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三明治想要和大家推荐一本书，《美好时代的背后》。这本书是美国调查记者、《纽约客》专职作者凯瑟琳·布历时三年，深入孟买国际机场边的贫民窟安纳瓦迪，访谈上百位贫民窟居民、参考三千多份官方档案写成的。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谈到的那样，“在我看来，要和一个国家产生联系，就必须为这个国家最弱势的人群提出有关正义和机会的问题。对这些人越是了解，提问的冲动就越强烈。虽然我认为不能以偏概全，但我却认为，在印度崛起之际，用几年时间追踪一个平凡的贫民窟，看看谁成功、谁失败，并了解原因，或许是最佳的方式。我的确不是印度人，因此，我以我在美国的陌生环境中采用的方式，通过投入时间与关注，通过获取文件资料，以及通过反复核查人物的叙述，来弥补我的局限。”

在这本获得了美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作品中，凯瑟琳·布讲述了繁华大都市中小人物的生、死与希望，展现出底层居民的坚韧与智慧，也揭开了印度美好新时代的惨痛真相。我们摘选了这部作品的一章和大家分享，描写的是一位女性阿莎的故事。她作为贫民窟最有野心，同时也最有权势的女人，试图实现阶层跃升的“另类”生存智慧给凯瑟琳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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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代的背后》书摘

作者 | 凯瑟琳·布

阿莎在一家大型市立学校兼差幼儿园教师，报酬虽不高，却是市政代表帮她谋得的闲差事，完全无视她只有七年级学历的事实。为了报答，她把大量的上课时间花在手机上，处理湿婆神军党的政务活动。她能动员左右邻居参加投票，也能调动一百个妇女进行最后一刻的抗议游行。市政代表认为她能做更多的事，便叫她解决安纳瓦迪的一个琐碎问题，然后叫她解决另一个不那么琐碎的问题，接着又是另一个完全不琐碎的问题——那时他还送了一束花给她，使他的胖太太开始对阿莎很不友善。

阿莎把这些事情视为即将取得胜利的迹象。来到安纳瓦迪八年后，她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到政治工作上，现在她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赞助人。她猜想，总有一天，就连安纳瓦迪的男人也必须承认，她已慢慢成为这个熏臭之地当中最有权有势的人物。

刚开始，有许多男人对她虎视眈眈。在打量过她的大胸脯和她那瘦小的酒鬼丈夫之后，他们提出或许能缓解她的孩子们的贫困的娱乐活动。某天傍晚，当她在水龙头前装满水罐时，咄咄逼人的罗伯特直截了当地提出建议。阿莎放下水罐，冷冷地回答：“你想干吗就告诉我吧，畜生！我是不是该脱个精光，立刻跳支舞给你看？”从来没有其他女人对管事罗伯特那样说话。

阿莎自小在马哈拉施特拉东北部一个贫穷农村的田里干活儿，练就了一副伶牙俐齿。和好色的男人一起工作，犀利的措辞是有效的防御方式。谨慎和精明这些对驾驭贫民窟非常有用的特质，则是她来到城市后学会的东西。

孟买是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城市，而阿莎已经看到有利可图的必然发展趋势：孟买也将成为怨愤和妒羡日益加深的地方。在这个能够致富却又充满不公的城市，有哪个人不把自己的不满怪罪到其他人身上？有钱的市民指责贫民窟居民把孟买搞得肮脏污秽、不宜居住，尽管供过于求的人力使他们能一直给女佣和司机支付极低的工资。贫民窟居民则抱怨有钱人设置的种种障碍让他们分享不到更多利益。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在抱怨他们的左邻右舍。然而，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为解决纷争而联合起来上街示威的人却越来越少。在基于阶级、种族和宗教的群体认同逐渐削弱的同时，愤怒和希望亦变得私人化，就像孟买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如此一来，对精明调解人的需求亦随之增加——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些人体缓冲器必须为人们的冲突与利益争夺奔走。

当然，一段时间过后，许多缓冲器便失去了弹性。可谁又能说，一个女人家，一个相对的新手，无法证明她能维持得更久呢？阿莎的确有帮助邻人解决问题的天赋。如今市政代表也听取她的意见，她便能以解决更多问题来赚取回扣。等她真正拥有对贫民窟的控制权，她便能自己制造问题来解决——通过观察市政代表，她学会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手段。

“贪腐，一切都是贪腐造成的。”她对她的孩子们说道，一边拍动她的双手，好似两只振翅而飞的鸟儿。

阿莎了解她自身的诸多矛盾，她或许以让儿女免于困苦为荣，却也同时怨恨他们可以免于困苦。阿莎童年粮食匮乏时，家里的女孩子都挨饿过日子。虽然大多数人将饥饿视为肚皮的事，阿莎记得的却是嘴里的味道——一种会钻进舌头里的怪味，几十年后，有时在她吞咽时依然挥之不去。在阿莎试着描述的时候，曼朱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她母亲，却无法理解。

