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神府红军创建人之一、百岁开国将军王兆相，晚年时常这样告诫子女：“没有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没有根据地人民舍生忘死地支持与掩护，我王兆相早就不存在了。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众多英烈相比，我只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名幸存者。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老一辈，不要忘了根据地广大的人民群众。”

王兆相和夫人刘静

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范围，东西宽150余里、南北长约400余里，东至黄河，西至榆林建安堡，南到葭县岔道哺，北到府谷滩坝、黄甫，主要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等地，人口达14万以上。在黄河以东地区的兴县冯家川、黑峪口、罗峪口、巡检寺以及滩头坪上段家湾、蔡家会等地，也建有党组织和秘密红色政权。

2021年6月，红船杂志专访了王兆相将军的长子王延生，听他讲述了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百姓如何支持和拼死掩护红军，同时王延生也讲了自己被寄养在养父母家，长达八年的生活境况。

神府红军游击队发展速度惊人

王延生是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人员、高级工程师，从他的身上能感受到陕北人忠厚朴实的个性和经历苦难后的豁达。已经81岁高龄的他思维敏捷、言谈清楚，谈起自己在延安和陕北神木农村时的艰苦生活，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当年，陕北黄土高坡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常年旱情。雨水稍大点，禾苗又被冲跑，播下种子也被冲走；雨水少时，旱情更是严重，粮食大量减产，老百姓食不果腹，忍受饥饿之苦。再加上晋、陕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多次疯狂围剿，以及土豪恶霸、民团的不断欺压骚扰，使得这里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王兆相将军长子王延生

说到父亲奉陕北特委指示，去陕甘红军向谢子长、刘志丹学习武装斗争的经验时，王延生说道：“1933年5月，陕甘红二十六军在执行左倾路线的政委杜衡领导下，强制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山区另开辟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转战在谓南、终南山一带，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又孤军深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而失败。”

时任红二十六军警卫队长、骑兵连支部书记的王兆相，在掩护刘志丹等同志突围后，与刘志丹等人失散。在终南山里一直与围剿的敌人周旋，他攀越悬崖绝壁，多次摆脱国民党和民团搜捕，在山区群众帮助下历经艰险终于走了出来。“出山以后，他白天打短工，夜晚宿破庙，几次躲过搜捕，用挣来的工钱作盘费，在老船工地掩护下渡过了渭河，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中心薛家寨。”

在薛家寨，王兆相见到了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游击队政委张秀山等人。“1933年8月，经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批准，我父亲离开了陕甘边，到陕北神木地区发展武装斗争。他绕道甘肃庆阳和陕北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回到神木。此时，我父亲才知道他的大哥，也是他革命的引路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刚刚在米脂牺牲的消息。”

1927年2月王兆卿的委任状

据了解，王兆相将军参加革命是受哥哥王兆卿影响。王兆卿1925年在绥德师范入党，一直与陕北党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一起进行“兵运”工作。他也是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是陕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1933年8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兆卿牺牲在米脂无定河畔，是著名的“无定河六烈士”之一。

“1933年8月间，按照陕北特委指示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找到我父亲，商讨在神木开展红军武装斗争的事情。当时马文瑞已经知道我伯父王兆卿牺牲，于是他跟我父亲说：‘老大不在了，老二接着干！’同时为了掩护身份，他给我父亲改名为王二。并把自己随身带的一把手枪和三颗子弹交给我父亲，这把枪也就成为神府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支枪。”

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是，神府佳榆根据地一直是独立存在的，处在陕、晋敌人的包围、阻隔之间。王延生介绍说：“1936年以前，神府红军根据地周边，围守着榆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和高双城的一个整编师，另有阎锡山的晋军横亘在陕北其它地区和神府根据地之间。红军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深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根本无法在此地立足。”

1933年10月18日，按照马文瑞传达的特委决定，在南乡区党委领导下，在温家川成立了第一支党领导的红军特务队。特务队由绥德人李成兰、李成荣兄弟俩、清涧人高家德、佳县人刘增吉、神木人王兆相、乔六十、贾兰枝等七名党员和一名共青团员组成，由从红二十六军任过连长回来的李成兰担任队长，从红二十六军回来任过警卫队长和骑兵连支部书记的王兆相任政治委员。

