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40的妇产科医生樱田洋平自言自语道，他在东京都内某民营医院工作，拥有15年的妇产科医生资历。研究生时期攻读肿瘤研究专业，如今专攻子宫癌等妇科肿瘤研究。由于医院内主任医师都配有可替自己为患者做普通诊治的下属，因此他可以将精力放在肿瘤疾病的相关诊疗和研究上。对于这份工作，他感到很满足。然而，伤脑筋的是医生的基本月薪很低，他不得不额外“打工”——每月5次去别家医院值班。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些医生的存在，分娩现场才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转。
自从成为妇产科医生，樱田医生在好几家医院积累过工作经验。大约10年前，他就职于地方上的市立医院。月薪60万至75万日元。之后，他转去某大学医院，收入与此前持平。因为隶属大学医局，所以无论地方还是都市部的医院，都愿意聘用他。所谓医局，是以大学教授为内部最高级别的医生组织，一旦隶属医局，就能被派遣到相关的医院工作。
在妇产科医生人数锐减的时候，樱田医生曾于数年前在埼玉县某民营医院工作过1年，每月大约要做100台分娩手术。那家医院工资出了名的高，为的便是确保医院内部妇产科医生的资源。在那里工作时，樱田医生每月能挣100万日元。虽然每天都十分忙碌，但能积累不少分娩手术方面的经验。如果分娩手术较多，医院会对医生仔细考评，并发给整个妇产科500万日元的特别奖金，平摊到医生头上，即人均140万日元。之后回想起来，樱田医生觉得那段时间便是自己收入的顶峰。
他在研究生时代已经决定将妇科的肿瘤疾病作为专攻方向，后来转去别的医院，就是因为那家医院的强项在肿瘤领域，在那里工作可以积累不少经验。樱田医生知道，自己进去后，身份是外聘医生，所以月薪很低，加上所有值班费，月收入50万日元。如果算上在别家医院兼职值班所得，月收入可以达到70万至80万日元。再次转院时，新的东家医院告诉他：“工资应该比你上一家医院高。”并给了他主任医师的职位，这个职位仅次于他所在部门的部长。于是，他来到了现在就职的医院，进来后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每个月需要做的分娩手术不多，只有30台左右，而且要是值班时没有遇上分娩，基本无须参与。医院为他配了下属，各种杂活能代他处理妥当。加之不定期举行肿瘤研究领域的研讨会，工作方面的确称心如意。问题只在于月薪太低。基本工资只有27万日元，加上职位津贴、值班津贴等总共43万日元左右。至于轮班表之外的自由时间，医院默许医生们外出兼职。
樱田医生每月5次去别的私人医院兼职。值班1次收入5万日元，时间是从下午5点到次日早晨7点半。如果从晚上7点到次日早晨7点半，则有5.8万日元。无论是否参加分娩手术，私人医院支付的日津贴都是一样的。值班结束后，他便回归本职为门诊病人看诊。值班过程中，没有遇上分娩手术的话还能小睡片刻，但有时会遇到连续值班3天或半月内值班7次的情况。2012年7月，值班次数增加，樱田医生的兼职收入竟然超过了他作为主任医师的月薪。面对这种情况，樱田医生感慨：“基本工资太低的话，医生就没有心思为医院工作，这不太好。”而且，医院基本不会支付加班费，除非手术时间过长。

关于医生的实际值班、加班情况，日本全国普遍存在问题。首先，在365天24小时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医院，夜班和值班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夜班采取轮班制，按法定工作时间计算，法律规定的稍作休息的休憩时间也同样适用于此。而值班按《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基本指的是值宿，但不计入法定劳动时间。按厚生劳动省的规定，一般满足下面的条件，可视为正规值班：①正常情况下基本无须出勤的工作，为了定期巡视或处理紧急文件、电话，以非常情况下的待命为目的；②值宿次数原则上一周不超过一次，白班一月不超过一天；③一次值宿或值白班的津贴为同种职位每日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事实上，轮夜班的医生基本都能得到上述正规值班待遇，因为他们实在是很辛苦。
此外，2013年2月，东京最高裁判所作出判决，凡在法定工作时间外、休假日超负荷工作的，医院必须支付给值班中的妇产科医生（奈良县立奈良医院工作）以相应数额的津贴。从这项判决来看，倘若医院要求医生在值班时也像工作日那样正常上班，那便应该改善其待遇。
