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在中国农村的开展，各种贫困以及扶贫话语开始不断涌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成为了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大家都关注的社会性热点议题。但是扶贫成为热点之后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对其知识性的理解和把握也随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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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汉泽

photo |图虫创意

作为国内外知名扶贫专家，李小云教授最早把参与式发展理论（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引入中国的扶贫实践领域，为此参与式发展之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称其为将参与式方法系统化并运用实施的第一人。在二十多年前参与式发展还在扶贫领域如火如荼推广应用的时候，有一次在北大召开的扶贫战略研讨会上，包括杜老（杜润生）在内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汇集一堂讨论新世纪的扶贫战略，当大家的讨论重点仍都聚焦在扶贫的宏观战略和区域发展政策之时，李小云在微观层面就明确提出对于参与式扶贫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和道德风险要保持警惕和进行反思，这一观点受到了杜老的赞赏。无论是作为专家直接参与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作为学者对贫困和农村发展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对我国农村减贫与发展保持了最为前沿性和敏锐性的把握。

对于贫困的理解是我们制定扶贫政策和进行发展干预的前提，但是不同学科与不同学者们对于贫困的定义始终莫衷一是。一方面，我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不断深入和多元，从整体上来看，国际上对于贫困的界定经历了从单维到多维、从客观到主观、从基本需求到自由权利乃至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结构解释还是偏向个体的文化主义解释都难以直接触及到贫困的本质。尤其是受到美国的“决定收入”进取模式（achievement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的影响，现实社会中有仍然有不少人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懒惰、愚昧、“等靠要”等个体因素。

近些年随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在中国农村的开展，各种贫困以及扶贫话语开始不断涌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成为了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大家都关注的社会性热点议题。但是扶贫成为热点之后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对其知识性的理解和把握也随之深入，笔者在基层调研时经常会遇到“为啥我不是贫困户？”“扶贫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把钱直接发给贫困户？”等等各种各样的疑问。这些质疑背后显示出人们对于贫困和国家扶贫行动的关注的同时也表现出大家对于贫困理解的不足。

当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开始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样本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必要对贫困和扶贫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总结和深入性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小云教授《贫困的终结》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我们对于贫困以及扶贫的理解提供了知识上的供给。揭开这本关于贫困终结的著作，我们梳理之后可以看出作者围绕什么是贫困、为什么扶贫、如何扶贫以及作为扶贫行动研究的“河边扶贫实验”四个部分展开分析与讨论。

首先，《贫困的终结》开篇就提出了贫困的元问题，一下子将对贫困的分析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开篇即指出贫困的本质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的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扶贫的元方案即：“集体性生存伦理的维护和对现代性过度扩张的控制，以及协助落后于现代化的群体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这就是扶贫的哲学含义和对贫困的本质主义理解。对于河边村的贫困诊断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贫困并不是因为贫困人口个体的懒惰和能力上的缺陷，而主要是其陷入了贫困陷阱之中。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来自于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之中所导致的剥削与排斥，但是我国很多类似于河边村的农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在发展转型过程之中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而这正是作者对于贫困给出的新发展主义解释。

第二，在理解贫困的本质之后作者就开始对为什么扶贫进行和扶贫为了什么展开进一步解释。无论是从合法性还是有效性的角度来看，扶贫行动都可以为国家和政府带来诸多正向效益。其实不仅在中国，无论是美国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宣战”（Waron Poverty）、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都是国家层面对于贫困所开展的计划性、大规模干预。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不采取专门行动对不平等与贫困问题进行有效抑制，那么作为社会问题的贫困也会反向对于经济发展本身产生逆向的制约作用。但同时有人会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作为理由而对扶贫行动和干预提出反对和质疑，但是作者指出这类观点忽视了穷人与富人本应该享有的同等权利和机会。扶贫最重要的是在消除和缓解贫困战略和政策以及具体措施要尽量与“穷人”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基于所谓的“尊重穷人的选择”而鼓励穷人在旧有的轨道上重复。

第三，作者在接下来的第四、第五章两部分对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中的各种扶贫政策实施进行了分析。这里面既涉及到宏观层面扶贫战略、政策的解读和建议，比如对于精准扶贫的难点、重点和挑战的梳理总结；也有对于具体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微观分析，比如对产业如何扶贫、两项制度怎么衔接、资产收益如何扶贫、扶贫怎样瞄准等等。其实，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呈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观察当下中国政治、行政以及治理提供的一个绝佳窗口，精准扶贫的意义和作用其实早已经超越了扶贫这件事本身，因此，我们应该跳出扶贫谈扶贫。作者早在脱贫攻坚开始不久就已经敏锐地关注到扶贫政策创新与地方政府的竞赛，并提出精准扶贫为地方政府形象重塑提供了资源供给，并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型，并进一步催生了地方政府新的政治生态，精准扶贫对于国家治理、党政关系、官僚体制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精准扶贫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后续影响以及此项运动本身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有待我们在脱贫攻坚结束之后进一步深入观察和挖掘。

最后，作者以其在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的扶贫实践为例，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发展主义者的实验”。李小云教授经常称自己是一个“有机的发展主义者”，当然不同于传统发展主义改造穷人的单向度思维，在看到贫困地区不可避免的要遭遇现代化的时候，他尝试为作为传统一方的穷人在这一转型过程之中找到对接现代化的要素，并同时尽量规避发展风险和对穷人的伤害。他提出“发展中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毕竟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任何人都难以成功抵抗。在河边扶贫实验的实践中，作为研究者与扶贫工作者双重身份的李小云教授将自己多年的理论思考与经验应用于这个贫困村庄。作为行动研究的河边扶贫实验，这并不是常规意义上政府与社会组织“共谋”之下所打造的一个“典型”，而是反思性知识权威与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过程之中不断引导政府注意力和撬动政府资源的一个新发展主义尝试。经历了六年多的扶贫实践，“瑶族妈妈的客房”、“河边青年创业小组”、“新业态复合型产业体系”等诸多新理念被一个个落地和实现。当然河边实验中的诸多做法也遭遇了很多现实中的困难和价值层面的纠结，长久看来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存在疑问，但是作为新发展主义实践的河边实验背后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知识正在不断复制、拓展并运用到更多的村庄的发展和振兴之中。《贫困的终结》一书是李小云教授对自己多年扶贫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反思。这些短文是李小云教授近些年来在各大报刊和网络媒体上刊发文章的汇总，往往三四千字的一篇短文在李小云教授的口述下十几分钟便能完成，读起来感到趣味十足的同时也发人深思。我认为《贫困的终结》最为重要的部分除了政治哲学分析之外，书中关于贫困叙事的细节描述尤为精彩，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呈现出贫困复杂性的同时让我们对于这些书中人物的际遇很难不会不产生出一种共情，相信读了之后对于是否采取扶贫行动这件事本身将会不再有更多的质疑。特此向大家推荐！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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