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作者： [美] 苏珊·鲍尔多
立足于大量的知识背景，集知识性、实用性和通俗性于一体，苏珊·鲍尔多从文化批评视角，围绕女性体重、减肥、练习、新闻形象、电影、广告、厌食和易饿症等，揭示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现象及其隐喻：为什么许多女性杂志总是把美食说成是“有罪的”，为什么有一种病叫做“被巧克力杀死”……书中所提出的不仅是女性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的公共文化所应反思的。
可以证明，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这些衣食无忧的西方人第一次为了追求一种审美理想，开始系统地拒绝食物，当然，其他文化中也存在节食现象。高贵的希腊文化曾研究过如何控制食物摄入，将其作为掌控自我的途径，也是一种以适度原则对待万物的实践。禁食的目标是净化精神、支配肉体，它是中世纪基督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节食方式可以被明确视为“自我”发展的工具——不管是对基督徒而言的“内在”自我，还是对希腊人而言的公共自我——将自我建构为一个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优点。因此，只有少数人、贵族或神父才有资格禁食和禁欲，他们被认为能够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卓越。但到了 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开始热衷于管理身体，对节食的关注也与追求一种理想化的体重或体形联系起来；对身体的管理成为一项服务于身体而非灵魂的计划。肥肉取代食欲和欲望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人们开始用磅秤上的数字，而不是他们控制冲动和过度的水平来衡量自己的节食成果。此时，（如金·彻宁所称的）资产阶级“苗条的暴政”开始确立它（尤其对妇女）的支配地位，为了纯粹改变身体，各种手段——节食的、锻炼身体的，还有后来的化学药品和外科手术——也应运而生。
如今，我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和其周围的产业具有规模大、层面多的性质。如果存在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识，那么它也将大部分注意力（这并不奇怪）放在那些被视为病态或极端的事物上——那些“上了瘾的”或走“极端”的不幸的少数群体。电视脱口秀讲述灾难性的故事，起因是胃间隔手术、胃泡、胃肠绕道手术、流食、强迫性锻炼。各种杂志警告人们减肥手术和抽脂术的危险，关于贪食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书和文章迅速增加。大众媒体对饮食失调的描绘通常是骇人的；当受众们看到骨瘦如柴的身体的图片，或对一般的暴食过程中所吃大量食物的详细描述时，他们都目瞪口呆。这种展现在（“正常的”）受众和这些被展示的人（“反常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附带”关系。即便受众仍然能从前台的人的行为或报告的经历中认出他们自己，他们所面对的是“病态的”或在这种标准之外的自己。
当然，只要原因是这些行为所需要的财政资源，那么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标准之外的，但对于肥胖、节食和苗条的关注不是反常的。的确，这种关注或许是我们这个世纪中最强大的标准化机制之一，为生产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的“驯服的身体”保驾护航，这种身体对任何偏离社会规范的现象都很敏感，并为了服务于这些规范而常常进行自我改进和自我转化。在这种背景下，对“病态”、失调、事故、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怪诞行为的关注模糊了节食和身体管理技术的标准化功能。女人受这种控制的支配，程度上比男人更深，而且从历史上看，范围更广，对她们而言，对“病态”的关注（除非嵌入一种政治分析）将注意力从一种性属再造的主要手段上移开。
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视为再现社会范畴和关注的“自然象征”的体系，她认为，对于维持严格身体界限的焦虑（比方说，体现在与粪便和唾液相关的各种仪式和禁忌，还有对“内部”和“外部的严格划定中）在一些外部界线受到攻击的社会中有最明显和集中的表现。同样，我假设，对身体进行“内部”管理（就是说，管理它的欲望）的热衷，源自可以被称为在社会身体的体系内对欲望的宏观管理中的不稳定性。
在发达的消费资本主义中，按照罗伯特・克劳福德的精彩论述，经济生活的矛盾结构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对抗性的人格建构。一方面，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必须升华、暂放、压抑为了获得即时满足而引起的欲望；我们必须培养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表现出向欲望和冲动妥协的无限能力；我们必须不断渴望即时满足。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断被诱惑围困，同时又因过度放纵而遭社会谴责时，管理欲望也就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些作为消费者能放纵得起他们的欲望，却被这种文化和打击的人，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窘境）。