不过，就现状而言，比起坐班的全职医生，兼职妇产科医生只要保持一定的值班次数，月收入基本能与前者持平。据樱田医生说，周末值班的业内收入普遍在1次13万日元。即便平日不问诊，只在双休日兼职值班，月收入也有52万日元。这样看来，比起时间上没有自由且责任重大的坐班，兼职也许更为轻松。日本妇产科医学会2011年调查显示，医院的专职医生平均值班津贴为3万日元。外聘医生的值班津贴为专职医生的2.5倍，待遇差别十分明显。
仅从收入来看，这也许就相当于一般派遣社员比全职的上班族收入更多。然而，要想成为医生其实十分不易。光是学费，如果进入私立大学，最少需要2 000万至5 000万日元。就整个社会来看，培养一名医生，从学费补助到研修(1)期间的各项教育费用，总计需约1亿日元。即便成功通过国家考试，当上医生后，仅是参加各种医学会议，也会产生以数万日元为单位的支出。这是关乎人命的职业，需要医生哪怕心力交瘁也得不分昼夜地工作，相比一般企业里同等收入的员工，他们的劳动强度实在惊人。若是在修学期间，由于尚且年轻，还能凭借使命感拼一把，但这种志愿者精神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些人辞去勤务医生(2)的工作，开设专治不孕不育的私人诊所，虽然同样是妇产科医生，其中却有纳税额以亿来计算、名列富豪榜的人物。姑且不提这些极端个例，不少缺乏休息、鞠躬尽瘁的勤务医生在医院辛苦工作，再看看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老同学，年收入比自己多得多，自然会感叹“我为什么要拼到这个地步啊”。他们会主动离开工作繁重却回报甚微的分娩现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日本医师资源十分紧缺。按100床配备医生数量来看，美国66.8人，英国49.7人，日本13.7人。广岛国际大学医疗经营专业教授、儿科医生江原朗指出，据OECD及WHO（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所示，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医师待遇与每周工作时间，日本医生收入明显较低（图10-11）。如OECD主要加盟国中全科医生的报酬，日本与英国相比为1∶1.3，与美国相比为1∶1.6。换算为时薪，日本为3 344日元，美国为7 320日元，英国为7 023日元。专科医生的时薪，日本为3 344日元，美国为11 200日元，英国为7 854日元，收入差距很大。顺便一提，江原医生的调查数据来自2004年，当时汇率为1美元兑134日元。按2012年汇率1美元兑106.9日元计算的话，则美国全科医生的时薪为5 840日元，比2004年的7 320日元要低。另外来看每周工作时间，英国和法国为40至50小时，日本男医生为60至80小时，女医生为50至70小时。也即是说，如今日本的医生不仅人员少，收入低，工作时间还很长。
再看产科、妇产科医生人数，1994年有11 391人，2006年减少到10 074人（厚生劳动省），导致医生们纷纷离开分娩现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是2004年发生的“大野医院事件”。2004年12月，福岛县立大野医院，一位接受剖宫产手术产下女儿的女性因大出血死亡，主刀医师因职务过失致死罪以及涉嫌违反医师法于2006年2月遭到逮捕，同年3月被起诉。手术中，专职产科医生只有那位医生一人。医生个人介入司法纠纷，在妇产科医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次事件给不分昼夜辛勤工作的妇产科医生们以沉重的打击，不少医生纷纷离开，妇产科医生人数减少。事件平息后，医生人数略有增加，据厚生劳动省调查，2010年回升到10 652人，根据国家统计，尚不知晓增加的这部分医生是否从事与分娩手术相关的工作。
樱田医生家中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今后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房子的贷款也需要还。考虑到即便升职也无法加薪，樱田医生卖掉了车子，省下停车费，衣服也选择去相对便宜的优衣库购买。他切实感觉：“在经济环境普遍较差的时期，也许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医院的态度是‘嫌收入低的话，想办法去别处赚啊’，这实在有损医生的名誉。不被医院重视的医生，自然也不会重视他的患者。”
有媒体煽情地将孕妇急救送医却遭多家医院拒收的情况形容为“踢皮球”。为此，国家决定改善妇产科、儿科医生的待遇，上调了围产期诊疗部门的医保点数，医院经营者明确表示：“虽然增加了围产期津贴，但医院不能只对妇产科医生予以优待，这么做会引起同样超负荷工作且人手不足的外科医生们的不满。”
