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乔纳斯 《通往深海平原的河流》2021 年
“第13届上海双年展着眼于人类、超人类和后人类的液态性，着眼于他们之间互渗互生的流动方式。它探索历史与当代的张力，探索那些过度和未被充分研究的可能性，以及那些可能由水体创造的共识、差异和他法。”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景图
在艺术家杨福东主持拍摄的本届上海双年展“水体”（Bodies of Water）的公益短片中，“art”被转译为谐音梗“爱他，爱她，爱ta……”。参演的八位形象大使中，既有视觉艺术家丁乙、杨福东，歌唱家黄英，演员谭卓，也有知名学者刘擎，作家孙甘露、许知远，音乐唱作人王嘉尔。他们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牵连、记忆在一个个静止机位拍摄下的空荡都市图景里徐徐展开。“Art”饱含着爱意并借助形象大使的“流量”获得了出圈机会。此种跨领域的文化实践作为一种基本形式贯穿于本届双年展9个月的超长期间内。上海整座城市变身为“展场”。
> 《水系博物馆》
> “沙船模型”亮相此次展览
今年4月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实体展“一个展览”是本届双年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去年初冬，双年展就以多天连续的思想交锋马拉松式地拉开了“三段式”交响乐的序幕。第一阶段“湿运行”以策展团队的对谈为起始，邀约学者、导演、艺术家等各个领域的嘉宾从哲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电影学等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对水体进行研讨。行为艺术表演穿插其间。此阶段组织起的活动更像是常规展览项目中的公共教育。但策展人刻意强调这一阶段的“表演性”，试图将对话行动本身当作是某种形式的可被观看的作品。此阶段的“湿”是水的属性亦代表着温润的形态，仍旧具有临时性。而第二阶段“生态联盟”则被定义为多领域协作共生的生长期。联盟的工作相对稳定，延续时间也更长。展览主办方与上海本地、国内、国际上的院校、学术科研机构搭建起知识生产网。同时，机构间的合作还融合着流媒体、电视频道、社交网络等媒体平台协同进行输出。联盟实际上打破了艺术机构公教的传统边界，学术开始走向公众，诱发着碰撞，制造出不可被预知的公共生活新模式。在展览主题已经被充分讨论的前提下，第三阶段“一个展览”才应运而生。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更像命题作文，策展方以委托创作的形式启发艺术家即时地回应“水共同体”（hydrocommons）这一设定。
> 《通往深海平原的河流》
“一个展览”中，许多巧思建立在艺术家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和双年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一脉相承。例如琼·乔纳斯（Joan Jonas）的水彩画《通往深海平原的河流》就是以利兹大学沉积学家杰夫·皮卡尔教授（Jeff Peakall）对海洋水流系统所展开的研究为蓝本。艺术家所做的不是枯燥的科学推演而是诉诸于视觉的呈现与表达。关乎“水体”的讨论也蔓延至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议题。利亚姆·扬（Liam Young）视气候变化为文化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他导演的电影《星球城市》虚构出一座有100亿人口的想象之城。这座城市之外的世界却沦为全球性的荒野。采用科幻电影般的场景模拟和情节设置，他的影像相当吸引观众坐下来沉浸其中。观众由此在乌托邦抑或异托邦的踌躇间隙反思、检视着如今严峻的环境现状。“水”亦勾连起历史上的过往瞬间：蒲英玮的《水坝剧场》聚焦于中国援建非洲的水利工程，搭建出“记忆建筑”。相关的影片、访谈、巨型绘画和声音共同构成了其内部的肌理。王拓的影像作品《东北四部曲》之三《通古斯》使得无法回去的故乡、在意义场里游牧着的档案变得可见。他如此解释道：“河与河床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隐喻：我们可以通过塑造水体的河床来理解水体。”
> 双年展主题“水体”
上述水体依然是宏观的，微观层面的操作结构出“水体”的另一种想象。善于调用细菌生物进行创造的艺术家珍娜·苏特拉（JennaSutela）钻研环境中人体和细菌的相互联系，将人类比喻为“超级海洋”（hypersea）的蓄水池，这个比喻受惠于古生物学家们的妙想。他们认为陆地上有机体之间的体液混合建立起彼此的联系，此种联系形成了海洋并让其他有机体和营养物质流动于其中。这一观念和展览主题论述与开篇的引言不谋而合。策展团队引用了学者阿斯特里达·奈伊玛尼斯（Astrida Neimanis）的话诠释水体：“水的流动与翻涌不仅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转，也将我们与其他身体、与人类之外的世界相连。”诚如所言，水超越地域在更大范围内循环，将不同个体相连。这些个体协作形成新的水体。在世界整体运行愈发机能失调的当下，策展团队仍然坚守全球化价值。“水体”即对人与人的关联和不可分割的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水体”可以独立存在，我们都处于命运共同体当中。双年展的三个阶段也组成水体，他们不可分割、相互交织、演进发生从而汇合成共同体。分阶段的安排既挑战着传统展览定式，也同时组织起上海本地历史、思想、文化及艺术的动态社群。后者更为可持续、坚实，正是它塑形了“水体”之下的河床。