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卫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惊恐万状，不断对我红色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屡战屡败，捞不到一点儿便宜。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开始强化金融、经济封锁手段，蓄意破坏根据地金融系统，颠覆红色政权基础，并把食盐置于战略物资的地位，实行垄断经营，企图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苏区军民针锋相对，一面仿制白区通用货币，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币，驱逐、消灭恶币杂钞；一面开展全民自救、土法熬盐运动，发动远交近攻、虎口夺盐战役，围绕货币与食盐跟国民党斗智斗勇，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并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
壹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旧址与“工”字银元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出炉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统称为“工字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采用自产松烟油墨、蜡纸刻版，也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
1929年1月，由于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军造币厂被国民党捣毁。该厂从开业到歇业，历时仅8个多月，使用了1000多斤银器，铸造了1万多枚工字银元，为红色政权货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一路转战，攻克吉安城，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10万大军入赣“围剿”，企图速战速决，永绝后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动手出票子”，加紧筹集战备物资，并把缴获的两台石印机转运到东固印刷厂，东固纸币由此实现了从油印、木印到石印的“三级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临机应变，在东固平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利用缴获的40万张面值一角的国民党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改造成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投放市场，先后筹集到了200万元经费支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兴国县造币厂升格为省级造币厂，批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元。同年7月又向江西工农银行划拨5万元补充基金，大力印刷发行铜元券，回收销毁暂借发行券。这批苏区早期货币虽然印制简陋，外观粗糙，但因质纯量足信誉好，深受苏区内外群众、商贩的欢迎，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红一方面军有了“赵公元帅”保驾护航，越战越勇，连续挫败了国民党3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硬是把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打成了一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瑞金宣告成立。东固印刷厂与兴国印刷厂、东固造币厂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银行相继合并，分别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货币。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无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也在从上海运回瑞金的途中被敌人截获，以至于迟迟未能如期投入生产。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通权达变，带领造纸工人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做纸浆原料，再掺入适量细羊毛，经过无数次破坏性试验，终于成功地造出了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随后，红1、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发动龙岩、漳州战役，通过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到了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也因难见巧，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当年印刷发行面额为5分、1角、2角和1元的纸币共计65.6175万元，次年又增印了面额5角的纸币。到1934年10月为止，中央印刷厂共印刷5种面额、8个版别的纸币达800万元。
相对而言，铸造金属货币的过程更为简单，中央造币厂利用现成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很快就铸造出了面额为2角、1元的银币和5分、1分的铜币。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刚开始，他们依靠100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不仅力度不够、着力点不均匀，效率低下，而且还把石碓给砸坏了。后来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结果只用了个把月又报废了，不得不停产。直到1932年3月，红12军攻克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新式铸币机器和钢模，次年8月，红3军团与红7军团协同作战，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台冲床，中央造币厂才得以恢复生产，并实现了铸币机械化，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日产金属货币超万枚。
与此同时，其他八大苏区也各尽所能，就地取材，或自己设计、或改制、或仿制，印制发行了大量银币、铜币、纸币和布币。针对苏区境内纸张和金属材料匮乏的现状，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收集、熔化废弹壳，铸造发行了红色政权最早的铜币，并以布代纸，在白布上刷桐油印制“油布票”。为了解决因纸质粗糙上色难的难题，增强票面图案的鲜艳感和清晰度，改善防伪反假性能，闽浙赣苏区率先采用复杂的纸币套色印刷技术，并独创性地在每一张纸币上加盖了半枚骑缝章。为了稳定纸币币值，消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红色货币的信誉，湘赣苏区采取限量印刷发行银币券的措施，建立严格的兑换制度，规定面额相同的纸币与银币等值，因携带方便，备受活跃于红、白区域间的行商走客青睐。1933年10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攻占达县，完整地缴获、接管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苏区之最。
▼闽浙赣苏区纸币
▲湘赣苏区纸币
苏区货币畅通无阻，白区货币遭到抵制、驱逐，国民党岂肯善罢甘休？蒋介石采取“以军事为依托，政治、经济齐头并进”的策略，对苏区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叫嚣要“极尽全力扰乱苏维埃经济、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共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使其不攻自乱，一举而歼之”。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先后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指使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派遣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流程情报，设立假钞印刷秘密基地。一时之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物价飞涨、币值急跌、信用大损。敌特分子趁机暗中煽风点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抛出纸币兑换现洋，逐渐酿成了一股挤兑狂潮，几乎要把国库掏空。经此一劫，白区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对外贸易遭受重创。
眼看着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就要得逞，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代理兑换国家货币，惩治破坏苏区经济、扰乱金融市场等行为的法规条令，向苏区群众广为宣传国家货币的性质、介绍识别真假货币的办法，并责令国家政治保卫局组建假币侦破组，深入基层明察暗访、穷源竟委，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故意哄抬现洋、抑低苏区货币的反动分子，查处了一批倒卖、偷运、大量私藏苏区货币的投机分子，以及挤兑现洋、拒用苏区货币的顽固分子，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
此外，国家外贸局通过白区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苏区经济日益好转，金融秩序渐趋稳定。
贰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瑞金合影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7样东西关乎国计、维系民生，天天不能缺，人人不能少。其中食盐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被蒋介石利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撒手锏”。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变本加厉，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甘心赤化”治罪，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这一招毒辣无比，因为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而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七钱三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奇谈怪论：“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食盐之稀缺、珍贵，由此可见一斑。很多群众因为长期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丧失了生命。红军指战员也因盐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苏维埃政府因事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硬是拆老屋、扒旧灶、挖厕所、掘坟墓，取硝土、卤水做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苏区各地纷纷支锅开炉，大办熬盐厂，其中赣南苏区宁都县七里村创办的熬盐厂规模最大，闽浙赣苏区创办的熬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335个，年产硝盐上千万斤。于都县岭背区熬盐历史由来已久，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产量也最高，所产硝盐颗粒粗大洁白，含杂质少，除了自给自足，大部分供应胜利、会昌和瑞金等食盐缺口大的县份，并为苏区各地熬盐厂培训、输送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