就这样，对整个社会而言不可或缺的妇产科医生的处境迟迟得不到改善，长此以往受害的不仅是妇产科医生，对孕妇、产妇及患者来说都是弊大于利。樱田医生质疑道：“如果我的患者身体不适，需要我赶去医院，而那时候我正好在别家医院兼职值班，就怎么都无法赶到了。而对兼职医院的孕妇产妇来说，等于是将人生中不会有几次的重要分娩，交到一个素不相识、毫无信赖关系可言的陌生医生手里，她们应该也会担心吧，万一突发意外，这位陌生医生能否妥善处理？”

有一次，樱田医生在私人医院值班，正好遇上一位紧急送来医院的产妇。这位产妇在分娩时发生羊水栓塞。所谓羊水栓塞是指在分娩过程中，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从而引起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等并发症。好在救护及时，产妇没有生命危险，但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樱田医生这样形容当时情况的紧急：“幸亏院长家就在医院旁边，我们立刻把他叫来，如果现场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抢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提供分娩流程处理的医疗机构，其中一半是市镇的诊所，另一半则是医院。虽说皆可称其为分娩机构，但设施规模、可提供的医疗体制皆因具体情况而异。原则上说，日本的医院有1次、2次、3次医疗机构之分。1次医疗机构可为轻症患者提供门诊服务、一般初期治疗等。2次医疗机构主要为必须入院接受手术、病情较重但暂无生命危险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3次医疗机构则能为生命垂危的重症患者提供救助服务。
具体到从妊娠至分娩、胎儿出生的整个围产期医疗流程而言，按医疗等级由高至低的顺序，可划分为综合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地域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一般医院等3类。综合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是指拥有产科与儿科，母婴重症监护室（MFICU）的病床达到6床以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病床有9床以上，并设有麻醉科及其他相关诊疗科的医院。倘若未设儿科，则必须与别家设施机构在相关领域展开密切合作。这类医院能够及时针对高危母体，提供产科并发症以外的并发症应对处理措施，隶属3次医疗机构，内部医疗设施均由都道府县指定。地域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同样设有产科与儿科，提供与围产期相关的较高等级的医疗服务，且该类医疗设施已获得都道府县认定，近似于2次医疗机构。
此外还存在部分2次医疗机构，它们没有获得都道府县的指定，仅在设施基准面积等方面尚未达到规定的标准，但也能提供与一般2次医疗机构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等级越高的医疗服务，勤务医生所担负的任务越繁重。另一方面，即便在那些被视为1次医疗机构的诊所，开业医生(3)也须为患者提供一年365天每日24小时随行看护的诊疗服务。总之，妇产科医生无论置身哪家医院都忙得分身乏术。在大学，尽管医师人数众多，然而他们需要完成诊疗以外的课题研究，相对而言一般医院里课题研究虽少，但临床诊疗案例变得特别繁杂。
成为开业医生后为产妇提供分娩流程处理的竹田雄介（化名），是位40岁出头的妇产科医师，修学期间，他曾供职于北关东的某间民营综合医院。那段时期，日日都有患者来挂门诊，而他每天需要为40位左右的孕妇与产妇提供诊疗服务。
回忆勤务医生时代，他说自己在开始当日门诊之前，总会巡查一遍住院部，指挥护士对患者进行多项身体检查。一到8点30分的门诊时间，患者便会络绎不绝地前来。12点多，他匆匆吃过午饭，需要应对下午的手术或是继续看门诊。在这期间，还得抽空诊治住院部的患者。午后4点半，门诊时间结束，他一般会回到住院部，为妇科的癌症患者诊病，并亲自在点滴里加入抗癌剂。一整套处理完毕后，门诊、产科住院部、妇科住院部的三项会议正等着他参加，此外他还须负责部分事务性工作，如审查诊断书、核对医疗费用单等。
在地方的市立医院，每3位医生每年要完成800台分娩手术，每月值班8次以上。《护士确保法》和劳资协定对护士夜班次数有所规定，依照规定，护士实行三班倒制度，每月夜班次数应尽量不超过8次。而对医生值班次数没有类似规定。由于医生们都认为“在妇产科工作就是劳碌命”，因此要从内部改制几乎收效甚微。近来，为了确保医师资源，从值班制改为轮班制的医院在一点点增多，然而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妇产科实行轮班制。
