开我军宽俘政策的重要途径，它有利于消除敌方敌对心理，减少我军在战场上的伤亡。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基本上死战不降，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我军的宽俘政策。美方在其战地报纸《星条报》上对志愿军进行“妖魔化”宣传，称志愿军是“野蛮人”，经常刊登污蔑中朝军队残杀美军俘虏的图片和故事——有的被投入火中、有的被挖掉眼睛、有的被割去鼻子、有些被集体屠杀。据美俘供称，就是因为看了这些报道，所以“宁愿战死，不愿被俘，即使被俘，也宁愿就地被枪杀，不愿跟我下战场”[34]。战役后期，美军士气之所以普遍消沉，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已了解我军宽俘政策。

谈心交心

释俘主要有两种情况，除了从战俘营选释部分俘虏，还有“火线释俘”。火线释俘又分两种情形：一是战俘受伤严重，不便后送；二是战斗情况特殊紧急，前后方交通断绝，作战部队又无力看管。在后一种情形下，如通讯联络尚未中断，火线释俘报团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如通讯联络中断，则由战地最高指挥员决定，事后再向上级报告备案。我方的释俘善举在美军中广为传诵，甚至“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也知之甚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原文如此）。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35]美国知名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也写道：“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中国人对俘虏，尤其是对伤员，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同情之心……他们会把美国伤员放到担架上，把他们抬到路边，然后撤退并停止射击，以等待联合国军的战地医生把他们弄走。”[36]

我军多次释放俘虏，对敌军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1950年11月18日晚，志愿军第一次释放俘虏103名（其中美军战俘27名，韩军战俘76名[37]），其效果超过预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被释放的战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心理转变。一是对志愿军产生了好感：被俘期间，他们亲眼看到志愿军掩埋其死去的战友，为其受伤的战友换药，在伙食上与自己没有两样[38]，触动很大；二是消除了被处决杀死的恐惧心理：俘虏们先前害怕被虐杀的担心一扫而光，消除了对志愿军的误解；三是产生了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思想。②志愿军释俘消息传开后，在敌军官兵中形成了广泛影响。尽管美方对志愿军释放回去的战俘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39]，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敌军中迅速地传播开了”[40]。这使美方污蔑我军杀俘的谣言不攻自破，同时让“联合国军”官兵认识到，当俘虏不会被杀，还有生还的机会，这为志愿军日后对敌进一步展开心理进攻埋下了伏笔。果然，第二次战役中，就发生了两起百人以上敌军在被围情况下集体投降的事件。[41]

（4）扩大俘虏政策的国际影响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争取国际社会甚至敌军母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非常重要，这也是心理战的重要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通过宽待战俘、管教战俘、释放战俘，有效瓦解了敌方的军心士气，但这还不够。心理战的作用应该超越战场，扩大到国际社会和敌军母国，而战俘是我方加强国际宣传的重要渠道。为了借助战俘加强国际宣传工作，志愿军俘管处在1952年特别增设了“新闻科”，下辖各团相应增设一名宣传干事，重点负责对外宣传报道。战俘们纷纷写家信、录制家庭广播、向其母国投稿，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军的宽俘政策，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提高了志愿军的声誉。据统计，在国际宣传材料上，战俘广播录音稿896件、征文稿1600余件，战俘生活照片60000余张、呼吁和平的签名书和信件2475件。[42]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军委总政治部对三年敌军工作进行初步总结时强调指出：“战俘家信与向外国发行新闻照片是很有力量的宣传品，应当大力去作。”[43]

借助俘虏扩大宣传，增强心理战的国际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战俘家信

战俘家信是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资源。抗美援朝战争中，外俘向其国内的亲戚朋友写信达12.9万多封[44]，述说自己在战俘营受到志愿军宽待等情况，这些内容“在他们的家乡被广为传播”[45]。1951年初，美联社、合众社连续转发我方寄发美俘家信的消息，“在美国及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46]。

