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在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小广告里，曾看到过梅毒、淋病这些性病的名称，但对其还是缺乏必要的了解。梅毒这种臭名昭著的恶疾，已然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五个世纪。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引发的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它如同打碎魔盒而来到世间的诅咒一般，几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人类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发现并战胜了许多疾病、其中有很多在落后的年代都被视为不治之症。哪怕是天花，这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六百年的烈性传染病，都在上个世纪被彻底灭绝。

但梅毒自从哥伦布船队把它从新大陆带到西班牙后，就一直隐匿在阴暗的角落里悄然滋生着。绝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欲望与沉沦却是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禁绝的，梅毒也借此维系其“永生”。

关于梅毒的正史和野史，梅毒之花是如何在世界盛开的？

罪恶的起源

梅毒的由来有许多种说法，其中可信度最高的版本就是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在大航海过程中将其从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带回西班牙、并由此传播到全世界的。

哥伦布大航海对于人类历史的客观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在那光辉形象之下，哥伦布本人实际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败类。他本人最后全身红疹和溃烂、精神崩溃、甚至一头红发都变得干枯而灰白，这无疑都是梅毒末期的症状。

哥伦布

当初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进行航海的初衷，就是要开辟新航路、开拓丰厚的利润渠道。稍稍动脑一想就该知道其中的利益纠葛，绝不是为了世界版图的联通这一伟大目的。

说来可笑，哥伦布在千百年后仍被人们铭记和纪念的原因、那载入史册的所谓功绩，其实只是他不屑一顾的、在攫取利益和犯下罪孽之余的副产物而已。

当时的大远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受限于航海技术的落后，那时候船员们要面临船只强度堪忧、海上情况多变、食物和淡水资源匮乏、航线难以确定、舱内生活条件差等等艰险。

开辟新航路只不过是幌子。

对于资助哥伦布的西班牙皇室来说，这是不抱太大希望的一笔投资。反正也花不了太多钱，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扼住了东西贸易的咽喉，西班牙不得不尝试突破封锁。

而对于哥伦布和他那些沆瀣一气的船员来说，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赢了那就富贵荣华取之不尽，输了大不了赔上一条命。

赌徒，他们本质上就是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一群赌徒。

欧洲白人一向自视甚高，当他们登上新大陆遇见土著居民时，这群败类根本不会把对方当人看。有着火炮利剑的侵略者们，对上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这所谓“文明与蛮荒的碰撞”，其结果毫无疑问是“文明者”进行一边倒地屠杀。

或许真有“天谴”的说法，罄竹难书的暴行打碎了潘多拉魔盒，而梅毒的诅咒有如跗骨之蛆，根植于入侵者们耽于享乐的身体里。

梅毒螺旋体由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携带回到西班牙。大家都庆祝这些“英雄”的归来，而“英雄们”不只带来了丰厚的战利品，也一并把要命的梅毒传入了欧洲大陆。

这种前所未闻的怪病，从他们光顾的妓院开始，迅速传染给了西班牙的男男女女。梅毒经由人口迁徙、通商往来等途径，如同野火般迅速蔓延欧洲大陆。

性，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与需求，无论那个时代皆是如此。当时妓女们最多服用些避孕药物作为防范措施，哪里料想到接待那些“英雄”，会让自己成为梅毒这朵恶之花的受害者和传播者。

那个药理学方面堪称愚昧和野蛮的时代，连常规病症的治疗都可能闹出人命，更别提病情发展起来相当凶狠的梅毒。

对于这种诡异的怪病，最初的医生们完全是在帮倒忙。他们连梅毒通过性接触传播都尚且不知，就敢用各种堪称邪门的治疗方式去“治病”，结果可想而知。

欲望的诅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掣肘，人们对于梅毒缺乏深入认知，只能粗放地将其列入长长一串的“不治之症清单”中。

而即便如此，当时也已经能确定梅毒是经由性接触来传播——绝大多数是不检点的性行为。欧美人对性观念天生比较开放，但对于这种勾栏间肆虐的性病，依旧是引以为耻的。所以各国人民都对这种病症讳莫如深，并积极地相互甩锅。

