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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身体健康,精神病被家人含泪送往精神病院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即便这个人说自己不是精神病。但是在很多时候,伤害往往都是来自于最亲近的人。在我国,被家人强制性送往精神病院的例子屡见不鲜。邹宜均从来没想过,被强行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送到精神病院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法庭对峙

2008年,邹宜均委托律师黄雪涛,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以及自己的母亲以及二哥邹剑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以及赔礼道歉,并消除对其被诬陷为精神病所造成的的不良社会影响。邹宜均因为这无异于与家人决裂的行为的举动,遭到不少亲友质疑与劝阻,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将这件事继续进行下去。

2009年,3月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作为第二被告的邹母以及第三被告的邹剑雄都选择了委托代理律师代为出席,而并没有选择亲自到场。在法庭上,双方彼此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作为被告方的白云医院也是态度坚决,双方都互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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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宜均提出的第一罪行,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罪。在父亲忌日一周年那天,邹宜均乘坐二哥邹剑雄开的车,伴同大姐邹宛均一同前去祭拜的路上,被八个人冒充公安绑至白云心理医院。对于这已经由派出所侦破的事实真相,第一被告白云心理医院方避重就轻,言说只是用了拘束带,这在精神病院也是很合理的。苦于没有事实证据,邹宜均对其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罪行就是非法拘禁罪,邹剑雄与邹宛均以治疗精神病的名义,非法拘禁邹宜均长达三个月之久。在迫于社会舆论,白云心理医院不得不准许邹宜均出院时,邹剑雄伙同邹宛均,买通中山市某副市长,将邹宜均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在这里,邹宜均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被监视,遭受到了凄惨的折磨。

第三罪行,名誉侵权罪。邹剑雄、邹宛均在社会舆论沸腾时,选择召开记者发布会式的公开发声,大肆散布邹宜均患有精神病的公开信,并收买记者来掩盖其罪行。其行为造成极其不良的言论风气,邹宜均的名誉受到严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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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轰动一时的“邹宜均案”落幕,尽管邹宜均的亲人对她做出了如此不堪的行为,但邹宜均也只是提出了一万元的精神损失赔偿,并随后撤诉。只是邹宜均的善意,他们并不领情。而这件曲折复杂的案件,还要从邹宜均小时说起。

控制型教育终酿悲剧

邹宜均家原是惠州人,出身于客家。邹宜均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条件优渥,在旁人看来,这就是幸福完美的一家,子女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应该感到无比庆幸。然而子女们却并不如此认为,他们是有苦难言,只能自知。

原来,在邹宜均家里,父母实行的是独裁制的“大家长式教育”,母亲又性格强硬,家中事务都由她一人全权独断。邹宜均的父亲性情温和,无意与之争抢,更助长了母亲的嚣张气焰。时间一长,母亲在家中成了近乎皇帝一般的地位,容不得他人半点忤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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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邹宜均家中,没有沟通与管教,有的只是服从。大概邹母也没想到,自己的教育方式竟然会导致母女对簿公堂的严重后果。邹母在社会摸爬滚打十数年,有着自己的技巧与经验,并以此获得了成功。她认定自己是对的,自己的人生也是成功的。邹母向自己的子女传授经验,也想让他们也获得“成功”,这就是邹宜均家庭文化的专制。

邹宜均现在最痛恨的二哥邹剑雄,曾经也有着学医的梦想,结果却是被母亲一巴掌打醒,最终遵从母亲的安排去了深圳大学读税务专业。邹宜均的大姐邹宛均也曾寻到了自己的真爱,最终却被逼着分手。在母亲的干预下,他们都接受了“正确的安排”,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他们成了老虎身旁的伥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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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宜均作为家中老幺,受到全家人的疼爱。从小,邹宜均就是聪明活泼,惹人怜爱的那个,但是作为家中的一员,她同样没能逃过被支配的命运。随着邹宜均年龄越来越大,自我人格不断成长,对母亲支配的行为也越来越不满。但是哥哥姐姐都没能逃脱,更何况是她呢?但是矛盾与不满已经深埋在心里,就像沉睡的火山,只终有爆发的一天。

矛盾爆发与冲突的加剧

邹宜均在母亲的安排下,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就读经济管理专业,但是邹宜均自我人格的独立意识已经趋于完美,她一面应付着母亲旺盛的掌控欲,一面寻找着自身内心深处的宁静。在大学里,邹宜均接触到了佛学,并深深的沉迷了进去。邹宜均早已厌烦母亲的支配,却又无可奈何,是宗教信仰给了她孤独迷茫的灵魂一个稳定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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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邹宜均有了自己的初恋,但是母亲并不认可男友的身份背景,认为他给不了邹宜均“成功”的生活。在母亲的差使下,一家人竟然集体出动,硬是拆散了二人。邹宜均多年维持的和谐局面被打破,母女俩爆发了第一次剧烈冲突。恰如火山爆发,矛盾冲突有了第一次,第二次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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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矛盾过后,母女二人有了一段平稳时光。邹宜均见识到了母亲地位尚且稳固,还要哥哥姐姐帮衬,无法与之正面抗衡。邹母也意识到了女儿长大了,该给予一点自由,就连邹宜均毕业后从事佛学文化以及素食主义推广都没有多加干涉。

事态突变于2005年,这一年,邹父检查出了癌症晚期,几乎不剩多少时间。在遗产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一套价值150万的房产的划分。父亲最宠邹宜均,兼之唯有邹宜均尚未成家,故想把房子留给邹宜均。但是邹母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想把房子留给二儿子。邹父死后,房子果然被分于邹宜均。在这件事上,邹母流露出了明显的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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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加剧来自于邹宜均的婚事。在邹父死前,客家有着“冲喜”的习俗,在母亲的介绍下,邹宜均与相识几个月的相亲对象结婚。然而邹父还是走了,邹宜均与丈夫相处也不是很好,邹宜均甚至还抓到了丈夫有外遇。这段为期47天的婚姻不欢而散,作为补偿,前夫给了邹宜均30万元。这30万,成了邹宜均母女反目的导火索。

母女反目,邹宜均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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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宜均的设想中,这拿自己的清白换来的30万,当然应该由自己支配。她计划拿出20万来继续推广素食主义,剩下10万自己存着。但是在邹母眼中,邹宜均简直就是得了失心疯,愚不可及。邹母要求邹宜均上交这30万,由她来保管,但是邹宜均怎么可能答应?

母女二人再次爆发剧烈冲突,作为弱势方的邹宜均精神压力很大,为保证自己应有权益不惜以自杀来威胁。邹宜均近乎精神崩溃,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邹母看在眼里,但她并不觉得自己有错,她仍认为那30万应该放在自己手里,邹母稍一思虑,顿时计上心头。

随后便为人所众知的“邹宜均案”,邹宜均被亲人出卖,强行送到精神病院。邹母也成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当天邹宜均账户上的30万就被划走了23万。邹宜均尝试自救时,还遭到了母亲以及哥哥姐姐的强势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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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爆发后,邹母三人又将邹宜均送到另一个精神病院,邹宜均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即便逃出来后,邹宜均仍还心有余悸。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一直深深的影响着邹宜均。胜诉后,邹宜均选择了出家,法号果实居士,唯有佛学与推广素食主义的理想,才能让邹宜均饱经摧残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

邹宜均的案列,原生家庭的影响毫无疑问要占很大原因。当时我国落后的精神卫生法,也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索性我国于2013年颁布新法,堵上了这个缺口。但是对于此类“独裁式大家长”教育陋习的消除,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