尽管阿莎习惯从左邻右舍的投诉中看到赚钱的机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大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方说，泽鲁妮萨·侯赛因和“独腿婆子”法蒂玛为了谁的小孩掐了谁的小孩而争吵。两个女人阿莎都讨厌。法蒂玛会拿拐杖揍她的孩子，而泽鲁妮萨则自以为是得叫人受不了。三年前，在一场致命的季风雨中，侯赛因一家无家可归。如今，她和她那孤僻的儿子阿卜杜勒据说已经赚了不少钱。“脏钱！暴发户！”阿莎如此骂道。她自己的抱负建立在脱贫问题上，而非垃圾之上。

一个政府资助的妇女互助组织看起来颇有前途，因为此时她已经懂得游戏规则。这项计划原打算鼓励有财务困难的妇女把她们的积蓄凑在一起，在需要时为彼此提供低息贷款。但阿莎的互助组织更喜欢把筹集的钱以高利息贷给排除在组织之外更穷困的妇女。

尽管如此，当外国记者来到孟买，欲了解互助组织是否确实赋予妇女力量时，政府官员有时就带他们去见阿莎。她的职责是随意挑一群女性邻居，在官员讲述她们的组织如何使她们脱离贫困时，装出矜持的微笑。曼朱接着被带出来，阿莎则说出决定性的句子：“现在，我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不依靠任何男人。”她说出这句话时，外国女人总是激昂不已。

“大人物们总以为，我们因为穷就懂得不多。”她对她的孩子们说。其实阿莎懂得很多，她是一场建构梦想的全国性运动当中的一员，在这场运动中，印度的许多老问题如贫穷、疾病、文盲、童工等，都得到积极解决。与此同时，贪腐以及较不弱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削等其余的老问题，则在极少受到干预的情况下持续运作。

在西方，以及在印度的部分精英之间，贪腐这个词全然只有负面意义，会阻挠印度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努力。然而，在一个被贪腐窃取了许多机会的国家，贪腐对穷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个真正机会。

阿莎向来看重自己的好胜心，这种特性并没有传给她的孩子。或许由于他们欠缺这项特质，她更珍视自己这一点。不过，一段时间过后，非赢不可的冲动很可能变成自欺欺人。她拒绝承认自己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创造出成功的新定义：每次有人失败，她就觉得自己稍微前进了一点。然而，她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她仍然和一个酒鬼丈夫住在污水湖边局促的棚屋里。她的虚荣心逐渐瓦解——这个虚荣的特性，她倒是传给了她的三个孩子。她无法找到在更为广阔的城市里成功的关键，而在贫民窟内，她的许多邻居却开始厌恶她。

安纳瓦迪居民都认同，他们对阿莎从谨慎提防变成强烈反感的那一刻，是在她企图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的时候，即二○一○或二○一一年，机场贫民窟将开始被夷为平地。

正值选举季节，由于机场贫民窟居民有权投票，因此一些政客仍在谈论对抗拆迁的事。然而，拆迁计划已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清空的土地，有部分将被用作扩建机场之用，其余部分则将被公开出租。三十几个贫民窟，即将被更多的酒店、购物商场、办公大楼，或许还有一个主题公园取代。

机场清拆工作，大致遵循该邦的贫民窟重建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私人开发商有权在贫民窟土地上建房，只要他们同意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从一九九五或二○○○年（依贫民窟而定）即定居于此的居民盖公寓。该项计划贪污丑闻频传，犯罪集团成了主要参与者。然而，这项方案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过去两年内，共有十二万两千户棚屋遭拆除，三分之二会受到影响的家庭在棚屋的居住时间却不够长，未达到申请安置的资格。因此，他们涌入其他贫民窟，或是在市郊建造新的贫民窟。

孟买贫民窟清拆工作的失败，使机场贫民窟的移除更显得重要。这项工作在规模上比较便于控制，而且会获得巨大的回响，还能向世界证明，印度领导人在达成“无贫民窟孟买”的目标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政府官员简单地把贫民窟视为落后的标志，这使阿莎感到厌烦。她说：“他们如果这么迫切需要拓宽机场空间，为什么不拆掉酒店？”然而，豪华酒店不被当作问题，游泳池和草坪将被保留下来。因此，在这个据说阻碍全国发展、有碍观瞻的地方，身为领导人的她该怎么做？把邻居联合起来，进行无谓的抗议？在她看来，追求个人野心，同时赚一些钱，似乎比较实际。

她在安纳瓦迪近来为数不少的土地投机买卖中瞧见了机会。承诺用于安置机场贫民窟居民的公寓非常狭小，只有大约二十四平方米，但会有自来水。这在一个缺乏平价正式住房的城市里可是宝贵的资产。因此，城市的上流居民在贫民窟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他们是安纳瓦迪的长久居民。

大多数投机者都打算将公寓出租或用于投资。一个名叫帕帕·潘乔的三流政客，为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弄到污水湖边的一大排棚屋，他雇用流氓去说服居民卖屋。