早期，梅毒并没有一个全球认可的正式名称。它第一次在历史上“显露峥嵘”，就是在哥伦布把它带回西班牙不久之后。他的船员们在结束航海后大部分成为了雇佣兵，有的效力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麾下，还有些投靠了那不勒斯。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欧美地区有着炼金术和神秘学的文化传统，而炼金术正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在那个迷信严重和唯心主义横行的年代，炼金术是一门追求点石成金、炼药长生的“神术”。

法军本就已经有了围城之势，拿下那不勒斯想必只是时间问题，又见此情景自然是忘乎所以。当时从普通士卒到高等军官都耽于享乐，丝毫没有防范这些美人们携带的致命病菌。

不久，法国军队几乎都染上了梅毒，红疹横生、手脚溃烂。这一仗法国虽然打赢了，但班师回朝的军队还没回巴黎就几乎因这种诡异的病症而全军覆没。

随后，梅毒在欧洲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爆发。那个倒霉国王查理八世也染上梅毒，年仅28岁就去世。

心怀愤恨的法国人把这种邪门的怪病称为那不勒斯症，而意大利人又打输了仗、又被人扣屎盆子，自然也不乐意了，干脆就跟法国对着干，称之为法国佬病。

梅毒在欧洲的大规模爆发，没有一个欧美国家能幸免。一向以文明和绅士自居的英格兰人，成了梅毒受害者和传播者后，则叫它西班牙佬病或者是波尔多病。

梅毒很快也沿着欧亚大陆迅猛传播，波兰人管梅毒叫日耳曼症，下一个受害者俄国人则称之为波兰佬病，而中东人基本都将其统称为欧洲脓疱。

不出所料，梅毒也经由贸易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传入了中国。当时的通商口岸里，广州是梅毒的重灾区，于是中国人（一般是北方人）就把它称作广州溃疡。

作为“邻居”，日本也没有幸免。即便没有具体史料证实是由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人也不出所料地将其冠以唐疮之名。

总之梅毒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这种不光彩、以当时的科学条件也无法治愈的性病，成了谁都不乐意承担的污名。

直到1526年，意大利诗人弗拉卡斯托罗写了一首长诗《论梅毒或法国病》，才让syphilis这个梅毒的英文学名敲定。长诗主要是讲述牧羊少年西非卢斯因亵渎神灵而获得梅毒。

这首长诗使得世界各国对于此病的名称达成了一致。大家扯皮了这么多年，也学会互相找个台阶下，用了长诗中那个牧羊倒霉蛋的名字稍加改动，以syphilis来命名。

中文里“梅毒”二字的来源则是根据发病后，患者身上的疮痕形状来定的，而非直接音译。

人类总是这样，直白些说，历史就像是一个大型双标舞台。对于本国形象总是不加限制地维护和拔高，而对于敌人则想尽办法要冠以污名。梅毒的命名就是最好的例子，各国争相踢皮球和甩锅，哪怕不打仗也要用这种不痛不痒的手段来恶心敌人。

欧洲地区是梅毒的“大本营”，传染烈度远非其他地方可比。梅毒从不挑人，从王公贵族到升斗小民都是它理想的宿主。据史料记载，16世纪初的巴黎，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都患有梅毒。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身患梅毒，以至于婚后生下的王子们都有着先天性梅毒而畸形，随后英王碍于颜面将其归咎于王妃。一国之主尚且如此不堪，更多王室之间的梅毒丑闻，让贵族帝胄们一度尊严扫地。

时间再往后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战乱和卫生条件差等多种因素，梅毒的感染率空前。

时至今日，梅毒这朵人类历史中“经久不衰”的恶之花，仍在世界各地顽强盛开。

愚昧与纵欲同罪

关于梅毒的治疗方法，有历史记载的治疗方式包括碘酒疗法、汗蒸疗法、树脂制膏疗法这类，还算正常范畴内的偏方治疗手段——当然其疗效接近于零。

而让现代人匪夷所思的是，汞剂疗法这种要命的、堪称邪门的治疗手段，一直从15世纪沿用到19世纪初才被废止。

欧美地区有着炼金术和神秘学的文化传统，而炼金术正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在那个迷信严重和唯心主义横行的年代，炼金术是一门追求点石成金、炼药长生的“神术”。