“这支不足十人队伍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最初时，他们用只有三颗子弹的小手枪与石头打一下才会响的六轮子，以及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两支没有子弹的枪和大刀等武器，开始对当地一贯欺压老百姓的土豪劣绅和地主民团进行打击，这一做法深受群众拥护。仅一个月时间，特务队便扩充到几十人。”

王兆相将军的家乡

1933年11月7日，特务队便改编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我父亲任队长，从特委派来的马万里任政治委员。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队伍迅速扩大到了上百人的规模。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奉陕北特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我父亲任团长、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

这支队伍成立后，一系列活动引起了驻扎在榆林的陕北土皇帝国民党军阀井岳秀、山西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驻军的警觉，为此陕、晋两省的敌人勾结在一起，几次出动上万人的军队，对红三团等红军武装发起大规模围剿。红三团与村寨的赤卫队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激烈地斗争，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围剿行动。

决不做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事情

神府红军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神府红军内部也出现过激烈的斗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游击队时，一部分从特委派来的人主张打出红旗大张旗鼓干，不要怕人民群众受到伤害。他们的观点是，敌人对老百姓欺压、屠杀的越残酷、越发会激起老百姓造反的仇恨。

红三团团长王兆相

“可当时游击队武器弹药都不足，许多人还手拿长矛和大刀，与强势的敌人接触后，打不了就抬腿跑了，结果游击队所住过的或经过的村庄，老百姓遭了难，许多村民被杀害。我父亲及本乡本土的人，坚决反对这种不顾群众利益的盲动行为。”王延生说。

“为此我父曾两次被撤职。他们这种极左行动，最后发展到一些村庄不希望游击队进村。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又让我父亲回队。游击队从开始组建，在红三支队、红三团如何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王兆相和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均认为：在神府地区干革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避开敌人锋芒，神府红军在与敌人斗争中，应尽其所能减轻对老百姓的伤害。神府根据地是自己的故乡，在历次斗争遇险过程中，这里的老百姓都不惜生命，甚至被敌人杀头，也不透露红军的去向，以此掩护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的安全。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事情神府红军决不能做，否则对不起善良的群众，辜负了他们对红军的信任。

王兆相的父亲被错误枪杀的地方

“我父亲的这种认识，使他遭受了极大伤害，短短几年之内，他几次被撤销职务。在‘左倾’肃反运动中，我爷爷一直支持两个儿子‘闹红’，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陕北特委派来的特派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我父亲也被撤销了团长职务。”

国民党部队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为了彻底消除王兆相这枚“眼中钉”，敌人对王兆相落井下石，在陕北、山西沿黄两岸和绥远等地到处张贴标语：“乌鸦脯母、羊羔跪乳，共产党人六亲不认，禽兽都知报父母恩，红军团长王兆相禽兽不如。”

“敌人还利用反间计，写信说我父亲要和国民党军里应外合反水，以报共产党杀父之仇。幸运的是，此信落到县委书记贾怀光手中，他马上把信藏起来。后来他见到我父亲，说此信一旦落入陕北来的那个特派员之手，他必借机杀你。”遭受这样的打击让王兆相感到非常的痛苦。

1935年上半年，根据地和红军由于特派员的左倾盲动路线，与敌人死打硬拼，并下令攻打敌人设防的寨子和工事，红军和赤卫队均受到重大挫折，根据地被敌侵占去大半，接替王兆相团长职务的薛荣翔团长也在战斗中牺牲。此时特派员失去信心，又产生了右倾逃跑思想，借口到南边去找刘志丹来帮助恢复神府佳榆根据地，一个人便离开了苏区。

“他走后神府佳榆的党、政、军组织又重新组织起来，我父亲恢复了团长职务，并逐步恢复了与敌人的不间断斗争，党的各级组织和红三团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苏区和红军均恢复并扩大了。”

1935年12月12日，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长时间，这个逃离神府佳榆的特派员，又代表陕北省委向中央打报告说：“神府佳榆根据地和神府红军垮了、主要责任神府党组织严重不纯、军事主要领导人王兆相尾大不掉头，将来可能当军阀，当土匪，不可重用，要控制使用......”