阿莎安排一个中年酒店供应商从目不识丁、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吉塔那里收购棚屋时，也预期自己能抽取佣金。证明这位商人是资深贫民窟居民的伪造文件，制作得相当逼真。随后，吉塔改变了主意，开始大声嚷嚷。

她在贫民窟巷弄间大喊大叫：阿莎骗了她！她的孩子们将要流落街头！吉塔拒绝离开她的屋子，尝试向警方申诉。阿莎当然把警方那边的问题压了下来，但商人却派来一伙醉汉，逼迫吉塔搬走——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周日下午，整个安纳瓦迪居民都当场目睹。

阿莎派儿子拉胡尔去监督，同时，这些人揪住吉塔的头发，把娇小且不断挣扎的她拖到路上，把她的家当扔进污水湖，骂她贱货，还把煤油倒在她最后一袋米上。吉塔的小孩一边抽泣，一边蹲下去，把被毁的米粒一颗颗捡起来。

这糟糕的画面有损于一个管事的声望，尤其是当暴力在巷弄间发生时，阿莎还被人看见板着脸孔坐在家中。从那个周日之后，左邻右舍的窃窃私语就紧紧跟随着她。

“她的贪婪让她和畜生没有两样。”一个尼泊尔妇女把手放在嘴边小声说道。

“她一直很狡猾，可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了钱，任何人她都敢伤害。”一个泰米尔妇女说道。

“她最后很可能赚一万卢比。”泽鲁妮萨说道。这句话传回阿莎耳里时最伤人。一万卢比可是一大笔钱，足以弥补她受损的名誉；然而相反，商人耍了她，没给她半点佣金。

这次经历叫人沮丧，因此，当另一个贪污的权威人士找上门来，保证她的努力将获得应得的酬劳时，她心存怀疑。

直到新的机会找上门来，这种悲观情绪才慢慢消散。

比姆拉奥•盖克瓦德的职责是在孟买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由外资支持的中央政府方案，名叫“全民普及教育计划”，其目标是让初等教育普及化，让上千万的童工、女孩、残疾儿童有机会上学。

盖克瓦德在报纸采访中提及，他寻找未受教育的孩子，希望提供能使他们走出贫困的教育；而他不大为人所知的野心则是，把联邦资金转到自己账上。他与孟买各地的社区开发官员合作，找到挂名负责人，以教育儿童的名义取得政府资金。而后，他和合伙人再进行分赃。

后来，盖克瓦德注意到阿莎。阿莎希望他是由于她的聪明才智，甚至是长相发现她的。不过，他对她的兴趣是基于一个现实的理由：她拥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二○○三年，另一个负责某项计划的男人为她成立了这个非营利组织，承诺签署一份城市卫生合约，却未能实现。

“这个组织是否经过正当的登记？”盖克瓦德想知道。

“是的，很正当。”于是，阿莎被选为他的助手，在中央政府为改善儿童生活所做的重大项目中进行诈骗。

政府官员备好文件，证明她的非营利组织多年来为贫困儿童开办了二十四所幼儿园，政府将为这些谎言付给她四十七万卢比，相当于一万多美元；加上她所谓的为前童工开办的九所过渡学校，更多的钱将在年底随之而来。阿莎将从这笔意外之财中，给盖克瓦德提供的一长串名字开支票——理论上，这些人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助理，但这些人是谁与她何干？她的职责，就是把现金两万卢比亲手交给比姆拉奥·盖克瓦德，外加把五千卢比付给帮忙准备合约的社区开发官员。

第一年，扣掉这些报酬后，阿莎赚不了什么大钱。不过，盖克瓦德向她保证，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钱。

当第一笔四十二万九千卢比的政府资金出现在这个濒临关闭的非营利组织的银行账户上时，出了点小问题。即将分发的支票，需要一个联名签署人，然而，阿莎多年前任命为非营利组织秘书的邻居感到紧张不安。“我们是不是就要变得有钱了？”女人问道，而后噙着眼泪说，“万一被逮到怎么办？”她拒绝签署支票，阿莎于是解雇了她，任命了一个比较顺从的秘书。支票分发出去，政府官员拿到了他们的现金。

阿莎非常高兴，也证实了她多年来在这个千头万绪但利润微薄的事业中逐渐产生的怀疑。在市场庞大但遭到垄断的上流城市取得成功，比每天在贫民窟勉强度日所需的努力和才智要少；最重要的除了运气之外，还必须维持两种信念：你的所作所为，从整体来看不见得全错，以及你不见得会被逮着。

“这当然是贪腐，”阿莎告诉毕恭毕敬的非营利组织新秘书，“但贪腐的人难道是我？既然是大人物处理一切文件，说这么做是对的，那怎么能说我做得不对？”

阿莎已经不当管事了。她从此远离政治，“远离所有让我东奔西跑的芝麻小事”。目前，阿莎或许仍需住在贫民窟，可她此时已经是上流城市的一员：一个慈善机构的董事，这个公益组织不仅有城市供应商编号，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海外捐助人。在这个由谎言搭建的领地中，她是个受人尊敬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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