炼金术师们笃信所谓的“贤者之石”，又有着第五元素、红药液之名的物质，可以将劣等金属转化为黄金、或是用以制造长生不老药。

而水银和硫磺的化合物硫化汞就有着符合贤者之石描述的颜色和性状，因此本身有着剧毒的汞也被人们狂热地追捧。炼金术师们将其奉为炼金术七大金属之一、与硫磺和盐共称为炼金术神圣三元素。

几百年间用于治疗梅毒的所谓“汞剂疗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和一盒水银同置于大木桶里隔水汗蒸。

水银受热挥发成汞蒸气，被人体大量吸收后，的确起到了惊人的疗效——梅毒患者再也不用担心梅毒会杀死自己，因为持续的汞剂疗法很快就会达到致死量的汞中毒，没多久自己就会被“治死”。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每个梅毒患者都会经历的——假如他们没有提前死在凶险的二期、侥幸撑到了三期的话。

直到1943年青霉素被发明出来前，漫长的数个世纪里梅毒一直是一种不治之症。排除被汞剂疗法害死的患者，以及人们知道它是通过性接触传播以后刻意隐瞒病情等因素，梅毒也有着模仿其他病症的特性，这使得它更难被合理治疗。

梅毒第一期下疳，而第二期就会开始发烧红疹，并进一步引发全身器官异常。到这个阶段，梅毒的烈性就会急剧提升，对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梅毒一旦发展到了第三期，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入骨”阶段了。许多梅毒患者的遗骨中，颅骨上都会因梅毒侵蚀而产生空洞，令人悚然。

到了这个阶段，梅毒螺旋体就会彻底侵入大脑、骨髓和神经系统。此时梅毒就不只是生理性的病痛了，更会从精神层面彻底摧垮患者。很多末期患者都会发展到精神错乱与瘫痪，这象征着梅毒的完全胜利，也意味着病人将不久于人世。

与魔鬼的交易

梅毒虽然毫无疑问地会蚕食宿主的生命，但仿佛上天开了个恶趣味的玩笑一般，有时三期梅毒也会赋予患者短暂的“天才时期”，如同回光返照。

与魔鬼的交易，最终都会以失去灵魂作为结局，梅毒亦是如此。这段时期里，患者会感到精力充沛、灵感如涌泉，并且具备前所未有的感知和洞察能力。

当回光返照的劲头过去，他们最终会陷入精神错乱和彻底癫狂，而身体也大概率会瘫痪。不久之后，他们的生命将在悲惨中消逝。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每个梅毒患者都会经历的——假如他们没有提前死在凶险的二期、侥幸撑到了三期的话。

《天才、狂人与梅毒》是美国学者德博拉·海登的著作，书中或有实证、或是推测地列举了诸多患有梅毒的历史名人，向人们揭露这种恶疾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对生命负责

自从1943年青霉素问世，梅毒就不再是不治之症，缠绕人们数个世纪的梦魇终于有所松弛。以现代发达的医学水平，梅毒是可以治愈的，但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绝大多数情况下，梅毒都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因此对症下药，防范就变得非常简单直接——洁身自好，不要瞎玩乱玩，自然就能从根本上远离梅毒侵扰。

发生关系前需要确认性伴侣的安全状况，少数梅毒患者自身作风没问题，但被自己的配偶传染上了病。如果无法排除风险，那么性行为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不能“图个爽”、“图个省事”就不用安全套。

这不仅仅是梅毒的问题，梅毒只是性病的一种，一个不小心就染上多种性病也是常有的事。碰上这种倒霉情况，患者是极难痊愈的，而即便基本治愈，也有复发的风险。

梅毒和艾滋病一样，也能通过母婴传播，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无论大人怎样，孩子都是无辜的，把自己的病传递给刚诞生的婴儿，性质上来说就是对独立人格、对生命的亵渎。

可悲的是，哪怕到现在依旧有先天梅毒的婴儿出生。即便后续得到及时治疗而痊愈，但打娘胎里就被梅毒侵蚀、如此年幼就受到治疗药物的副作用影响，这会给他们的一生都留下无法磨灭的损伤。

适度、健康的性行为是人类的正常需求，这一点无需刻意回避和抑制。但每个成熟理性的人都该为自己、更为他人考虑，洁身自好和安全措施都是必要的。

无论禁欲还是纵欲，本质上来讲都反人性。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在绝对理智与本能冲动间取得动态平衡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