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该如何传播——系列文章编者按

我们需要提升和改善科学传播的效果,可以说,不论是科学传播学界还是科普业界,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我们发现,对于如何提升科学传播效果,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其实在诸多方面尚缺乏共识。

在宏观层面上,提升科学传播效果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主流科学界的宣传官还是做警惕“科学霸权”的守门人?在中观层面上,科学传播如何融入相应的科技治理中?在微观层面上,源于科普实践的供给逻辑和源于传播学的传播效果考量如何能融合在一起?凡此种种,既需要分歧方之间的深入讨论,也需要基于学理发展和中国现实探讨可行或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

作为长期在科学传播领域耕耘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苏州大学教授贾鹤鹏在、本期及明天连续在“我是科学家”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就是这种寻找解决方案的初步尝试。

近年来,随着中央领导人对科学传播越来越重视,有关部门也出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在我看来,在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科学传播高级职称评定。已有一些同行撰文探讨此事的意义。无疑,这种高级职称评定,也与科技界正在致力于推进的“破四唯“一脉相承。因为”破四唯“的本意,并非不要论文不要科研项目了,而是要让科研回归促进科学创新、造福社会的本职,而不是仅仅看重可能没有太多意义的论文数量。同样,科学传播高级职称的目的,恰恰是为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履行通过科普来造福社会提供了条件。

我对科学家从事科普的实证研究为科学传播高级职称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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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科学传播者获专业高级职称证书 |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张茜

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副研究员等同行于2016年和201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针对科学家传播行为的大样本的调查,也陆续做了几十个针对“网红科学家”的深访。结果都反映出,大部分科学家们认为,阻碍他们投身科学传播工作的最主要因素是这类工作难以纳入成果考评,其次则是时间不够,这又直接导致投科学传播实践的科学家们在职称晋升上步履维艰。

例如,我们与中国首获科普领域大奖卡尔萨根奖的中科院郑永春研究员做了多次交流。被我们戏称为“春哥”的郑老师,一提起科研考评就牢骚满腹。而时间上的困难,不但大多数人会在问卷上反映,也在访谈中都有提及。这其实又与科研考评联系在一起,因为要满足现在水涨船高的考评要求,投入科研上的时间也不得不不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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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 | 科普中国

虽然,由中国科协及地方科协系统推动的科学传播高级职称评定,不能直接替换为科学家所在单位的职称,但对后者未来施行相关举措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更加重要的是,对于科学传播做得好的科学家们而言,现在,他们有了一个留在体制内但继续投身科普的多样化选择。

对于科学传播的效果而言,类似于科学传播高级职称这样的政策举措能起到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超出政策制定者预期。因为大多数获得科学传播高级职称的科学传播人,都具有丰富的市场化导向的科学传播经验,但同时又具有纯商业机构不具有的科学传播资质和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他们的科学传播行为具有官方科学传播机构难以具备的效果[1]。

增设科学传播专业技术职称这一政策及它所能带来的可预期的积极后果,都说明要提高我国科学传播的效果,就必须要通过制定政策来鼓励各种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群,在符合自身需求的情况下投这一事业。更具体来说,除了鼓励科学家群体,科研院所的宣传人员也应该纳入政策激励格的目标人群中。我们的研究表明,是否得到宣传人员的支持,是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行为最直接的预测指标[2]。

但现状是,在从事科学传播的工作中,中国科研院所的宣传人员,实际上面临着比科学家更大的压力。他们在所在院所基本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往往要行政宣传一肩挑,通常并没有意愿和精力来坐下来精心思考如何提升科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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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虫创意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中国科研政策制定者把科学家、科研院所宣传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直接纳入到科研机构的考评和科研项目的结题指标中。这样,不仅网红科学家们不用再忧心职称,科研院所宣传人员也能得到更多资源。

但是,政策落实难以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由专业的科学传播机构来操盘,以提供科学传播高级职称这种社会性职称的方式,或者通过政策来鼓励第三方机构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科学传播服务,不失为提升科学传播效果的选择。

我们在这里探讨科学家群体、科研院所宣传人员科学传播参现状与相关激励政策展望的目的,并非为了否定现有专业科学传播机构和人员的能力与其投身科普的热情。而是试图从政策制定这一中观维度上,探讨通过鼓励科学家群体、科研院所宣传人员参与科学传播,以提高我国科学传播效果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传播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各种信息在言论场上自由竞争的过程。不论我们多么高估科学的重要性,都不能确保受众会自动地汲取科学知识,甚至都不能指望受众把与科学相关的内容置于优先获取的信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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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Robo Genius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挑战赛总决赛 | 中国科普网 洪星

但是,为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科学传播工作,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各种有资质、有素质、有号召力的网红科学家、网红科普人。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科学传播中,使有价值的科学传播信息,通过传播过程的反复试错而提升传播覆盖面与传递效率,进而提升科学传播效果。这既是单纯依靠商业化的市场机构所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也是传统的体制内的科普宣传力所不及的。

参考文献

[1]王大鹏, 贾鹤鹏, 吴欧, & 钟琦. (2018). 网络自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新动能——以“网红”科学家为例. 新闻记者(10), 47-56.

[2]Jia, H., Shi, L., Wang, D., & Zhang, Z. a. (2018, August 6-9). Examining Chinese scientists’ media behavior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media experience predict involvement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Washington DC. August 6-9.

作者:贾鹤鹏

编辑:杨婧

排版: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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