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到1921年，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新旧文化不断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为国家思考之人。

其中1900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积弱溯源论》指出国民思想面临的最大窘境便是奴性，在面对列强入侵之时，国民甚至不受外敌影响，心怀坦荡地看列强践踏中国土壤，这正是缺乏强健精神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致力于20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民智的开发，这才有了《新青年》，但要说最为集中地探讨国民性问题的人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达一百年来无法崛起，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老百姓的奴性，其中儒家思想将老百姓驯化为统治阶级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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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强化成为统治阶级统治百姓的工具，而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儒家思想早已经扭曲，其中儒家所倡导的“仁”早已经魔化，老百姓心甘情愿成为王朝的奴隶，没有生出一丝反抗的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提出历史是由民众共同创造的，但是这其中的进展是由先进之人影响的。自古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可也从侧面体现了老百姓的奴性，不会对国破有任何的念想。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兴亡受苦的都是自己，反抗也没有任何的成效，倒不如逆来顺受。

所以梁启超提出，与其说将老百姓奴化的统治阶级可恶，倒不如说老百姓自己将自己归属为统治阶级的奴隶，而这一种自然而然养成了贪官污吏。

官吏暴戾与骄纵其实就是老百姓惯坏的结果，在影视剧《李卫当官》之中曾经描述过贪污腐败的事迹，前往江南地区的官吏个个都是有抱负之人，但是江浙地区民众无反抗之念，官员自然逐渐失去了作为之心，民众的奴性使得其臣服，这官员自然就胡作非为，也就导致清王朝之时两浙的贪官比比皆是。

02

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王朝自然更迭，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民众的奴性只会越发加深。待到国破之时，民众可以臣服在统治者之下，也可以臣服在外敌的脚下，而这也就是今日中国的结局。

若是想要觉醒，就必须祛除老百姓心中的奴性，这才能立于世界，否则中国山河必将拱手相让。

梁启超总结，现如今中国存在着两种奴隶，一种是身奴，即普通或被迫的奴隶，另一种则是心奴，即心甘情愿、自动献身的奴隶。

而这两者之间，心奴最难教化，心奴受世俗、境遇、情欲以及古人的胁迫，而这直接伤害的便是人的个性与思想。

在列强攻入中国之时，民间是一片寂静，直至五四运动这才空前觉醒。在这之前，老百姓安于世俗以及境遇的变化，国家自然翻不起什么大浪。

若是被迫为身奴之人，只要许给相应好处，能够给予其改变环境，自然是容易教化。唯独这心奴之人，就算是威胁到自身利益，恐怕心中也没有任何的念想。

03

孟德斯鸠对于亚洲奴性看得很是透彻，孟德斯鸠说：自始至终奴隶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自由的痕迹根本不存在于亚洲的土壤之中，有的只是屈服于现实。中国的历史虽然辉煌，但归根到底是奴隶制的辉煌，其壮举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不过是奴役的壮举。

但梁启超并非只有对国民性的批判，正如鲁迅先生当时称赞中国人一样，自古以来国人便有为民请命的斗志，虽说奴性之人不少，但是开明之人也不少。

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在面对当时的国民之时，还是给出肯定的说法，表示待到他日之日，国人必定是世界上的佼佼者。

梁启超当时能够在各种思想交汇之时看到不一样的细节，这着实是一种超脱的思维。当时中国一片寂静，虽有火花迸溅，但终归是在上层文化团体之中，只有将思想的火花引到民间团体之中，这才能够在中国燃起熊熊大火。梁启超指出国人的奴性，但也对国家有所期待，而今日之中国，正是梁启超所预言的中国。

人口优化一直都是国民教育的根本大计，现如今的中国正是奔着这个目标加速前进，中国不仅仅是祛除了奴性，更是将国民思想推进了一大步，而这个跨越中国还没有耗费一百年的时间，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