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大学中，清华大学校友的凝聚力强是大家普遍公认的，这是清华大学自我意识较强的外在体现，也是清华校友对“清华人”自我认同的体现。其形成源于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

这种凝聚力，首先来自学校尤其是早期周诒春校长的大力提倡。

1914年，周诒春发表演讲，呼吁“清华学生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达救国之目的”，他说：“事之成败得失在群与散及合与离。清华同学均爱国男儿，以救国为前提，则欲达此目的也，在团体力之凝结而已。苟能一心一意，不折不挠，不顾艰难困苦，互相提携，一直做去，将来各以其所学为社会用，为国家用，数十年之后，内乱自消，外患自灭，中华民国四字灿然炫耀于光天化日之下矣。”

周诒春特别强调实干，他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学生要在各种团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体利益。通过联络、团结，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显然，周诒春的立足点还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残酷的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

周诒春长校期间，共有基督教青年会、唱歌团、孔教会、达德励志学会、清华学会、清华科学社、国情考察会、法文学会、文学会、铜乐队等20多个专门性团体陆续成立。出版物方面，除了全校性的《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等外，各级还有自己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华园里丰富的工作、学习生活。学生通过主办、参与各种活动，培养了良好的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

闻一多、杨廷宝发起“美术社”，有冀朝鼎、高士其、梁思成、沈宗濂、唐亮等

唱歌团，内有黄自、陈植、方重、梁思成、应尚能等

达德学会合影，二排右4为校长周诒春，右1为副校长赵国材

1913年周诒春给达德学会学生的回信

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来自清华学校同学共同数年的学习与生活。

清华学校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15之间，年纪幼小，根性未定，清华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1919年《清华一览》所载各项规则多达90个，乃至于洗澡、写信、花钱等学校都有规定。经过几年严格管理下熏陶，清华学生在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养成了相似习惯甚至模式。加之五四运动以前，学校禁止学生“与闻政治”，全校没有自治会、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只有每级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组织的社团。学生日常活动，主要在本级同学之间展开。在长达八年的生活学习中，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感情。

在数年深厚的感情、相似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工作态度等因素作用下，逐渐催生了清华师生、校友中的强大凝聚力。“清华人”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情感。张起钧在比较清华北大不同时指出：“清华的学生入学校，那是人生的开始，同学们既是玩伴又是将来的战友。”可谓一语中的。1922年，罗隆基评论：“清华学生之团结，乃为八九年同学感情上自然之结合，其趋势必成为中国留学生中极坚固之团体，或且成为中国青年中极坚固之团体，或且成为将来中国社会里极有力量之团体。此种团体，将来之极止如何，此际无人能预断，惟此种团结，在人情上实为自然之结合，在事理上实为应有之结合，凡为清华份子，应忠诚勤恳以观其成，而非清华份子，实亦无容其妒嫉也。”“清华团体实已由幼稚时期，而进至发育时期，留美清华生之各地支会先后崛起，确系清华团体发育之兆征。”

1918年初，周诒春离开清华。五四运动后，由于校内外形势变化，清华的严格管理有所变化。但此前周诒春的大力提倡和学校独特的管理催生的团结的基因已经形成并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清华文化中有特色的、清华广大校友引以为豪的重要组成部分。

努生：《清华留美同学会卫斯康辛支会第二次恳亲会报告》（《清华周刊》，第265期，1922年12月30日，第23页）

再次，清华同学会成为学校和校友的联系纽带。

1913年，在周诒春的倡议下，清华毕业生在赴美途中成立了清华同学会。清华同学会在美国，以及后来在国内各分会成立。清华大学校友会成为校友联系学校、相互联络感情的平台。同学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校友联系起来，不但将在校的情义延续到走出学校以后的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也在无形中加强了“清华人”的身份认同。

清华文化中的团结、凝聚力强，对学校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同学通过自己对清华以及美国就读学校比较，经常就清华校务提出建议和意见。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清华校友在改组董事会等方面对母校校务更为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对清华校务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同学会定期编印同学录，还购置同学会会所，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互通讯息、相互扶持。

应该看到，这种团结如果过度，不加以引导和克制的话，难免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在1920年代，教师聘任倾向于本校出身的人，1927年在职的67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4人（51%）、26人（39%）、7人（10%），当时社会上存在对清华小团体主义的批评。罗家伦、梅贻琦等校长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们改造下，清华教师中清华出身与非清华出身教师比例接近，分别占49%和45%，趋于平衡。而正是这样的教师队伍，造就了1930年代前期清华的快速发展。

就学术发展而言，教师来源的多元化更有利于高水平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出身北大、长期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曾称赞清华的民主气氛：“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的确，教师能感受到自由气氛，并自觉是学校的一分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学校，清华焉有办不好的道理？反过来说，当年梅贻琦校长的领导，升华成一种更高境界的团结，那就是“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

转自“清华校史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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