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不是关键，生育养育成本降低才是关键，国家的角色更重要|人口老龄化|优生优育|生育|生育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会议作出重磅部署。很多媒体以放开第三胎生育为主标题进行报道。

不过从详细的内容来看，放开第三胎生育政策恰恰不是这份决定的主要内容，其还包括了人口老龄化这个重要的议题。而即便是提高人口出生数量的问题上，放开第三胎也不算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从2015年放开第二胎以来，生育率也仅有几年呈现回升，之后则是持续的下降状态。2020年由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很显然，第三胎合法化生育率也不太可能有显著提升。

一个常识在于，现在的生育率走低的关键还是在于生养成本的畸高以及各种各样无形的社会压力。生育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正常表现，只是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确实更为严峻。应该说，除了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外，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以及日本、韩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体系恰恰是压力最大的，东亚三国既没有达到欧美国家那样的财富积累规模，也不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直接躺平，正是这种分工体系造就了东亚三国巨大的社会压力。

文件中有关提高人口出生率的解决措施其实主要包括四部分，即：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第一点是解决思路需要有系统性，不是简单放开就完事了。第二是观念上要革除社会风气的既有弊病。第三和第四则是非常实质性的措施，直接涉及到社会福利和社会资源整合问题。应该说，第三、第四才是最能有动作的地方。

说到底依然是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这背后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资源量上，中国必须要往更高的国际分工体系方向移动，从生产端逐步走向研发端和消费端，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有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在资源配置上的，如何协调国家与市场将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背后也涉及非常复杂的体制机制设计，很多之前习惯的规则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户籍、房价、劳动权利等都会进行深度调整，国家则必然在这其中扮演一个确保公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