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骨2-谦谦君子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张伯苓|梅贻琦|清华|西南联大

民国，是一个距离我们百年有余，却让人无数次回味的年代。在那个激扬的时代里，最耀眼的，莫过于那些博学而自由的灵魂。

譬如，只有初中学历、却破解高斯难题的数学家华罗庚；

著有煌煌历史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还有一张大嘴开炮的监察御史傅斯年.

这个人，就是 “永远的清华校长”——教育家梅贻琦。直到今日，他那句铿锵有力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依然振聋发聩。如今的清华大学，是顶尖学府，无数人向往的殿堂。你可知，上个世纪刚刚创建的清华，只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声名鹊起，便有梅贻琦很大的功劳。此外台湾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是其筹办的，为台湾的半导体等高科技做出了贡献。

有人评价他是：“一生清华，一世清白”。其实，一生太短，只需做好一件事，就已经对得起悠悠岁月。今年是梅贻琦先生逝世59周年，让我们跨越历史的长河，一窥那个时代里，梅贻琦先生的抱负和伟志，感受先生的不朽精神。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天津市人，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

1904年，15岁的梅贻琦初入天津南开学堂（其前身是由严范孙创办的“严氏家塾”，当时称“私立中学堂”，后又曾改称“敬业中学堂”），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学生。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生（首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考得第六名（总分834分，平均分75.11）。1914年回国在天津青年会工作，1915年到清华学校执教英文、几何；1916年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

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对日八年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身份主持校务。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年 - 1948年、1955年 - 1962年），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1955年奉召返台，在今台湾新竹市赤土崎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月19日上午11时病逝台大医院。23日举行追思会公祭，蒋中正总统特颁“勋昭作育”挽额并派张群至祭，陈诚副总统亦颁挽联：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1963年，梅贻琦葬于国立清华大学校园，其墓地名为“梅园”

就任于危难之际，奠定清华校格

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并不景气，报名人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他先后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很多人都疑惑，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久？毕竟，在梅贻琦出任之前，已经有三任校长被清华师生驱逐了。那是1930年，校长罗家伦配合国民党，试图对清华进行纪律化管理，在校园内宣扬国民党党义，希望学生们都为党国所用，并对反对的声音大肆打压。这样的行为，遭到了全校师生的剧烈反抗。学生们罢课、游行、抵制，终于将前任校长罗家伦赶走了。此后，还有两位校长都是干不了几月就离开。梅贻琦就是在清华人心涣散的时候，临危受命。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梅贻琦曾在就职演说中道：“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此后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兼容并蓄，反对xx主义

梅贻琦曾有一段“吾从众”的箴言，他力推“教授治校”，称呼自己不过是给教授端端茶水的人，正是这样兼容并蓄的态度，才让清华大学荟聚了无数名师，迎来了建校以来大师璀璨的时期。朱自清、陈寅恪、叶公超、金岳霖、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在梅贻琦任职期间，这些大师都曾执鞭清华。在清华，从没有一位教授，因为不同政见而被解职。清华师生们发现，不善言辞的梅贻琦，却有着格外宽广的胸襟和广博的视野，他话不多，却不独断专行，给师生自由发展学术的天地；

他说着“吾从众”，看似没有自己的主见，实则所思所想，全从师生的角度出发。在履行“大学大师”的诺言时，他对学生也十分的爱护。当时的中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梅贻琦不希望学生卷入政治风波中，不鼓励学生在校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大学是求学的阶段，是教会学生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至于政治立场的左中右，则需走到社会上再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

西南联大的“船长”

建校初期，三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共同主持校务，此后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由梅贻琦执掌。在此期间，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战时物价飞涨，学生、教授们全都挨饿。梅贻琦身为校长，家里同样捉襟见肘。他的儿子梅祖彥躲警报时丢了一副近视镜，没办法看书。想要配一副新眼镜，梅贻琦发现，自己家里连一个眼镜的钱都拿不出！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梅贻琦的夫人，学着做“定胜糕”，沿街叫卖，贴补家用。即使家里如此窘迫，梅贻琦也没想过私吞政府给学校拨款的资金，以权谋私。在动荡的局势下，梅贻琦左右腾挪，守护着这所来之不易的大学。西南联大，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成立西南联大时，他却说过一段“高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