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细心的读者喜欢观察中国各个朝代的版图变迁，会发现中国的领土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朝代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导致版图的增减，而这些增减又会对历史带来持续性的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比如张骞出使西域使西域得以纳入汉王朝版图从此打通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通道；又或是燕云十六州的失去让北宋政权长期陷入了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守势地位。
可以说，领土的变化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地图上多了一块或者少了一块，而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取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也是一个领土丧失的话题，那就是曹魏政权为何会放弃富庶的河套地区？如果我们细心对比东汉和曹魏时期的版图变化的话，我们会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在黄河的几字形弯处，曹魏政权将这一大块领土全都放弃了。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有一个说法“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而这个“套”，指的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是黄河沿岸形成的一块冲积平原，而其位置正好在黄河的几字形湾旁。河套平原分为前套与后套，前套牧草优良是绝好的牧场地，后套则盛产小麦和谷子，堪称绝好的粮仓。按理来说，这么好的一块肥肉不管怎么说曹魏都不应该主动将其放弃，但最终这一块还是成为了羌胡的势力范围，一直到曹魏灭亡也没能收回这一块地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如果要细说的话，我们得从源头出发。之所以这个地方会变成羌胡的势力范围，和汉朝时期执行的一项民族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这项民族政策就是少数民族内迁。汉朝时期为了对抗少数民族的侵略，并且分化其力量，所以汉王朝会选择拉拢一部分对汉朝友好的少数民族，并且容许这些少数民族在汉朝的边境地区居住，其目的是为了让其为汉王朝效力以对抗他们的同胞，简而言之就是“以夷制夷”。
而羌人便是汉王朝内迁政策的对象之一，汉王朝将原本居于湟水，也就是如今青海地区的羌人进行分化拉拢，并将其内迁到如今的陕北地区，也就是河套平原周边。这使得河套平原附近的羌人数量随着多年内迁政策的实施，在河套平原这一地区已经相当庞大。这一庞大的羌人群体，加上南迁的匈奴人群体，便组成了所谓的羌胡群体，这一群体的存在成了汉族朝廷的定时炸弹，当中原王朝强大时，他们可以成为优质的打手；但如果中原王朝衰落，他们便会进行反噬。
到了东汉末年时期，这一反噬便得以应验了，多年的内迁政策最终养虎为患，这些居住在河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次爆发叛乱，在东汉朝廷强大之时，这些叛乱倒是不足为惧。但多年的叛乱导致的结果就是到了东汉末年时期，这一地区的汉人早已受不了这一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选择了逃离，最终使得这一地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彻底失调，也就是说汉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其实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
而东汉末年多次爆发的内乱也成为了曹魏政权放弃河套地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可以说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曹操的著名诗篇《蒿里行》中有这么几句描写当时惨烈的社会现状的诗句：“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由于接连不断的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各个地方的豪强地主组成的军阀之间的混战，大大削弱了东汉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对于边境地区的管辖更是有心无力，而多年的战乱也使得人口锐减，百姓十室九空，也无法派出大量的人口去填补边境地区，使得在河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继续处于压倒性的优势。
这些种种因素累加起来，到曹魏政权取代东汉政权时，早已经是积重难返，而曹魏政权时期，由于刘备的蜀汉政权以及孙权的东吴政权的存在，曹魏政权兵力被分散，既要处理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又要防备着来自于孙刘联盟的进攻，本身便已经疲于奔命，再加上战争并没有停息，人口的恢复依旧缓慢，曹魏政权依然没有足够的人口可以调去河套地区扭转当地汉人在人口比例上的绝对劣势，哪怕夺回河套也很难长久地守住，所以最终放弃河套地区，也只能说是曹魏政权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作出的无奈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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