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杨登瀛病重，自觉时日无多的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更不是叛徒。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我自己说不清，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杨登瀛的这段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说不清呢？难道他糊涂了？
其实，杨登瀛一点没糊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有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才能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因为他的一生实在是太过复杂，他以秘密方式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更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他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辛亥革命时留学日本，191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杨登瀛在日本留学期间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头脑中产生了一些进步思想。
1919年杨登瀛回国投身五四运动，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中共工人运动领导人顾顺章，并通过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
杨登瀛回国后在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杨登瀛回国初期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日文为日本几家通讯社撰写稿件，他的文章时常刊登在日本的刊物上，这使他在上海滩渐渐有了些名气。
杨登瀛
杨登瀛性格开朗外向，非常善于交际，他回国后交游广泛，不排斥任何一方。他与中共人士相识、与日本商人有经济来往。他还和英、法租界警务处的头目们交上了朋友，成为英、法租界当局与日本打交道要借重的人物。
1924年杨登瀛加入了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杨登瀛极力讨好国民党要人陈立夫与张道藩，他很会做人，每次陈立夫、张道藩到上海，他都无微不至地悉心招待。
为讨好陈立夫和张道藩，杨登瀛用尽了各种手段。一次张道藩向杨登瀛说起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个政敌叫“李痞子”，这个人总和自己过不去，张道藩当即表示他会想办法让这个人消失。没过几天，李痞子就在家门囗被人打了黑枪，张道藩政敌被清除，从此后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张道藩因此对杨登瀛非常感激，他把杨登瀛当成自己人。
就这样，杨登瀛回国没几年，就在上海滩混成了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响当当的人物。
1928年2月，蒋介石为了对付共产党和其他敌对政治力量。组建了国民党首个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陈立夫、张道藩被任命为正、副主任。
陈立夫与张道藩上任后，在筛选上海地区负责人时首先就想到了杨登瀛。
张道藩
当时国共在上海的斗争很激烈，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藏在上海租界内，要想铲除中共中央机关，就必须求得租界当局的配合。杨登瀛与英法租界和日本方面关系良好，又深得陈立夫与张道藩的信任，所以他被陈立夫、张道藩视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最佳人选。
陈立夫和张道藩向蒋介石举荐了杨登瀛、蒋介石对这一建议予以采纳，就这样，杨登瀛被蒋介石任命为“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
陈立夫与张道藩出于信任极力向蒋介石举荐杨登瀛，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时的杨登瀛正与中共人士在秘密接触，国民党四处缉捕的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就躲在杨登瀛家里。
杨登瀛与陈养山早就相识，陈养山经常向杨登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常将《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拿给杨登瀛阅读，还邀请杨登瀛与中共人士李季、沈雁冰等人会面，极力做工作争取杨登瀛。
杨登瀛与中共人士见面时也是无话不谈，他非常坦诚地将国民党在上海开展的反共活动全盘告之中共，让他们有所防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养山觉得杨登瀛对中共态度真诚，他虽是个花花公子，但为人仗人，很有正义感，可以争取他为我党工作。
陈养山将杨登瀛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当时主持中央特委及特科工作的周恩来与顾顺章、陈赓等人商议后认为：应当极力争取杨登瀛为我党所用。一旦他为我党工作，他的特殊身份将使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恩来最后拍板决定：由陈赓代表中共与杨登瀛面谈，发展杨登瀛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27年的一天，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里，陈赓与杨登瀛见了面，杨登瀛向陈赓表示，他非常愿意为中共工作。陈赓告诉杨登瀛，中共中央对他非常重视，中共中央将为发挥他的作用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将出资为他设立办事处。为传递情报方便，将派特科情报员安娥做他的秘书，在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将为杨登瀛购买一辆别克轿车以使他更好地展开工作。
中共方面还为杨登瀛每月提供三百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特别花费另计。
陈赓还表示，为安全起见，以后由他本人与杨登瀛单线联系。
陈赓
就这样，杨登瀛成了中共发展的第一个党外特工。蒋介石、陈立夫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为中共工作。
为了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地位，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陈赓经常把一些共产党内公开发表的刊物、集会传单等不涉及机密的东西提供给杨登瀛，让他拿去交差。
还布置一些空会场，让杨登瀛带人去搜查，帮杨登瀛做出一些工作“成绩”，使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逐渐牢固起来。
杨登瀛这个关键内线为中共中央特科清除叛徒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得到了很好地保障。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通知政治局委员彭湃、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委员邢士贞、张际春、颜昌颐等五人到沪西新闸路613弄12号白鑫家开会。结果他们到白鑫家不久即全部被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逮捕，关押在上海警察局的拘留所内。幸运的是周恩来本来也要参加会议，但因事缺席。