据日本妇产科医学会的《关于妇产科勤务医生待遇改善与女性医生就业环境问卷调查报告》（2012年11月）所示，妇产科医生每月平均值班次数为5.7次，相比急诊科4.1次、儿科3.7次、内科2.9次、外科2.7次要多得多。医生值班当日平均睡眠时间4.8小时。在综合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值班次数为5.2次，睡眠时间为4.1小时，均少于平均值。这样一对比，竹田医生每月8次值班就显得相当频繁了。早晨为门诊病人看诊，深夜值班，虽说是深夜，也无法闲着，经常遇上前来看病的急诊病人，连打盹休息的机会都没有。竹田医生在别家医院也是同样的工作强度，往往从早晨开始工作，忙得没时间喝水，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这样的工作状态便是妇产科医生们的常态，当我们提前告知要去采访他们时，一些医生会面露难色地拒绝：“本来就很忙了，接受采访的话，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东北地区某市立医院妇产科工作的研修医生(4)（男），今年20多岁，据说仅靠他和上司两人便支撑起了当地产妇的分娩手术，而这个市的人口超过7万。之前我们多次预约采访都被拒绝，这次好不容易成功约上，对方告诉我们：“上午门诊结束后来吧。”
原本预定在午后1点结束的门诊，到了3点仍旧没有结束。等我们见到这位研修医生时，已经3点半了。据说4点开始他需要做一台手术，要趁中间的半小时吃午饭，真正能接受采访的时间其实很短。

他就住在医院后面的宿舍里。每天不是值班就是随时待命状态。所谓随时待命，也就是随时在家等候，遇到紧急情况，必须能马上赶去医院。回到宿舍后，即便是休息日，他也电话不离身，神经始终紧绷。这位研修医生说：“毕竟才20多岁，并不觉得辛苦。”他之所以选择成为妇产科医生，是因为这个科的医生能够亲自对产妇及其家属说“恭喜诞下麟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妇产科工作，可以同时积累内科与外科的经验。“在分娩现场，多一名医生出现，就能够完成很多事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汇集众人的力量。”他说这就是自己通过采访，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话。说完他便很快离开，为手术做准备。
想采访随时会做分娩手术的妇产科医生得做好心理准备，就算约好了时间，也可能出现临时取消或比约定时间晚2至3小时才开始采访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孕妇何时开始分娩，又会在何时需要进行剖宫产手术。多年前，为了就医生的劳动问题进行取材，我曾尝试预约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事务局告知：“医生们平时忙着看诊，根本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连请他们带话，商量采访时间都不可以。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于2013年4月发表了《妇产科勤务医生勤务条件改善提言》的声明，建议导入轮班制、增加医生的岗位以及其他职员岗位、适当增加法定工作时间外津贴、增收诊疗报酬等。
东京都内某开业医生与勤务医生对笔者说：“医生的劳动问题，很好啊，可以接受采访哦。”采访时却对自己的工作方式闭口不提。两人都是50多岁的男性，一直以来接受的观念便是“超负荷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采访也无可厚非。甲信越地区的妇产科医生（50多岁）说：“365日24小时都可能遇上孕妇分娩，作为妇产科医生，理应随时配合工作。”其他妇产科医生也都有类似看法。某位60多岁的妇产科医生说：“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抱着这种想法在产科工作，医生如果喊累，就会给患者带去不安，因此无论再苦再累，医生都不该抱怨。”当我们询问另一位60多岁的妇产科医生何为适当的值班次数，对方微笑着说：“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医生们已经将超负荷工作视作习惯接受下来。话虽如此，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医生吐露心声：“忙得没时间和家人外出旅行。虽然对这份工作很喜欢，但也累得快精神抑郁了。说实话，很想好好休息一阵。”妇产科医生是以牺牲自己与家人为代价，支撑着全日本的分娩手术。
