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今新津县一带隶属于蜀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改属犍为郡。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新入蜀的刘备让李严做了犍为太守。《华阳国志》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天社山是新津城南诸峰的统称，具体开凿的这段山体正是修觉山。开辟的这个渡口，定名为“新津”，意思是新的渡口。新津渡连接起成都平原的蜀郡与眉嘉平原的犍为郡，南来北往的客商经此渡河，这里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集镇，且日益繁华，朝廷因而在此设立“新津市”，并于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正式建县。因此，开凿渡口——命名新津——设立新津市——正式建县。所以新津建县的首功当属犍为郡守李严。
开辟新津渡之前，从成都到眉嘉平原，一条陆路是翻过牧马山一带的浅丘到武阳县城（今眉山市彭山区武阳镇），路的起伏虽然不大，但大队车马难行。还有一条路是沿岷江而行，路平好走，但是需要经过横跨岷江的汉安桥(索桥)，（汉安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华阳国志校注》说“汉安桥”在横跨江口（今彭山县）附近南河和府河的交汇处。但据新津地方志办公室的文史学者考证，“汉安桥”应在新津邓公场南边，链接岷江东西两岸，现已无存。这个争论尚待评说。）然而江面宽一里半，水流湍急，往往只有冬季连通，“每秋夏水盛(索桥)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蜀汉犍为郡太守李严开通修觉山下的循江车道，建成“新津渡”之后，代替了汉安桥。这样，从都江堰分出来的外江（金马河、羊马河、杨柳河）流至修觉山下与南河、西河汇合，再流到彭山江口与内江（府河）合流，然后再下乐山、宜宾进入长江。
明代古籍里的修觉山图
现在看来，李严的决策和选址在修觉山下六水门旁边是非常明智的。新建的这条路地势平坦，车马俱可通行，方便贸易往来、政令传达、军事运输，比原来的两条陆路方便太多了。从成都前往眉山，虽然需要依次渡过皂江（今金马河）、羊摩江（今羊马河）和西河三个渡口，但是三个渡口都不长，以舟摆渡或搭浮桥，均比较容易。然后再经六水门大坝就可一路顺畅南下了。六水门是用大型条石砌成的，坝堤上可供人畜车辆通行。李严开凿天社山嘴之后，又对六水门大坝进行了扩修，使之足以承受行人车马、军队辎重通过，也都比较方便，这就避开了从汉安桥过江的困难。
修觉山是天社山的一段，临江飞峙，陡峭非常，要用原始的钉锤、錾子开通一条路来谈何容易。传说李严靠神人指点，原来，水火相克，可用火烧山石，再以水浇之，山石因热胀冷缩的作用会爆裂开，如此开凿山石则大为容易。其实这就是李冰开凿“离堆”时的方法。修觉山终于打通了，峭壁裸岩竟呈现出一尊顶天立地初具规模的佛像，新津人津津乐道称为大佛岩。
作为蜀汉重臣，李严和诸葛亮的纠葛是不能回避的。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伐吴失败，败退永安，在永安宫设立尚书台，任命李严为尚书令，临终前，同时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但是两人之间的纠葛关键是第四次北伐的失败的真正责任在谁。231年2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做到了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了粮草。而诸葛亮得知魏军要切断武都郡补给线，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武都郡防御，就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回来告诉李严，丞相诸葛亮准备假装撤退以引诱魏军出击，给以歼灭，让负责运粮的李严给诸葛亮写一封公函，写明大雨导致道路不通，不能运粮了，蜀军很快就要粮尽，请尽快撤军。李严按照这个要求给前线写了撤军的公函。消息自然传给了魏军。谁知四伐战败后，诸葛亮上表弹劾李严运粮不利，导致战役失败撤军。李严自然不服气。诸葛亮发回了李严写来的公函作为证据，而当时唯一的见证人（也是此事的联系人参军狐忠等）已被诸葛亮策反。诸葛亮本来大权在握，又布置了这个圈套。李严只好转过头来认错。第四次北伐失败的罪人李严被废为庶民，并徙梓潼郡。
今日修觉山
但是也有人说，李严是那种全然服从功利主义的逻辑、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和信仰的人。见刘备死后的蜀汉出现了主弱臣强的局面，就打起了政治投机的主意，怂恿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所谓“受九锡”，基本上就是取皇帝而代之的意思。不过，李严的怂恿遭到了诸葛亮的严斥，拒绝“受九锡”的诱惑显出了诸葛亮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当时人评价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指乡里、家乡；乡族朋友。）以为不可近。”诸葛亮却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对李严加以团结。李严后因转运粮草不济，迫使诸葛亮放弃北伐，事后为自己开脱罪责，反咬诸葛亮北伐不卖力，李严因此被贬为庶人。诸葛亮死后，李严知道除了诸葛亮，无人能容自己，再无出头之日，大哭病死。
孰是孰非，只好听凭史学家去讨论。我们这里只想说的是开凿大佛岩，繁荣新津市，从而促使新津建县的第一功臣，确实非李严莫属。李严其人虽然人品不佳，但其开凿天社山，重新修筑“六水门”（即今通济堰），为我们留下一处交通枢纽兼风景名胜，为后来无数文人政客所流连吟咏，倒是做了功不可没的事情。
信息来源：风华五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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