中共中央得知彭湃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由陈赓向杨登瀛传达了周恩来“营救彭湃等同志、并查清被捕原因”的指示。
杨登瀛马上赶到上海警察局拘留所，以了解案情为借口，探得白鑫是叛徒。
26日彭湃等五人经租界临时法庭草草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几人很快就将被处决。
杨登瀛立即将这一消息通报中央特科，周恩来当即召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任务，决定在中途劫囚车救人。
但由于武器没能及时送到等原因，此次营救行动失败，彭湃、杨殷、邢士贞、颜昌颐四人被杀害。
彭湃等人被害后，周恩来下令惩治叛徒白鑫。
此时的白鑫己成惊弓之鸟，四下躲藏，他最后躲进了大特务范争波家里。杨登瀛假意前去探望，与白鑫交谈时，从他口中套出他将要出国躲避，并套出他出国的具体时间。杨登瀛将这些信息通报给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做出精心部署，在白鑫即将钻入送他踏上出国之旅的小汽车时将其击毙，惩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保护周恩来
1930年4月，蒋介石侍从室收到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信是中共党员黄第洪写来的，黄第洪在信中向蒋介石表达了投靠之意。为表忠心，他在信中声称他已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在近期将与他会面，他请蒋介石到时派人伺机抓捕。他还将与周恩来约定的见面地点及时间作了交代。
蒋介石见信后喜出望外，即令陈立夫安排这次抓捕任务，陈立夫找来他十分信任的杨登瀛，命杨登瀛办理此事。
杨登瀛一面满口应承，表示一定办好此事，暗中却立即命人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中央特科，以确保周恩来的安全。
周恩来
中央特科收到杨登瀛送来的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先由周恩来派人通知黄第洪见面时间改期，同时派出特科人员监视黄第洪的活动，伺机除掉这个叛徒。
最终，黄第洪这个叛徒在一次外出时，被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击毙。
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1929年9月，时任中共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任弼时被捕时，趁巡捕不注意，将身上的重要文件吞进了肚里，他声称自己名叫“彭德生”，巡捕怎么审问，他也没有吐露真实身份。
任弼时被捕后，陈赓马上向杨登瀛下达了营救指示。
杨登瀛在德大西餐厅设宴，请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吃大餐，席间，杨登瀛对兰普逊说“那个彭德生是我手底下的人”。
兰普逊欠杨登瀛人情。之前他两个眼线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扣押，是杨登瀛出面找到警备司令钱大钧，帮兰普逊要回了那两人。这次杨登瀛请兰普逊放人，兰普逊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当然不好拒绝。就这样，任弼时在杨登瀛运作下被释放。
任弼时
1931年初，英租界巡捕房查封上海工人联合会，逮捕了中共政治局七名委员之一的关向应。并在关向应英寓所内搜走了一箱中共机密文件。关向英被捕后声称自己叫李世珍，身份并未暴露，暂时安全。但被搜走的那一箱文件则好似一颗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在这个危机时刻，周恩来作出指示：务必营救出关向应，取回文件。
陈赓将这个棘手任务交给了杨登瀛。
此时恰好巡捕房的兰普逊打来电话，他因不识中文，想请杨登瀛来帮忙鉴定那批文件。
周恩来得到杨登瀛的急报，立即派精通英文的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随杨登瀛去见兰普逊。
杨登瀛把“中统文件专家”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假意认真翻看每一页文件，然后他两手一摊，告诉兰普逊说，“这些不过是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材料，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兰普逊听到后放松了警惕，刘鼎和杨登瀛趁机把最机密的一部分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然后又提出将没看完的材料带回去继续“鉴定”。兰普逊对杨登瀛十分信任，他满口答应，杨登瀛和刘鼎回去后把重要文件全部取出，又找来没用的一些学术文件交还给兰普逊。
重要文件被取回后，下一步就是营救关向应，周恩来派特科成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保释了“有些激进的学者”关向应。
杨登瀛为我党工作后，做出的贡献众多，以上几例只是有代表性的事件。
正当杨登瀛尽心尽力为我党工作之时，危险却来临。
1931年4月，我党特科情报员钱壮飞获悉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他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中共中央，中共紧急进行了中央各机关的大转移。
陈赓也连夜找到杨登瀛，通知他已暴露，让他立刻转移。
杨登瀛经过思考之后认为自己与陈赓单线联系，顾顺章对他暗中为中共工作的事所知不多，国民党方面也没有确凿证据。而陈立夫、张道藩为了自保，应该不会对自己进行深究。
就这样，杨登瀛决定留下来。
陈赓叮嘱杨登瀛说：
“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不要多说。”
陈赓告别前还对杨登瀛说：
“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不久，杨登瀛遭逮捕。
杨登瀛被捕后，对他为中共方面工作的事情守口如瓶。而顾顺章在陈立夫、张道藩的威胁下，也没有敢死咬杨登瀛。
国民党方面没抓到杨登瀛的确凿证据，陈立夫、张道藩为了自保，也竭力为杨登瀛开脱，最终杨登瀛只坐了半年牢就被放了出来。
杨登瀛出狱后被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完全地脱离了国民党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已穷困潦倒沦落到靠摆烟摊维持生活的境地。
此后，杨登瀛多次因做过中统特务遭审查，幸亏陈赓和陈养山出面作证他为地下党做过工作，才得以一次次过关。
1969年12月，重病之中的杨登瀛曾对子女再三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辞世。
杨登瀛在中共清除叛徒、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安全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无论杨登瀛在个人作风方面有多少不良习气，都掩盖不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最艰难时期对中共所作出的贡献。
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周恩来辞世前，曾叮嘱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长青：“对那些在我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总理提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中就有杨登瀛。
周总理的评价和惦念，足可使杨登瀛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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