“水体”在上海城市具体的水文环境中有三个不同的面向：其一是长江，这条民族叙事里的母亲河。策展前言中，策展人膜拜着这条大河的传奇，将它视为连接时空的通道。上海因其占据入海口融汇了海洋文明及河流文明，在现代化、国际化的运动中蜕变为“发展与进步”这一宏大主题的高潮节点。其二是黄浦江，它见证着近代浦西地区在西方殖民开发时期的饱经风霜，也注视着浦东在改革大潮中的华丽变身与激荡。其三则是以苏州河为代表的上海城市内部的微水系。苏州河是导演娄烨的同名电影里那个粗粝的、晃动着的“水体”。它饱含着个体私密的回忆、情感缓缓流动。娄烨还曾在世纪之交意图用影像捕捉上海的气息，那些街头写生般采集来的生活片段、空景结构出了《在上海》这部16分钟的短片。片中，“水体”成为联结零散段落的文脉。镜头以入侵者的姿态记录下那些在岸边生活的人们、在河上漂泊的人们以及和这些河流有关的人与事。主体的背景是犹如水中倒影般摇晃的霓虹闪烁，旁白是娄烨的喃喃自语，他说道：“你可以相信它，因为它发生在我摄影机面前，同时你也可以不相信它，因为在摄影机以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在摄影机之外发生的众多事件中，中国首个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于1996年启幕。2000年，也就是《苏州河》上映的那一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举办。中国全力拥抱着全球化，双年展呼应着这股浪潮致力于打造上海的城市名片与文化品牌。大海正是那最为蔚为壮观的水体，上海成为“海上”舶来之物、思想、生活方式的首抵站。可以说，廿载如白驹过隙，双年展的主题由水至水，达成一个循环。
> 艺术家费利西亚诺·森图里翁绘制在毛毯上的作品
在“湿运行”启动前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筹备了一场关于历届上海双年展的文献及作品展，题目同样和水有关——“海浪”。如果说“水体”的叙事依然遵从着全球化的逻辑，那么海浪则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之特殊性出发、从上海近二十余年来的具体实践出发设置分析坐标。双年展期间的“城市项目”以调研前述的上海自身水文环境为田野基础，策划了在孙科别墅的延伸展览、水域人文视觉版图、水文漫步等研究型项目。上海在这种注视下褪去了“漂浮的”国际都市身份，还原为如娄烨镜头里那落地的、本土的社群聚落。这样的“另一个”上海亦在赵川笔下显现：赵川见证了1980年代上海艺术的发展，也同期参与到上海的激进实践“M艺术群体”中。本世纪初，他写下《激进艺术小史》《上海抽象故事》等书，剖析上海自近代以来的艺术实践，剥离出上海本地艺术界风格选择、流变的独特脉络，此脉络根植于近代历史并与当地人文环境息息相关。赵川从考察上海的抽象艺术及1980年代的激进实践入手，发掘出曾经长期被隐蔽的本土经验，开辟了一条引入新思考的“水渠”——“海浪”也恰在这条水渠上翻滚。艺术实践是切入历史的一道口子，是观察城市景观沧桑巨变的一面透镜，还是人们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的浓缩。上海，正是在如此的凝视中立体了起来，它在我们的回望中呈现出迥异的、多变的样貌。所以，当言及上海之时，我们有必要明确所说的究竟是哪个“上海”。
本届双年展组织方式概念上对“水”流动性、可塑性的借用也并非是独创。早在五年前的夏天，分散在北京各处的替代性（alternative）艺术空间就曾组织起名为《试水》的联合活动。“游牧”形式的各类项目规模上虽然必然较上海双年展小，但在八天的时间里《试水》于北京这座超级城市里“遍地开花”。独立艺术项目在公共空间、私人公寓或数字空间内进行着介入行动。“水”的意象不仅强调出这些自立于系统之外的微型艺术实践的灵动、包容特性，也突出了当时北京本地的非营利机构所释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机活力。然而，短短几年后，这些空间却仿若烟火在璀璨后纷纷陨灭，有判断、有态度的实践戛然而止。空间结束运营的原因一般可能归结于创办者个人境遇、城市清理与改造等现实制约，但更为致命的要素是这些“另类的”（alternative的另一层含义）实践先天就缺乏自我“造血”的机能。在资本本身及其逻辑判断愈发侵入艺术领域的时代背景下，小、精、有效的本地性行动终将难以获得资本的垂青。
> 展览现场
在此层面上，我们再观“水”会发觉它也足以作为资本的某种隐喻，“水体”则指向资本流动所依赖的系统——这恰恰应和上海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定位，它是一座资本之都。其城市图景里那些景观化的、流变中的艺术盛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资本催发而出的。资本若水，其流动随势且趋利。消费主义亦步亦趋，谋划出所谓的趣味、品味。国际“大师”的展览卖着价格高昂的门票，网络红人的打卡为其增添了访客数量及传播力。展览的策划沦为事件的营销，艺术变为噱头却难成主角。严肃的艺术、冷静的思考及锐利的发声要如何摆脱被市场磨平棱角的命运呢？此问题或许本就不是上海双年展这样一个由政府支持和资助项目所能够探讨得清的。但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氛围的确就充斥在展览所发生的当地、当下。后疫情时代的现实困境里，上海双年展的举办无疑为衰退中的全球艺术界注入强心剂。而另一方面，如今那些阻隔水体流动的“堤坝”却愈发增多，“高墙”越来越难以被逾越。一场艺术展览或者说文化盛事究竟能激起多少有效的变革、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策展人所说的“团结”，对此我们不免抱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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