王延生说：“因为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按照陕北省委的这个报告，给我父亲安了个‘调和主义’的帽子，再次免去了他三团团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学习。后因敌人阻挠、道路不通，我父亲便被安排为神府特委的一个军事部干事，后又改任为军事部一个没实权的副部长。”

1936年3月刘志丹、宋仁穷、唐仁杰率红二十八军一路打到神木后，王兆相按老首长刘志丹要求跟随红二十八军过山西，驻守罗峪口和黑峪口两渡口，保证红二十八军的后方通道。

“刘志丹向特委提出，因去瓦窑堡的道路不通，你们也送不走王兆相，中央和陕北省委免去了他红三团团长职务，他在这一带又有威信，你们特委可把驻守罗峪口和黑峪口的部队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好了的伤病员，以及晋军中愿参加红军的人聚合组成一个红四团让王兆相去带领，这也不算违反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自此以后，我父亲又当了红四团团长，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

神府佳榆根据地和红军之所以在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坚持并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是根据地广大人民给予支持。

“父亲常对我们讲，陕、晋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共产党员，许多老百姓的亲人被敌人枪杀，敌人为逼迫其交代红军藏身之地，使用的手段异常残酷，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无所不用其极。为掩护共产党员和红军，菜园沟村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位乡亲，就连十四五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即便这样，革命群众自始至终都没有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王延生沉默了许久。

据了解，为了掩护红军，神府根据地的乡亲们常常冒着危险，躲开敌人的监视，把粮食送到红军经过的山洞、假坟、假棺材里，供红军战士充饥。王延生说：“我的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追击，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其脱险的。”

王延生还告诉我们：“父亲不止一次谈起过，根据地和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从1934年末到1935年期间，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根据地那个陕北特委派来的特派员，一度执行先“左”后“右”错误路线，致使红军队伍遭受重大损失，但神府的广大党员和红军，根据地的人民没有倒下，他们擦干血迹、挺起胸膛、克服一切困难，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逐渐恢复壮大了红军并扩大了根据地。

黑狸虎塑像

王兆相的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的心里自然装着他。老百姓一直把红军当成天上的星宿，把王兆相当作敌人永远抓不住、打不死的，下界来救穷苦百姓的天上星宿“黑狸虎”。为掩饰抓不住王兆相，多次战斗中打不着王兆相的情况，国民党部队也到处宣传王兆相不是凡人，确实是一只威猛的斑斓大虎。

我一直以为养父母是亲生父母

1940年王延生在延安出生，几个月以后，王兆相夫妇便奉命到山东抗日前线。因要穿越四省20多个县、十几条大小河流，须冲破日寇的层层封锁线，为此决定把孩子寄养在根据地的老乡家里。全国解放以前，王延生完全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情况，他管养父叫大大，管养母叫妈妈，认为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50年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的王延生（右二）

直到1950年时，十岁的王延生才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母，刚见到父母亲时，他的内心很是尴尬，感到与他们很疏远，“爸爸”“妈妈”这几个简单的字，他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

后来父母慢慢把为什么留他在老乡家的原因说了出来。王延生讲：“父母跟我谈起往事，说当年离开延安到山东抗日前线，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思想。战争年代如果把我交给其他叔叔、阿姨，万一他们在前方牺牲了，就不知他将成为谁家的孩子。把我送回老家不管交给谁，我们家乡是老红军根据地，都知道这是我王兆相的儿子。”

“我的养父母家是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的中心，一个叫刘家沟的村庄，我的养父名叫刘付栓，是个地地道道没有文化的农民，养母名叫王苏则，是一个农村少有的大脚板女性，养母的两个兄长都先后参加红军，受伤后留在苏区工作。养母为人十分和善，我到他们家时，她刚生过孩子不久，有母乳愿意养我。一直到我长大离开，养父母都对我非常好，胜过亲生儿女。”王延生感恩地说。

