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办工业时，我从供销系统调入工业系统，组建了陆埠黄板纸厂并任厂长。1959年5月1日县委工交部决定陆埠黄板纸厂与余姚造纸厂合并，我被任命为余姚造纸厂厂长，于5月2日到任，1960年10月调离。虽工作时间仅1年零5个月，而且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回忆起来仍如昨日，历历在目。
陆埠黄板纸厂建于1958年4月，厂址在陆埠桥西，由当地政府投资，是手工业集体企业。人员主要来自陆埠桌椅社和纸筋石灰社，也新招收了部分新职工，共40余人。纸筋石灰社生产石灰，同时利用陆埠丰富山林资源生产纸筋，配套供应市场，很受欢迎，其生产销售状况都比较好，人员转入黄板纸厂后，仍保持原来的纸筋石灰生产。纸厂建立后，先后到孝丰学习用桑树皮生产纸浆，到河南学习土纸生产，我还到宁波华伦、杭州华丰、嘉兴民丰参观大型造纸企业，华伦厂长曾2次接待并告诉我，华伦生产能力很大，就是缺少原料——纸浆，建议我厂多生产纸浆，全由他们收购，生产多少收多少。
我们采纳了华伦的建议。因为这样销售就不成问题，纸浆原料——稻草资源丰富，成本较低。我原在供销系统工作，在那里的人脉较广，搞原料也方便。重点力量放在抓生产，建了一口蒸煮灶，一锅可蒸煮500-600公斤稻草，每班出一锅。又建造了打浆机，但只有一台8马力柴油机，动力不足。后来从陆埠丁洋油厂弄来一个废弃的大碾子，用2400元钱买了一头牛，以牛拉碾子解决了动力问题。这样从原料收购——纸浆生产——纸浆销售很快步入了正常，职工生产积极性也很高，经济效益很明显，当年盈利5万多元，为投资额的50%，即半年多时间就收回了一半投资。1958年末净资产超过20万元。
1959年贯彻“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方针，我厂生产销售继续发展。5月1日县委工交部郭部长来我厂考察，并宣布了一项决定：陆埠黄板纸厂与余姚造纸厂合并，人员资金统一使用，任命我为合并后余姚造纸厂厂长，俞伟堂厂长调离另行分配工作。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在那个时候组织上的决定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当天我就跟郭部长一行来余姚，第二天到厂上班。不久工交部又任命郑水林同志任厂支部书记。
到厂后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了解、熟悉情况，摸清了两个厂合并后的有利条件和问题困难。姚纸在1958年办了7个卫星厂，摊子铺得很大，影响主业，还使资金周转困难。贯彻“保证重点”调整方针，停办了卫星厂。考虑造纸设备上马周期较长，为使姚纸在调整中立住脚跟，以及解决好资金周转，在合并后产品的选择上，决定先以生产纸浆为主，同时为生产机制纸创造条件。在明确了工作思路后，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召开职工大会，稳定两厂合并后职工的人心，动员职工团结一心、振奋精神，“苦战3个月，实现扭亏为盈”。并通过黑板报进行宣传，形成氛围；二是抓增产节约，改建蒸缸，降低煤耗，收购废纸作原料，降低纸浆成本；三是多方为机制纸上马做准备。通过关系到宁波造船厂弄来了一只烘缸，1959年末宁波分配给余姚一台1.5吨锅炉，许多厂争着去要，我也努力去争。当时郭部长问我：小李，你要，你纸头拿得出吗？我说：锅炉给我，保证5-6个月拿出纸头。我立了军令状，争到了锅炉。后来又土法上马，自制了蒸球和造纸机。
通过一段工作，纸浆很快步入正常，到10月就有了盈余，到年末拿出了纸头，开始生产机制包装纸，造纸生产线基本形成，也为以后几年生产漂白有光纸、牛皮纸打下了基础。这一年共生产纸浆1744吨，机制纸5.44吨（12月不足一个月的产量），到1960年达到147吨。1959年产值76.6万元，1960年85.3万元，以80不变价计算超过了100万元。
当时生产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动力不足，经常停电。余姚电厂也是工业局下属企业。我就向局领导反映，只要能解决好动力问题，我生产保证上得去。这样的要求我反复多次提出过。到了1960年10月，县委工交部、工业局通知我参加工作组进驻余姚电厂，并把我调离造纸厂任电厂厂长。当时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造纸厂，厂里职工也一样舍不得我离开。心想是不是我爱提电力方面的意见而作了这样的调动。当然，组织上决定要无条件服从。不过，这一次我向工交部黄部长提了一个要求：造纸厂目前生产正常，今后也很有希望，千万不能停产。黄部长说：小李，你放心，造纸厂不会停。这样我放心的离开了姚纸。后来事实表明，姚纸这样一个土法上马，白手起家的小型国企，在初创时期经住了自1959年——1965年的多次调整的考验，也为以后4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有了今日“五十年老字号”辉煌，这是令我十分欣慰的。
李赞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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