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味苦性毒，有别于一般的食用盐，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岭背区，最终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以至于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但有盐总比没盐好，在特定的环境、非常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这场全民熬盐运动，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还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火药原料，一举两得，意义重大。
制盐的战士
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公、私营商业和群众性合作社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求。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先我着鞭，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普遍创办了消费合作社，1931年下半年又在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省级各单位、各县建立贩卖部，各区、各乡镇设合作商店，面向白区开放市场，互通有无。他们还分别开辟了德兴、玉山至浙江开化华埠的两条食盐贸易线，拥有一支二三百人的专职采办员队伍，日购食盐超千斤，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并相继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架桥疏浚，验货把关，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0月16日，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双方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以自己的钨砂换取他们的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同年12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下设福建、江西两个省、17个县总社。到次年2月，苏区境内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仅9月份，瑞金县各级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1.2万斤食盐。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上、下才溪乡还成立了食盐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收购当地富余农产品，专门从白区换取食盐，然后按成本价出售给社员。
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农民式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有的还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260里的封锁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不得不承认：“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
苏区军民有盐同咸，干群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125公斤，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1932年5月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生活腐化，谋财害命，数罪并罚被枪决，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生活标准，每天只食3钱盐。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还有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偷偷地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儿盐，周恩来发现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人是铁，盐是钢。”不久，周恩来终因长期食中缺盐而晕倒，警卫员忍不住又设法为他要来了一点儿食盐冲开水，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接受，命令警卫员转送给了红军医院的重伤员。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全省食盐分配大权，却自觉地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菜。有一回，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以为他忘了放盐，索性自己去取，张其德急忙厉声喝止：“不是我忘了放盐，而是压根儿就没放。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来之不易，它是苏区军民的血汗结晶，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绝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盐荒，解决食盐问题成了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苏维埃政府不惜动用武装力量，有计划地挺进到白区中心，掩护群众采购食盐。各分区、各军事部和各县国民经济部制定食盐采购计划，中央国民经济部组织运盐队随军行动，中革军委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特别营，常驻闽西接运、押送食盐物资。
1933年7月，红3军团与红7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外线出击入闽作战，8月26日攻占顺昌县洋口和延平县峡阳二港，9月3日再克南平县夏道码头，几天时间夺得食盐24万斤。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驻闽绥署、十九路军跟苏维埃政府媾和，开始解除经济封锁，向苏区敞开供应食盐等商品。同年8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夺盐”战役，他们直截了当地宣传“打到南部有便宜盐吃”，剑锋直指四川仪陇、南部等产盐区，夺取盐井近万口，缴获食盐十余万斤，并恢复了南部县反动盐主破坏的食盐生产，盐井由原来的2240口发展到8000多口，食盐月产量提高到70多万斤。
1934年2月9日，红7军团再次入闽，攻占将乐县城，缴获食盐10万余斤。7月21日，红7军团受命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9军团的配合下攻克大田县城，缴获食盐万余斤，8月1日占领古田水口，缴获食盐10万余斤。红9军团在护送红7军团渡过闽江、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回师占领尤溪口，又夺得食盐5万多斤，这次行动颇有斩获，满载而归。
1934年8月11日，中央苏区即将弹尽盐绝，面临灭顶之灾。关键时刻，远在闽西、闽北苏区边缘开展游击斗争的红9军团，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全体官兵背负食盐、军火等战利品，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历时半个多月，行程600余里，从尤溪口一两不丢地送到了连城姑田，再由少共国际师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接运回赣南，为中央红军主力抵御强敌、实施战略大转移，及时地提供了物质支撑，赢得了一线生机。
叁
1934年10月，随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苏区各地金融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得到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机会，趁机印刷、发行纸币，借以补充军需。但为了避免当地群众受损，他们在离开遵义之前，全部用银元或实物予以回收、销毁，然后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
他们一路上打富济贫，开仓分盐放粮，沿途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送盐送粮回援。在进入“生命禁区”雪山草地前，四川阿坝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红军补充了5000余斤土盐和大量粮食、肉食。红1军团2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王宗槐因身体虚弱，掉了好几次队，重伤在身的4团团政委杨成武见此情景，二话不说硬塞给他一包食盐。6团政治处青年干事钟生溢因干粮袋被激流冲走，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王宗槐得知情况后，又毅然把自己的干粮和那包食盐分给他一半。一粒盐米一份力，患难之中见真情，正因为军民同心协力、官兵互助友爱，红军在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经受住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峻的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创举。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家银行与陕甘晋银行合并为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随后又经过西征、东征，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饱尝缺盐之苦的共产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签订和谈协定，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提供63万元法币做经费，苏维埃货币至此完全停止发行流通。但两党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金融斗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终止财政拨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以牙还牙，发行边币，驱逐法币，赢得了独立的货币发行与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并利用国统区受战事影响、盐路受阻之机，实行食盐专卖统销，囤盐提价，牢牢掌握了市场主导权。
待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中共更是先声夺人，抢得了货币兑换主动权，大力压缩法币的流通范围，压低法币与解放区货币的比价，把法币币值压落谷底。同时派遣红色金融专家打入国民党金融决策层，诱导发行与民争利的金圆券，致使国统区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
都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货币有一半的功劳，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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