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王朔《我看鲁迅》。

鲁迅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呐喊，启蒙思想摆脱彷徨，审视华盖下的众生，冷酷切割多余的野草，使后人在夕阳下捡起清晨的花朵。先生的眼神，先生的笔，化为一道冲破黑暗的利剑。

横眉冷对，刻板肃杀，凌厉的眼神以及形如宝剑的胡须就是了我们对鲁迅的刻板印象，他仿佛一道闪电，刺目的闪电是他的批判，震耳欲聋的雷声则呼唤着沉睡的人们，照亮这病入膏肓的社会，对这国家深沉的爱，决心劈开旧社会的一切弊端，即使社会陷入无边黑暗，即便他无法成为照亮前方的炬火，他也不曾离他而去，誓要化作唯一的光，点亮这无边黑暗。

王朔为什么要提出“淡忘”鲁迅

鲁迅先生的伟大在文艺界的地位毋庸置疑，那么王朔为什么却认为要“淡忘”鲁迅呢？实际上王朔提出“淡忘鲁迅”很大程度上是从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开始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及三个“伟大”、五个“最”和一个“空前”，这是这些极高的评价使得当代学界的鲁迅研究成为一个大热门。

因此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尽管有不少文人理解鲁迅的高贵位置，但这些人也懂得与其颂扬活着的叭儿狗，还不如颂扬死去的雄狮。再加上那些根本不懂鲁迅却跟着政治趋向一味颂扬鲁迅的人，就凑成了一曲奇异的颂扬鲁迅的大合唱！鲁迅，一个神话，就开始慢慢讲述起来了。

他们以鲁迅的后期为起点来简化整个的鲁迅。既然鲁迅的后期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就必然要使他的前期也跟着神圣。

于是鲁迅生下来就注定会成为旧社会的叛逆，很小的时候就不听话不好好学“封建主义”的书本，而是喜欢富有革命性的神话《山海经》，到自由自在的“百草园”中玩耍；到南京求学成了追求革命的行动，到日本留学更成了追求革命真理的壮举；而且这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为证。

面对五四时期鲁迅深刻袒露自己的阴暗和矛盾心理的文本，这些学者有更高妙的招数——一是冷落二是歪曲。像《野草》这样杰出的艺术文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冷落的，其中那个具有自由主体的孤独者吐露的苦，则是被当作鲁迅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来解释的，鲁迅又一跃而成了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典范。

造神者又以鲁迅为起点，给整个文学史与思想史带来了一个“逢佛杀佛，遇祖杀祖。”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无论哪个作家遇到鲁迅，研究者在比较中总要使个别作家矮三头。如果在艺术技巧上找不到依据就会在思想内容上找到。

而在思想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其他所有思想家在鲁迅面前也都要矮三头。于是鲁迅就成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的，高出于一切作家与思想家之上的圣人。

甚至于这些站在鲁迅神坛的旁边维护鲁迅的神像的人，正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认为那些非议鲁迅的文章是 “极端反动”的，国家应该用“保护伞”的办法重新把鲁迅保护起来。事实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招致一哄而起的非议鲁迅现象。

以行政命令的方法禁止对一个伟大作家的贬损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鲁迅在去世前不久的1934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话不幸一语成谶！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王朔等质疑“凡是鲁迅说的都是对的”的言论者，也许可能更接近鲁迅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人格精神。

“尼姑的光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吗”

王朔和鲁迅一样都是疯子，都是敢说话的人，作为“痞子文学”的代表，王朔算是把当代文艺界给批了个遍。

鲁迅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在现当代文坛，几乎一半以上的作家都受到了鲁迅文学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鲁迅精神的影响，所以鲁迅重要的位置不可撼动，不论你写什么，做什么，都绕不开鲁迅。

无论是鲁迅怎么被解说，最终都是优胜于劣。为此王朔有点坐不住了，发挥了他惯有的“质疑”精神。王朔说，大家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精神也自由了。而王朔对鲁迅的质疑，正是来源于鲁迅的批判和质疑的精神。

王朔借用《阿Q正传》里阿Q的话说到：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么？所以面对鲁迅被各界一边倒的赞颂，王朔认为这妨碍了作家与批评家自由地呼吸，并坚信鲁迅绝不是完美的人，完美的人绝不存在，在如今看来，这种质疑精神依然难得。

