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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6.07.2021

19世纪欧洲的学院派绘画，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保守的同义词，只能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艺术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尊重，学院派绘画重获艺术市场肯定，屡屡拍出数百万美元的高价。

如果不了解学院派，就不能真正理解19世纪西方艺术。学院派艺术家们并不像后世人那样看待自己的作品，且其内部也有流派之分。

二战以来，“学院派”（Academism）一词就用来形容19世纪主流艺术家的作品（学院一词在此时指英国王家艺术学院王家学院、法国的朱利安学院等）。所谓学院派艺术，专指那些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中，受法兰西艺术院订立的标准所影响的画家和艺术品，以及追随、并试图融合两者作为风格的艺术。

学院派艺术也被称为“华丽艺术”（art pompier）、“折衷主义”（eclecticism）等。学院派画家在艺术训练和创作上追求完美的极致而努力不懈，他们往往遵循严格的艺术准则学习与传授技艺，并致力于在前人技法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代表人物包括威廉·阿道夫·布格罗、汤玛斯·库图尔、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等等。

随着现代艺术、前卫画派的发展，学院派艺术不断被诋毁，并被视为是感情用事、陈腐保守、缺乏创新、资产阶级专属、“没有风格”等等。直到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艺术开始发展，人们对绘画艺术的历史有了更为多元的看法，学院派艺术才重新受到重视。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摄影尚处于起步阶段，电影还要半个世纪才会问世。油画、素描和版画创作是那个时代视觉传达的主要形式。学院派画作是当时绝对的主流艺术。这是因为，当时的职业艺术家大多都是由学院派或画家工作室培养出来，他们都具备了学院派绘画所需的基本技能。

在那个时代，这些学院派画作绝对是艺术创作的主流，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职业艺术家都是由学院或画家工作室培养出来的，二者所传授的均是这种类型绘画所需的基本技能。作品中贯穿了18世纪提出的自由理念（freedom and liberty），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表达言论自由，展示穷人困境，呼吁社会改革，致敬社会底层，总体来看，在表达对人性和人类的普世慈悲。

亨利‧儒勒‧让‧若弗鲁瓦 （Henri Jules Jean Geoffroy，1853—1924） 《虔诚的祈祷者》（Les résignés） 1901年作，布面油画 110×150 cm，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在20世纪的许多艺术书籍中，学院派绘画都常被称为“布尔乔亚艺术”（art of the bourgeoisie，布尔乔亚意即资产阶级）。在随着20世纪早期现代派兴起而涌现的艺评家们那里，这是用来羞辱现代派所叛逆的学院派画作的一个“精英”术语。

“布尔乔亚艺术”一词被现代派运动所吸收，在整个20世纪的批评话语中一直居主导地位，至今仍被现代派人士所用。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保持距离，并且承认这一术语不具意义。

奥古斯特斯‧埃德温‧穆尔莱迪

（Augustus Edwin Mulready，1844—1904）

《无人照顾》（Uncared For），1871年作

布面油画，100×76 cm，私人收藏

查尔斯‧韦斯特‧柯普 （Charles West Cope，1811—1890） 《夜警》（The Night Alarm: The Advance） 1871年作，板上油画 147×100 cm，英国伦敦王家学院藏

在21世纪，我们可以见出这个词对社会大众的侮辱，因为在这种语境下，将19世纪艺术称为“资产阶级艺术”，无异于在讽刺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言其刚刚脱离贫穷，没有文化，缺乏品位。

“正如社会塑造艺术，艺术也可以帮助塑造出一个群体；在19世纪末期，学院派艺术可说是艺坛的主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仍在使用这个词的现代主义者那里，这个词已被做了另一种解释，即这一时期画作只是为那些负担得起的富人画的。出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这个词常常被学生误解为指上层阶级，但实际上，在形容19世纪绘画时，这个词是对中产阶级的一种直接攻击。

朱利安‧杜佩雷 （Julien Dupré，1851—1910） 《气球》（The Balloon），1887年作 布面油画，240×200 cm，私人收藏

被称为资产阶级艺术的艺术作品不仅为中产阶级、也为上层贵族收藏。虽然下层民众买不起原画，许多人仍然购买了这些作品的印刷品或其它形式的复制品。这个词也意指中产阶级很富裕，其实他们只是和贫民比起来相对有钱，和贵族相比就不那么富裕了。

与其它行业一样，艺术家需要出售作品来维持生计；而由于买画是奢侈之举，原画往往由那些有余钱的人购得。现代艺术如此，近代写实绘画也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下层民众对这些画的喜爱程度不及富人。

艺术创造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反映，它在人们所生活、所呼吸的这个世界上传播开来。当我们想到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意象会是那一时期的绘画、雕塑、文学、音乐、建筑、服装和美食等。正如社会塑造艺术，艺术也可以帮助塑造出一个群体；在19世纪末期，学院派艺术可说是艺坛的主导。

艺术家通过绘画和雕塑向社会大众表达自己，提出观点，交流思想、价值观和理念。19世纪，在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感召下，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波及整个欧洲。正因如此，19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和下半叶相比，面貌明显不同。

巴黎沙龙及其展出的作品类型在1849年有了很大松动，艺术家也发生了思维转换；在英国，随着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开始，则诞生了中产阶级。

据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网站介绍，“尽管战争、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标记了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受迅速扩张的国际贸易推动，英国的工业基础持续增长。从1809年到1839年，进口额几近翻了一番，从2,870万英镑达到5,200万，同期出口额则增加了两倍，从2,540万增长到7,600万。”

1815至1847年间，法国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如朗多‧E‧卡梅伦（Rondo E. Cameron）在其著作《法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中所写，“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包括运河的开凿、自然水道的改造、轮船的引入、最早的铁路和电报，都促进了国内和跨国贸易的发展。”

正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19世纪上半叶的写实艺术往往注重描绘历史，后半叶的艺术主题则转向日常生活和通俗小说。随着艺术家在历史、宗教、肖像、贵族生活绘画之外获得创作自由，新的绘画题材一时大量涌现。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1849—1917） 《我受够了影子，夏洛特夫人说》 （I am Half-Sick of Shadows, said the Lady of Shalott） 1915年作，布面油画 100×74 cm，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藏

如同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和其他古代大师的作品生动描绘出《圣经》主题，19世纪后期的大师们不仅通过绘画提出社会问题，也再现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和莎士比亚笔下的故事，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主题。

当前，随着人们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尊重，学院派画家的很多作品也受到艺术市场的肯定，屡屡拍出几百万甚至2000万美元以上的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