发放美军战俘的信件

关于战俘家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要附带宣传内容。战俘家信中一般夹有“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集体签名页。战俘家属收到信后，往往将其复印成传单向外散发，并四处征集签名。例言之，美俘史耐尔的母亲收到儿子的信后，把信中夹带的有92名战俘签名的呼吁和平的附页拿到芝加哥和平大会上宣读，还散发美国各地进行广泛宣传。美俘考尔德的父亲、阿肯色州人埃科德尔更是在一个月内就征集到近百万人的签名，要求战争双方交换全部战俘，声势浩大，“震动了美国当局”[47]。还有43名美俘直接给第7届联大代表团（将讨论朝鲜战争问题）写信，要求和平，尽快结束战争。在英国，据英俘塔吉的母亲来信说，“战俘的母亲和妻子，都在伦敦聚集，开会研究如何为和平而努力”[48]，他们向下议院请愿，甚至把丘吉尔逼得从后门逃走。

②必须进行审查。战俘家信是我方为心理战开发的新资源，它不再是纯私人性质，而需要承载心理战功能。为此，对战俘家信进行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不必避讳，要正面向俘虏们解释清楚；俘虏亲友的来信若有不当言论或夹带反动宣传品，则须扣押。审查信件不可草率，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对此，俘管处专门在1952年10月15日向各俘管团（队）发出一份通知，附以《俘虏写信注意事项》，要点如下：其一，信件用钢笔写，字写清楚，不得潦草；其二，姓名一律写全名或军号，不得用小名或代号；其三，信内不得牵涉其他俘虏姓名或其他俘虏事情，信内不得夹其他俘虏信件；其四，每封信只准用一种文字，不得夹杂其他文字。凡非英文信件须单独交中队，不得投入信箱……[49]上述规定很有必要，例言之，不用钢笔而用铅笔写，字迹容易模糊；字迹潦草或不用真名全名，难以达到宣传目的；一封信若使用多种文字，不仅给信件审查工作带来麻烦，还会给外界造成战俘在设法规避审查的印象。

③要设法寄达目的地。战俘家信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寄出：一是由北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转寄；二是通过谈判地点板门店转交对方[50]；三是委托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转交；四是利用“战地邮包”与“和平信箱”。战地邮包是第40军的发明创造，后在志愿军推广，即将俘虏家信集中做成邮包，留在战地让敌军转寄；“和平信箱”则设置在敌我往来区。

战俘在信中吐露了他们受到志愿军宽待的事实，自觉不自觉的扮演了志愿军的“义务宣传员”或“会说话的宣传品”角色。外俘们第一次收到家属回信（1952年8月15日）就有35.4万多封[51]，从回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战俘家信”心理战效果非常好。

一位美国工人父亲写信给儿子说：“你们年轻的小伙子为什么不团结起来签名呼吁和平呢？如果我有足够的旅费，我会马上跑到华盛顿去，把杜鲁门拉出来，用脚踢他的屁股！”

一位美俘的妻子写信来说：“最好希望中国人把你送到谈判会上去证明，你是得到宽待的，揭破他们的谎言！”

战俘罗伯逊的母亲写信给志愿军说：“我在俱乐部遇着一位妇人，把她儿子从战俘营寄回的母亲节的信给我看，使我感动得流泪，更相信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

一个英国读者给志愿军写信说：“你们的待遇既人道又仁慈”，“绝大多数的英国人都把中国人当成朋友了。”

一名美俘家属写信给前线美军说：“某某太太的儿子，已在朝鲜当了中国人的俘虏，有信给他的母亲说中国人待俘虏好”，“当俘虏比前线打仗还安全些”。

一位美俘的女朋友写信来说：“我一直等待着你的来信，这便证明我不相信那些故事（1951年11月14日，美第8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污蔑志愿军虐杀俘虏 ——笔者注）。”

一个美俘的母亲给儿子写信说：“我想其所以有这些关于中国人虐杀俘虏的谣言是因为你们写信来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我知道这不过是为了使士兵们更坚决地打仗而已。”

土耳其哥哥给弟弟战俘来信说：“家乡回来的两名伤兵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他俩受伤后被中国人俘获，中国人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把他们的伤裹好又放了回来。因此，我知道你被俘后不会死。”[52]

美俘哈罗德·T·布朗的母亲给儿子回信：“对给予你照顾，让你与亲人保持联系的当局，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要说这儿的人和我一样，都很感激。”

英俘里兹之母看到儿子来信和照片后对《约克镇晚报》记者说：“我从照片上看到儿子现在的模样儿，真是太高兴了……唉呀，两年来，我日夜都在替他操心，今后我心头就没有压力了!”[53]