1961年王延生和父亲王兆相军装照

王延生说：“当时，西北地区狼非常多，小时候，跟大人们一起下地时，大人干活时把我放在田间地头，好几次都看见狼在附近转悠。有一次，我和其他孩子在水沟里玩，突然看见一只狼在不远处盯着我们。”

当时，孩子们都以为是狗，就叫它过来，结果狼真地走了过来。这一切，恰巧被山坡上干活的人看见了，吓得大人们把锄头都扔了下来，并大喊着赶紧跑下坡来，狼受了惊吓从对面坡上逃走了。

“邻居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常和我一块耍。一天晚上她在窑洞门口的场院里玩，被忽然出现的狼给叼跑了。人们发现后，包括我的养父和村内的人都拿着锄头拼命追赶狼，虽然最后追上了，小孩也夺回来了，但在我养母背着我到他们家看时，邻居大妈哭着抱着满身是血的小女孩，小女孩已经被狼咬死了。

我的养父母待我非常好，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最爱吃的食物就是土豆。土豆在当地叫做山药蛋，做饭时把土豆埋在灶火下的灰里面焖熟了吃，吃的嘴上手上都是灰土，但感觉很好吃。

吃白面馒头更是一种奢望，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两次。吃馒头的时候，我的养母会在馒头上面点上红点，诚心祈祷以后，从馒头上掐下来一点点放在门槛上祭祀门神，再掐一点点祭祀灶王爷，最后掐一点点放在神龛上祭祀祖先，最后我们才能吃。

我对自己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每次我回到家乡，一定回到刘家沟这个小山村，必去养父母的坟前磕头、烧纸、上香祭奠，没有他们，没有那里的乡亲们，我很难长大成人。”对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故乡亲人王延生言谈里充满感激。

老红军数次回忆的书稿付之一炬

1960年，总政治部《星火燎原》杂志社找到王兆相，希望他能写一写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神府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因为王兆相是神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有些事情只有他才能写得清楚。当时，由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徐国腾、秘书张奉华、林柏山配合王兆相完成此项工作。

为了完成书稿，王兆相带着徐国腾、张奉华、林柏山一起到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延安等多地进行寻访，并数次组织当时仍健在的老红军们就根据地的历史召开座谈会。然而，初稿即将完成时，文革开始。王兆相等写的书稿被说成是为大军阀、大土匪树碑立传。无数人为之付出辛苦的书稿，在造反派们的一炬之下化为灰烬。

王延生惋惜地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在总政宣传部和工程兵宣传部的要求下，通过吉人、董铁志、徐周选、王晓建等几任秘书的再次多方调查，在秘书们的协助下父亲再次写出了初稿，并四次向分布在全国各地仍健在的老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报总政宣传部审查同意后，出版了《战争年代的回忆》一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王兆相90岁生日时全家合影

两个失踪的妹妹是父母永远修复不了伤痛

“在战友们心里，我父亲是一个严肃的硬汉子，说话不多、行事果断。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从来都是流血不流泪。在那场浩劫动乱中，造反派们曾逼着我父亲自杀，一次打的他满身伤痕。军队的医生都是在深夜里，偷偷爬到我们家来为他治疗。看着曾经战功显赫的老首长受到如此委屈，他都忍不住哭出了声。我父亲始终相信党，他的内心无愧于党和人民，坦然面对毒打从不流泪喊疼。”

共产党人不是不重亲情，亲情在他们心里也最难割舍。但为了更多人长久的幸福，他们还是狠下心来把子女丢给老乡，忍受着骨肉分离之痛。

王延生伤心地说：“作为家人，我们看到过父亲流泪，晚年时，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年近百岁时偶尔糊涂得很，对往事近乎全忘。但他唯独不忘的是，因为战争，把我两个妹妹留在山东老乡家里失散了，至今生死不明。解放后我父亲多次派人前往寻找，都没有一点音讯。晚年的他，有时会突然哭喊我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是他和母亲心里最疼的地方，也是他今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撰文：王向明
视觉：王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