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抒情结构：诗人的抒情基调

作者：丁芒 中天易张永红整理

尽管形成抒情个性的因素是那么复杂，有社会的有自然的，有生理的有人为的，有先天的有后天的，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可是在抒情个性的结构中，却仍有规律可寻。除了有外在的共性规律的踪迹可寻，还有内在的结构规律可以探索。抒情基调，就是抒情个性的内在规律的重要方面。

所谓“文如其人”，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透过文章能看到作者的影子也就是个性；其二：不是一篇两篇文章，而是作者所有的文章（或者是真正能抒发个性的所有文章），都共同的基本的特色，足以显示作者的个性。这就是基。“文如其人”。正是对这两层意思的总概括。文既然能如其人，诗当然更是如此了。

抒情个性既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混合体，或象秋云一样多变，象风一样闪烁不定，那么在它的诸因素中，必然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经常和偶然之分，基础和上层之分。我想，是否可以大体上列出表格来，使我们一目了然，从而有助于我们对抒情个性的分析呢？

抒情个性：

1、情绪、脾气、兴趣、灵感、幻觉、敏感、直觉、抒情习抒惯、下意识.......

2、性格、情操、知识结构、体质、才华、社会家庭环境、经历、秉赋、信仰......

3、对世界对生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即宇宙观、人生观。

这里，列在最上层的，是那些偶然的、短暂的、易变的因素，它虽然是经常地也最容易地表现着抒情个性，影响着抒情个性，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抒情个性。列在第二层的，是相对稳定的、长期起作用，也就是具有基础性质的因素，这些是抒情个性的决定性因素。而作为对这些决定性因素的总的融汇，总的概括，并反转过来作用于（甚至决定）第一项的许多偶然、短暂、易变的因素的，则是第三项所说的对世界对生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也就是一个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一个人的宇宙观、人生观，正是决定他的抒情基调的根本的根本。

这就是我对组成抒情个性的诸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和认识。我们说：诗人必先完成自我，就是说，诗人要达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宇宙观人生观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爱、去恨、去奋斗、去流泪；他的爱和恨，就是千百万人的爱和恨。这样，他们的诗才能抒人民之情，才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所接受，所拥护。有人说：“他爱自己，爱成为自我’、成为人的自己，因而也就爱上了所有的人、民族生命和大自然。”我想，这恐怕也是指这个意义讲的，在这里，诗人的“自我”，就是“所有人、民族、生命和大自然”的缩影、结晶、代表。舍此，是无法在这二者之间划等号的。我不能同意孙绍振同志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3年第三期）一文中所鼓吹的纯属个人主义的美学原则。他强调诗人的自我表现，认为“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他提倡“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等等。他是把个人强调到与社会对立的高度，变成一个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神仙”似的人，这完全是个人至上的观点。象这样的人性，是美还是丑？抒发这种纯“个人”的情感，是美还是丑？我想，稍有点MKSZY常识的同志，是很容易辨别的。

因此，诗人必先完成自我。诗必须要有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自我的情感作为抒情基调。

骆寒超同志在分析艾青的美学标准时指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从这一个意象向那一个意象，再向另一些意象推移，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的组合，一定要和作者对生活的认识相一致一可以说这是艾青的美学标准”，这也就是说，对生活的认识，正是诗人捕捉形象、进行意象的推移与组合的依据，他的抒情基调，应该是与对生活的认识一致的，这样的抒情才是真的善的，从而是美的。

现在有些同志主张：““愤怒出诗人’，愤怒成了诗中常见的感情基调，诗人是强者，强到了对普通人的感情格格不入的地步”。有些人特别强调诗就是诗人的稍纵即逝的灵感，就是一眨眼之间出现的意象，写诗就是捕捉跳跃闪烁的意念，否则，就不是诗，或者就是消灭了“我”的诗。这种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愤怒”，作为“感情强烈”的代名词，是可以这样说的：诗必须具有强烈的激情，否则就写不出诗，或起码是写不出好诗。但作为狭义的“愤怒”就不确当了，“愤怒”不是人们唯一的感情，以愤怒作为唯一的抒情基调，是无法全面表现五光十色的生活和诗人的丰富的感情的。诗人应该也必须比普通人感情更强烈，才能用他的诗影响和启发人们的感情。为什么偏要“强到了对普通人的感情格格不入的地步”呢？如果诗的抒情基调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写诗又是为了什么呢？至于那些把诗看成是诗人思想感情的磷火的主张，恰恰是把上表第一层所说的偶然、短暂、易变的因素，强调到唯一的根本的程度，根本否定了宇宙观、人生观对抒情基调的电定作用。这种观点是很难令我苟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