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科学史本身所表明的，科学的发展，真理的传播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然而人们没有理由对坚持真理感到畏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如此。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 业。 即使冒犯上帝 ， 也要无所畏惧。 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

“即使冒犯上帝 ， 也要无所畏惧”，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其《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发出的呐喊。

黎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黎澍第一个举起启蒙大旗，站出来激烈批判封建主义，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正如学者所言，“在８０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 一。在席卷整个８０年代的启蒙运动中，黎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盗火者、擎旗人、爆破手的角色。”（王学典 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1980年11月，黎澍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讨论会上发表《中西文化问题》的主题演讲 ，大胆提出 “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 的思想主张，结果引起强烈反对， 使一些人 误会为主张全盘西化，感到难以接受 。

清朝末年“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主张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至少产生了五十年的重大影响。但黎澎认为这 一 主张早已成为国粹论者 “ 反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公式 ”。 黎澎认为 ， 我们必须有勇气倒过来 ， 提出 “ 西学为体 、 中学为用 ” 的文化选择主张 ， 而且 “ 用是形式 ， 体指内容 ”。 黎澍决不是主张“全盘西化” 的，他所说的“西学” 为体， 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黎澍的理论勇气来源于历史的经验教训，1988年9月曾说过在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两件事：“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黎澍十年祭》）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严重存在，继续造神的旧习难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早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但是余毒未净。帝王思想、特权思想、贾桂思想等等，至今鬼影憧憧，若隐若显。过去由于这种封建思想已经随着封建统治的灭亡而变成非法的，并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非常落后和可笑的，所以它们的存在不为人们所重视。”

黎澍认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思想上的障碍是很大的。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但批判孔孟之道，破除儒家思想束缚；而且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包括法家在内的封建思想的束缚。

黎澍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黎澍以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黎澍警告，“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因为当时有些人的行为，“ 仿佛历史已经倒退到了袁世凯的 ` 洪 宪 ’ 时代 ”。

黎澍认为，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对于这些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黎澍是 “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 和 “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 ， 提倡解放思想 ， 破除现代迷信、 新蒙昧主义、 新奴隶主义以及新老教条主义 ， 坚持学术自由 ， 坚持实践检验标准。

1984年，黎澍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986年7月3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促使中国学术界围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展开讨论。

黎澍质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观点，“如果说，全部历史，千秋功罪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都决定于人民，那么，这就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区分 ， 统治者不存在功罪问题 ，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 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 ， 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 现在让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 ， 即使他们承受了非分的光荣 ， 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在理论上讲究独立和创新精神， 必然要打破一些现成的被认为牢不可破的结论。黎澎对建国后学术界过分渲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中农民 “ 革命性 ” 的看法提出了质疑。黎澍认为 ，“ 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不可同日而论 ” ， 戊戌维新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 历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 ”。

在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振聋发聩，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黎澍的思想海拔，标志着 80 年代新启蒙的高度。黎澍是新启蒙的一面旗帜，离经叛道惊世骇俗，追求真理敢于说话，致力于将民族从现代迷信中解救出来。

黎澍在当时是一个另类和异端，是一个处在 “ 体制 ” 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 ，在上世纪 90 年代遭到所谓 “ 左 ” 与 “ 右 ” 两种思潮的拒绝 。1982年春， 黎澍突然遭遇了 “勒令离职 ”，黎在致唐振常在信中不无愤慨地说：此举 “即有限制我活动的意思 ”。黎澍的史学观点，后来又被斥之为 “ 精神污染 ” 、 “ 异化史观 ”。

九十年代以后，思想家退出，启蒙者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 文化保守主义 ” 成为学界主流， “ 新儒学 ” 和所谓 “ 亚洲价值 ”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选择，屏幕上都是宫廷戏万岁声，女德班粉墨登场，二十四孝图贴满大街小巷，北京大妈炫耀自己是正黄旗，新儒家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企图要搞孔教。

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黎澍早就号召 ： “ 要同传统的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批判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 ， 彻底加以破坏 ， 是近代中国中的一个必须解决的根本。”

黎澍的激烈反传统反儒家反专制反封建，很多人接受不了。今天的事实却证明，黎澍才是真正的勇敢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