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逐鹿晚清时，长栖寂寞枝

对刘坤一这个名字，那是属于即熟悉又陌生的范畴，我是从当初倡议东南互保事件中知道他名字的，此倡议由他而起，而排在他后面的响应者，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俱是大名鼎鼎之人，而偏偏对这首倡者刘坤一却很是陌生。 刘坤一是晚清继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的又一朝廷重臣。但他的声名同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这几位功高望重、天下景仰的人物相比,相差得就太多了。但因为他活的时间长，在曾氏兄弟和左、彭诸公谢世后，他代表湘军系苦撑大局。所以，如果是学历史的话就能知道，他在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邵阳崀山人，年轻时应试科举考取廪生，后率团练从湘军江忠源部镇压太平军。因战功累被擢升至两江总督，最后病逝于任上，享年73岁。谥号“忠诚”。

一般名臣在逝世后都谥以“文忠”“文襄”等谥号，这“忠诚”的谥号着实少见，从谥号我们可以看出朝廷对他的认可和倚重。

其实刘坤一虽然在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但晚年却也被时势所累，也曾被革职回家，生前所受到的处分也不少。但他死后，慈禧老佛爷却亲自降旨，让光绪帝督办刘坤一丧事，赞其“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并派重臣致祭，取消其生前对他的一切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坤一死后，清廷是派曾弹劾过他的张之洞对其子孙“迅速查明具奏，侯旨施恩”。张之洞后来奏称：“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从这点来看，这张之洞的胸襟还很是开阔哈，能对其曾经的政敌作公允评价，真真地不失大家之风范。

刘坤一在曾国藩等诸人死后，可谓是封疆大吏中的“大哥大”，无论在朝廷还是同僚中都有着很高的威望。因他是后期湘系旗帜，在资历上比那淮系来说，也压李鸿章一头，所以，他的言行在当时不说是一言九鼎，也应该是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在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俄借端要挟清廷交出东三省之政权、兵权，李鸿章主张应允俄方要求，但刘坤一上奏力陈不可。他在寄军机处转李鸿章的电文中表示：“增祺与俄私立条款，实关中国安危大计”；“若允俄独得东三省政权兵权，无异地为彼有，各国必将效尤，分裂之祸立见”。正是因他的竭力反对，清廷不轻许俄约，李鸿章未能签字，终于保全了东三省。 对于“东南互保”一事，历史上见仁见智，评价不一，严重者甚至被冠以分裂祖国之罪名。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此事是刘坤一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其权威性的认知，利用其崇高的威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对稳定清廷半壁江山，使全国局势不致进一步糜烂而作出的杰出贡献。

简言之，就是当时慈禧先是想借义和团灭洋人，因而通谕全国疆臣督练义和团。随后又发疯似地同所有邦交国绝交，从而出现世界史上最奇葩的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她此生最扬眉吐气的豪赌，结果是引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己窜逃西安。

而这时作为头脑清醒的刘坤一等大臣，看着慈禧一步步地走近疯狂，他们觉得慈禧的这一举措实在很是荒唐。于是公开违背懿旨拒不执行。于是刘坤一联络张之洞，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一众大臣，与西方各国协议互保，也就是说朝廷所作之事与已无干，我们只做稳定自己辖区内的事，要闹就让朝廷自己闹去吧。 这还了得，这样的情况几乎是脱离朝廷的军阀割据了，慈禧震怒，竟要“易江、鄂两督”；但随着局势发展，老佛爷成了“跑跑”，她想尽快“回銮”，甚至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急着要同列强议和。

这时的李鸿章直接上奏：“如更易两督，则和议难成”，其潜台词无非是说，如果要撤换我们，那议和之事您老人家就梦去吧。在当时情势下，慈禧不得不作出让步，遂降旨“刘坤一、张之洞均便宜行事”。

再到后来，慈禧不得不承认，“东南互保”是为清廷稳住了半壁江山的事实，因而其在刘坤一病逝后的懿旨中称刘坤一是：“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 刘坤一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有人将其列为保守人物，其实这个是没多少道理的。他在位时，倡举新政，议采西法，这些对清廷后来的立宪都有着先声之作用。 甲午战败对刘坤一刺激颇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对外开放、反对闭关自守的重要性。他在对外交涉中采取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的务实态度；对内则兴办学校、工厂，鼓励工商业。

作为当时的“帝后之争”，他应该是属于“帝党”一派，我在此并不是说“后党”就保守，就不好哈，我只是说，刘坤一主张对外强硬，至少说明他不是那种只知守旧的老官僚，他在甲午之战时，对李鸿章直接表示不满，认为此次中日之战，“合肥始终不能辞咎”；但反过来，他又对“帝党”的倒李风潮不满，寄希望李鸿章能挑起抗敌全责。可见刘坤一处世还是出于公心，以大局为重，并不是以那种守旧的顽固之人。

刘坤一权重朝野、名重一时，究其因乃其胆识有过人之处。一方面他好读书，识见不断丰富敏锐。他原本一介书生，军旅中常感叹儒冠抛却而“十载驰驱迄未休”，“余万念都灰，唯读书志尚在也”。 难能可贵的是刘坤一对世事有着前瞻的眼光，当日本吞并琉球，他指出“日本终为我患，令人每饭不忘”；他早就意识到“高丽与我唇齿，难免日本觊觎”；对于法国侵略中越边境，他上疏“请由广东、广西派明干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凉水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历史的发展，无不印证他的预见。

刘坤一具有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一切为国为民考虑，所以，他能够敢于直谏，不为已私，正如张建伟所著《流放紫禁城 庚子国变》称刘坤一“终其－生都保持了粗率耿直的作风”，“具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在老佛爷因同光绪闹翻，对康梁恨之入骨之时，他敢于直面力誎，请慈禧“保护圣躬”“曲赦康梁”，慈禧太后摄于刘的威望，只好对光绪慎以处之。加上此疏在社会传开之后，便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一时力争者众起，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同时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干涉慈禧的“桐宫之举”。慈禧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废黝和暗害光绪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当甲午割让台湾，朝廷令所以官吏内渡之时，刘坤一致函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称割让是“欲令赤县沦为异域，苍生变为左衽，凡有血气，孰不疾首痛心。坤一老矣，虽挥鲁阳之戈，徒衔精卫之石，每中夜起立，循视鬓发，悲从中来，常恐此生无复有报仇雪耻之日矣”。其爱国之诚，天日可鉴。

作为传统旧官僚，甲午战后的疆臣领袖，刘坤一自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虽然对康梁的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却赞同维新，并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在甲午后洋务运动低潮之时，他依然勇于开拓，力保已取得的洋务实绩不失；他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倡导新政，实为后来立宪之先声。正是他在风起云涌，暗流激荡的时日，处世以公心为重，所以才能在一帮大佬中拥有崇高之地位，特别是他所倡的“东南互保”，为当时的国家稳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也褒贬不一，但东南名绅张春写就的一幅挽联我觉得最为妥帖： “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