然而，时代在变化，年轻医生们开始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吃苦耐劳的年轻医生正在减少，为分娩手术主刀的医生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日本产科妇人科学会与日本妇产科医学会在2009年做过调查，支撑着全日本半数分娩手术的诊所已出现医生老龄化现象。有床位的诊所的医生平均年龄为56.7岁，诊所负责人平均年龄为58.1岁。新人医生里70%是女性，女性医生中的35%会因妊娠、分娩、育儿等离职。如果女性医生都转去诊所工作，预计将来在医院就职的医生会减少25%。
30多岁时转行过来的大野诚医生（化名，40多岁），在神奈川县某民营医院做研修医生，其工作强度只能称之为“过劳”。医院里共有3名妇产科医生，除了他，便分别是他的上司和前辈。处于“最底层”的大野医生，几乎不是连夜值班就是随时待命。他在那家医院工作的5年里，除去在暑假请假外出旅行，其余时间几乎从未离开过医院。需要随时待命的那段时间，家里的小孩才3岁，听到电话响便会问：“咦，是医院打来的吗？”学会喊爸爸妈妈之后，最先记住的词是“值班”。
之后，大野医生就职于东京都内的综合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这家医院经常需要做分娩手术，值班医生有两名。大野医生再次变成每天上夜班的状态，与值班依然毫无分别。连续工作34小时已是家常便饭。
平时，医生的各种工作也很繁琐。大医院比较能确保医生人数，故而可将医疗行为全部交给医生来做。在医师资源紧张的医院，几乎是由护士为病人打针输液，但在东京都内的大医院，这些基本由医生来完成。
大野医生在都内某大医院值班时，深夜3点，有病人按铃，说是输液的针头松了，要医生重新扎针。所谓扎针，也就是将输液器的针头刺入静脉血管。大野医生感叹：“如果是点滴漏针或者输的是危险药物倒能理解，连生理盐水的针头松了都要被喊过去，实在累得忙不过来啊。”虽然理论上，医生与护士的工作应该加以区分，但在人手不足的产科，医生的工作量真是多到让人发出哀嚎的程度。而且，来自家属的诉讼多半来自分娩现场。“哪怕救助了100位产妇，但只要有1个人死亡，那就完了。一旦被投诉，这份工作就没法做下去了。”于是，他日日都工作得心力交瘁。
如今，大野医生在埼玉县内的民营医院工作，下属中有不少骨干，因此他得以从过劳状态中解脱出来。埼玉县内相继出现多家不施行分娩手术的医院。位于所泽市的西埼玉中央医院，2012年9月辞退了两位新生婴儿专科医生，结束了NICU的运营。受其波及，医院取消了分娩手术的预约，也不接收高风险的妊娠急救送医。在埼玉红十字医院，随着儿科专职医生的退职，2012年9月起停止儿科门诊，儿科也不再接收患者的住院治疗，与此同时，妇产科也不接收高风险孕妇入院，开始实行大幅度的分娩限制。该医院在2011年4月才开设了NICU，其中的地方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刚获得认定。据说影响还在慢慢扩散。大野医生所在的医院妇产科本就人手紧张，自从接收了由上述医院介绍来的孕妇与产妇，每天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大野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忙得快透不过气来了。”
埼玉县的妇产科医生人数全国最少，15至49岁女子约10万人，却只有28名妇产科医生。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因即上文所说的，2012年各大医院相继限制施行分娩手术。
由于埼玉红十字医院与西埼玉中央医院大幅度限制分娩手术，能确保接收双胞胎、三胞胎等多胎孕妇的医院就更少了。熟悉埼玉县内相关情况的妇产科医生表示：“为此，别的3次医疗机构接收了红十字医院介绍去的20位孕妇，接收了西埼玉中央医院介绍去的10位孕妇。往年，接收的多胎孕妇一般有100至120组，2012年增加到150组，生下的婴儿需进NICU的概率为5.5%至10%。不足32周产下的婴儿很可能罹患重病。若是早产儿，普遍要在NICU住两个月，即便接下来还有送来急救的婴儿，医院也没法接收。如果怀的是双胞胎，多半早产，七成孕妇会在孕期的33至36周分娩。”
为此，大野医生这样告诫医学专业的学生和他的后辈：“别把家安在埼玉县，这里的妇产科医生早就忙得身心俱疲了。”
【本文节选自《不让生育的社会》，作者小林美希，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