此外，俘管处还鼓励战俘们向其国内或家乡投稿，扩大宣传范围。英国报纸在1952年某月的13天中，就有13个省20种地方报纸刊登了外俘们生活的照片和文字。

二是战俘录音

除了战俘家信，战俘录音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战俘录音由俘虏口述，声情并茂，内容丰富，而且传播迅速，影响广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战俘录音的主要宣传平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派了一批技术人员赴朝鲜战场制作录音供稿，每周通过电台专题广播“战俘家信录音广播节目”向全世界播出，共近900封[54]。录音广播的内容很多，其中一大内容是志愿军在战俘营所做的很多工作，如改善伙食、改进医疗、举办文化活动、举行体育比赛、允许宗教信仰等，尤其是战俘营运动会的举行，更是俘虏们在录音中津津乐道的话题，仅战俘第5团俘虏在5天内就广播录音36篇。[55]

战俘录音比战俘家信传播更快捷，影响更广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战俘家信录音广播”节目开通后，最热心的听众当然是战俘家属，这已成为他们的首选新闻。某战俘家属说：“他在信里一直对我讲他很健康，可是我老放心不下，总以为他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我后来听了他的录音广播，声音洪亮，情趣飞扬，看了照片也果然健壮结实。我的心情要比两年前轻松多了。”[56]这档节目还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转载或转播了不少战俘录音。

三特殊战俘的特殊宣传

志愿军成立的专门收容管教外俘的机构名为“营”，实为“团”。志愿军战俘营一共5个团，外加一个大队，[57]其中5个团管理的都是普通战俘，大队管理的则是“特殊战俘”。所谓特殊战俘，主要指军阶较高、身份特殊、掌握较多重要情报或信息，对我方实施心理战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战俘。

利用特殊战俘进行特殊宣传有一个十分典型的成功案例，即“诺尔事件”。

诺尔全名弗兰克·诺尔，是美联社记者。1950年，52岁的诺尔被派驻朝鲜战场，跟随美军陆战第1师在前线采访报道，同年12月17日在第二次战役中被俘，作为特殊战俘后送到战俘营第2大队。1951年圣诞节前，美联社亚洲分社的同事商量送件圣诞礼物给诺尔，最后决定送架相机——可让诺尔在战俘营中拍摄照片供稿，发布独家新闻。该社通过各种人脉关系[58]找到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和乔冠华。李、乔经请示北京后表示赞同，再经志愿军政治部同意，把一架德制林哈夫牌相机和胶片转送到诺尔手中。

诺尔重操旧业，拍摄了俘虏们过圣诞节的照片。这些照片经由秘密渠道送往开城中立区，随后秘密转给了美联社亚洲分社派驻板门店的记者，再利用日本东京的无线电传真发回美联社美国总社。很快，7张关于美俘的生活照冠以“美联社摄影记者在铁幕后拍到的独一无二的照片”为标题出现在美国几百家大小报纸的显眼位置，引起了轰动。见此，俘管处乘热打铁，支持和配合诺尔又拍摄了300多张反映战俘生活的照片，继续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刊用。美国许多读者通过信件、电话和电报联系美联社，说他们“通过照片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他们又胖又快乐，并恳求报社通过诺尔向收容并宽待他们亲人的中国‘东道主’转达敬意”[59]。甚至英国读者也希望诺尔拍下英国战俘的照片，这样他们觉得或许能够在照片中找到已被英国政府通知“失踪”甚至“死亡”的亲人。60年后，香港《凤凰周刊》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当时西方媒体鼓噪的‘共军虐杀美军战俘6270名’、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等舆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这名被俘的美联社记者亲手拍下的这些照片，不啻是最好的回击。”[60]

“诺尔事件”留下了有益的启示，即要扩大利用外媒的范围。国外媒体有两大特点：一是独立性强，一般不受政治控制或左右；二是商业化程度高，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增加发行量和广告赚钱，而这又必须通过吸引观众眼球来实现。因此，外媒新闻报道的内容是灵活的，不会因为是美国媒体就拒绝刊登有利于我方的内容。显然，凡是愿意刊发对我有利新闻报道的外国媒体，不但不应拒之门外，还应主动与其联络，用好这个特殊的宣传员。

为美军战俘买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