王朔为之呼吁，鲁迅应该成为一个标尺，容许世人批判，这样我们就进步了，精神也自由了。如果不能这样，言外之意，我们就应该忘记鲁迅。

所以，王朔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鲁迅吗？真不见得。他所批判的是把鲁迅奉为神祗的人，批判的是把鲁迅奉为圭臬的研究。这是最让学界难堪的，也否定了鲁迅研究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自然会遭到“鲁研”者们的反击。

在王朔眼里，鲁迅是可以被批判的，但在一些鲁迅研究者眼里，鲁迅是神，是没有缺点，不能被批判的。赞扬鲁迅似乎是一种“道德准则”，批判鲁迅就是在背后戳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而后人的不负责任、不容置喙的研究与态度都要鲁迅负责是不公平的。但这也就是标杆的悲哀，受人瞩目称不上是什么好事。

鲁迅先生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有一点，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正是这种对事物的无限制的崇拜，明显背离了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

王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公义发声，这种批判精神值得嘉奖。如果鲁迅先生无法被后人正常评价，那倒不如把他忘掉，这样我们就进步了，逃脱鲁迅的桎梏，放飞了精神。

这正是批评家们的职责。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鞭挞了社会的乱象，将批判的批判了，该“去”的就去掉，就像“去岳飞化”、“去鲁迅化”一样。可以说王朔对于鲁迅以及鲁迅所带来的这种鲁迅化的现象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一定程度的风骨。

鲁迅先生应当被“淡忘”吗

鲁迅先生和其代表队精神决不应该被“淡忘”，我们如今再看鲁迅，即便被放置在特殊的地位，但也不影响我们对先生的解读和学习，领悟他的觉醒呐喊。

在对鲁迅的解读中，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强求一律，这不仅是一种强权的表现，同时，一个唯一的鲁迅只能昭示着鲁迅研究的终结。

很多人在反对鲁迅的时候并没有从学理上入手，而无一例外地都把鲁迅当作一种概念上的符号。比如王朔直言不讳地说：“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

我们面对的是应该是既有的鲁迅，撇开家国因素来说，他并不是人为塑造起来的，虽然，他在某些阐释者那里被符号化、象征化了，可我们面对的客体依然是不变的历史个体，他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阐释而变得崇高抑或卑贱。

而“去鲁迅化”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余华、王朔等人的主张，鲁迅很可能即将变成“过去式”。前些年中小学教育推行语文课本应该“去鲁迅化”，原因就是鲁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他的作品在如今看来难以被人们理解，他的思想和作品中的传达内容，与当代的社会教育相去甚远，鲁迅的作品难以在当代社会继续竖起大旗，所以鲁迅的文章就纷纷从语文课本里被剔除了。

难道鲁迅真的就没用了？就连写作风格与鲁迅相似的“鲁迅继承人”余华也支持“去鲁迅化”。甚至早在这之前，王朔就称鲁迅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算不得文学家。面对种种质疑，我们难道在如今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鲁迅了吗？

无处彷徨，高声呐喊，横眉冷对千夫指是鲁迅对黑暗腐朽的封建时代宣战的姿态；俯首甘为孺子牛，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是鲁迅为拯救国人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绝不应当被时代所抛弃。

其实所谓去鲁迅化的对立面就是鲁迅化。鲁迅文化是余华和王朔这些作家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即鲁迅及其文学成为标签的时代，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打破现状成为了这批文人的本质要求。

但这种要求却走偏了。文学应当回归文学，文学教育应当紧紧抓住当代生活的现状，让文学回归文学是不错，但任何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和文化内核而存在。历朝历代国内国外文学作品都不学吗？所以，去鲁迅文化是无稽之谈。

斯人已逝，后人惦念即可，发扬精神，避其短，就像先生所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什么要把整个人都忘掉，在当今时代，我们仍需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新时代担当，也决不能忘记鲁迅先生的伟大的批判精神。

鲁迅先生看到了破旧的现实，揭示了人们的陋习，审视了众生的灵魂，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启蒙了落后者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鼓舞着新生代们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