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与落实得到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在各地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伴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深入，一个崭新的城乡中国将逐步浮出水面

到了改写中国农村面貌的时候了。

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划定了基础框架，其中提出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成为各地政府探索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时针拨回40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打破了人民公社大锅饭，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受益于“包产到户”，吃饱饭不再是难题，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40年过去，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凸显。年轻人流失、村庄空心化、乡土走向了芜败与凋敝。

眼下，以土地财政谋城市发展的传统路径也已经走到尽头，牺牲农业来反哺工业的发展方式难以维系。城市与乡村、土地与GDP相互牵连，农村改革再次来到了关键时点。

未来的中国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四川成都自2003年起在全国率先探索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路径，成为中国近20年来为数不多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城市。这些年，成都在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中催生了一些新形态的村镇，从中，我们或能窥见乡村振兴的一二可能。

福洪镇位于成都青白江区，距离市区约25公里。2005年，福洪撤村并组时，当地没有任何支柱产业，丘陵地区的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4216元。老镇上住着几百来人，城镇化率仅2％。近十年，通过土地整治与村镇规划，洪福镇大规模种植杏树，发展乡村旅游与加工产业，一跃成为特色小镇。

福洪镇的村民，如今一部分留在农地里耕作，一部分进镇进城，从二三产业中寻得了栖身之所。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姚树荣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正处于“乡城中国”向“城乡中国”演进的过程中，这一阶段或将持续至21世纪中叶。农民农村将呈现出持续分化的态势，以土地谋生，固守乡土的有之；离开乡土，进城务工的有之；离开城市，返乡创业的也有之。

在姚树荣看来，“一刀切”的土地制度，很难满足“城乡中国”阶段的需求。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应当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撬动乡村产业的重构，让乡村实现自我生长，与农民进城、财政支农一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除了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在邓淙源看来，关键在于决策背后的核心理念，这将导向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单纯以项目为目的，就直接流转土地、流转集体资产，把农民全部都搬出去，引进市场资本投入打造，再进行招商运营。但是以乡村振兴为理念，一定是共创共享，一定不是把农民都迁出去，还要解决集体经济问题，解决市场资本下来后，如何和老村民共融的问题。”

实际上，这也道出了一些专家的担心：资本下乡是否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进城失败的农民无法再回乡务农，农村的蓄水池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无论如何，让乡下人过得更好是乡村振兴的初衷，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市民对乡村抱有各自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改革的关键是找准方向、协调好各方利益。

在这方面，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社区试点的明月国际陶艺村或许是一个“让乡村还是乡村、让乡愁留在乡村”的典范。

明月村是成都最西边的村子，位于蒲江县甘溪镇。乘坐村民开的观光车向村庄深处驶去，视线一一扫过清新的茶园、集中安置村民的小楼、漫墙绽放的月季，还有正在屋外坝子上剥笋的农人，伴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别有一番风味。

2009年以前，明月村还是一个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市级贫困村，产业转换为雷竹、茶叶、猕猴桃、耙耙柑等经济作物后，才实现了摘帽脱贫。2011年，明月村为了修复被汶川地震损毁的古窑“明月窑”，引入一位陶艺专家驻村。随后，越来越多手工艺者来村里租用老房，发展文创产业。

明月村顺水推舟，引进音乐、蜡染、篆刻、书法等领域的艺术家110多位，借助这些“新村民”的力量，在乡村景观营造上加入了艺术化设计元素，并开发出松林火锅、春笋宴等地道的乡村美食，通过开办体验式农场、举办雷竹春笋艺术月等活动，逐渐探索出农创加文创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业的附加值。

“在明月村，是一群有情怀的人在做一件有情怀的事情。”一位曾多次来到明月村的房地产行业人士介绍，县政府为明月村配套187亩国有建设用地，拒绝了房地产企业抛来的橄榄枝，破例将土地划分为17块，以“招拍挂+补贴+点状供给地”方式卖给艺术家，定向发展文化旅游艺术项目，控制住了村庄的产业方向。

而今，明月村的松林竹海间散落着44个文创项目，其中院落改造27个、陶艺手工艺文创园区项目17个。1380多户老村民，一半住在老房里，一半则入住了集中安置的小区。村民创业区另将30多户老村民集中到一起，开民宿、办农家乐、办手工体验作坊。村里还有3000亩茶园、8000亩雷竹，农业仍然是主业。迄今150多名村民返回明月村创业，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万元。

原有的乡土社会也延续了下来。村里不时举办诗歌音乐会、皮影戏、书画展，村民成立了舞蹈队、合唱团，还制作了一首清澈的村歌《明月甘溪》。2016年明月村引入垃圾分类后，村里的晨跑小队会在节假日领着村子里的小朋友一边晨跑、一边捡垃圾，通过积分兑换奖品的方式鼓励其参与。乡风也随之一改。

然而，明月村是罕见的、稀有的。

明月村的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投资打造，第一家餐馆、第一家民宿、第一个创客服务站等示范性项目均由政府补贴，国有建设用地也由政府特意配套。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模式所需的财政投入高，难以在其他村庄大量复制。此外，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如何处理好专业团队与政府的意见分歧也是挑战。

复盘成都的乡村振兴案例，参与明月村建设的邓淙源总结，“三个不任性”很重要：权力不任性，在乡村建设的专业性问题上，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充分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农民不任性，诸如明月村向手工艺者出租农民房子时，统一规定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三档价格，由村集体统一签约流转，并以“修路不经过家门前”等软性方式约束农民坐地涨价的行为，才得以稳住引入村里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资本不任性。邓淙源说，资本力量非常强大，但讲求的是经济逻辑，可能会与村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理念产生冲突。而实际上，资本下乡后能否确保农村的耕地继续种植粮食？农村土地是否会走向房地产化？中国的制度设计该如何平衡好空间与约束之间的关系？诸多问题仍然尚待理清。

过去20年，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仅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初步尝试。我们看到，一些村镇的空间结构、产业形态发生了改头换面的变化，附着其上的乡土社会也和以往不同了。但未来，成都的城乡共生现象会如何演进？以2021年为坐标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中国的农村将走向何方？现在仍然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与落实得到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在各地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伴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深入，一个崭新的城乡中国将逐步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