食物和节食是表现这两种矛盾的主要场所，在电视上和通俗杂志中，每过一页或仅仅在两则商业广告之间，美味食物的形象和表现渴望与欲望的修辞马上就被推销柚子餐、低卡路里食谱和健身器材的广告取代。但比这些明显的反差更令人不安的是，广告商不断地将它们神秘化，暗示这些反差实际上不存在，人们可以“全部拥有”。节食和锻炼计划也相应地被配以表现即刻满足（“用 21 天的时间化肥胖为神奇”，“立刻从 20 寸变为 10 寸”，六分钟拥有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腹部”）和轻松（“不用移动一英寸就能做 3000 个仰卧起坐……平躺着慢跑 10 英里”，“不用节食就达到 85 磅”，还有不知羞耻的说法，“不做锻炼的情况下得到锻炼”）的形象。但在现实中，对立不是可以被轻易调和的，相反，它了一种经典的双重约束，按照两种互不相容的方向将自我分裂。这种矛盾不是抽象的，而是源于“消费激情”的具体历史建构，而所有在平衡、适度、理性和远见方面表现出的倾向都被排除在外。
因为一看到中意的产品就会失去控制，所以为了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必须对其严加防范。苗条的身体为一个管理有方的自我的诱人理想编码，尽管存在消费文化的种种矛盾，但一切都井然有序。因此，不论斗争是否围绕食物和节食展开，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在受“行为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严格制约的白天），和沉迷于无意识“释放”（食物、购物、酒精、电视，和其他让人上瘾的药物）的夜晚和周末之间摇摆。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体系的中心矛盾将它自己刻写在我们的身体上，贪食症也显现为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人格建构。因为贪食症准确、明确地表现了对不受约束的消耗（体现在贪食症患者无法控制的暴食上）的极度渴望，这种消耗处于不稳定的张力中，并伴随着让我们保持清醒，“净化我们的行为”，在礼拜一早晨恢复严格控制（清理肠道的需要——体现在贪食症患者人的呕吐、强迫性锻炼，和借助药物的排泄上）的要求。
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有一种神经性厌食症流行病，“尽管事实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超重的”, 这被（不正确地）称为“似非而是”，而它也包含相同的结构性矛盾。厌食症和肥胖的共存远非一种似非而是，而是掲示了当代人格建构的不稳定性，和在作为生产者的自我和消费者的自我之间寻找平衡的困难。贪食症体现了消费资本主义内不稳定的双重约束，而厌食症和肥胖症则代表一种消解这种双重约束的尝试。因此，厌食症可以被视为否定自我和压抑欲望的极端表现（处于职业道德的绝对控制下）；肥胖症可以被看做一种向欲望妥协的极端能力（消费主义掌控局面），两者都植根于对欲望相同的消费文化建构中，在这种建构中，欲望压倒并超越自我。由于存在这种建构，我们要么完全屈服，要么奋力抵抗。
在文化看来，厌食症和肥胖症都不是一种恰当的回应。一种消费体系永远不能容忍对饥饿和欲望的彻底征服，即使我们文化中的基督教二元论同样让我们容易被厌食症患者看似能超越肉体的能力迷惑。厌食症患者为拥有这种能力而自豪，但随着失调的发展，她们通常认为有必要隐藏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不让周围的人看到。如果对于厌食症患者的文化态度是矛盾的，对肥胖症患者则并非如此。如玛西娅・米尔曼在《一张如此漂亮的脸》中记录的，肥胖症患者在我们文化中容易引起让人失去理智的愤怒和反感，并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在母亲胸部饥饿、无意地吸吮着的婴儿：贪婪、陶醉、慵懒，没有自我控制或意志力。人们不愿坐在肥胖症患者旁边（即使他们占据的空间没有妨碍别人）；喜剧演员从不掩饰他们的尖刻；社会上，他们被认为不具备公共职能（一位男子写信给“亲爱的艾比”，说他准备不邀请他的弟弟和表妹作为嘉宾出席他的婚礼，要另觅他人，因为“他们两个都太胖了”）。值得注意的是，肥胖症患者身体构造中最常受到恶意攻击，也最被他们自己鄙视的部位是象征着消耗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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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楚涵
首图源丨电影《To the Bone》（《骨瘦如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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