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德老人和他收藏的处方笺
胡永德老人和他收藏的处方笺
本报记者 叶永春
难说是手不受控制,还是情绪波动,从房间里取出那个黄色大信封时,90岁高龄的胡永德手抖得厉害。
装在大信封里的,是一沓小纸片,将纸片慢慢展开,方知全是处方笺。它们大小不一,有的白色,有的黄色,有的薄如半透明的塑料纸。这些处方笺虽都是空白的,却记录着这位老人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也是一位平凡的苏州人不平凡的人生缩影。
空白处方笺记录着22年人生轨迹
胡永德暂住女儿家,仍将那个黄皮大信封带在身边。有时与朋友闲坐,他会取出信封,拿出处方笺,说说他的故事。
胡永德是苏州人,祖父、父亲两代从事电报工作。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那时时局动荡,他很可能也会是个电报员。七八岁时,他跟随父亲从外地回到家乡苏州,之后到苏州乌鹊桥边的伯乐中学就读。就读期间,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才了解到,学校里有一部分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
中学毕业,胡永德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为该校的第二期学员。“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是零碎的,阊门附近有一部分,北寺塔附近有一部分……”胡永德则被分配在狮林寺巷附近,那是一处用仓库分隔出来的宿舍,同时也是教室,每间挤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领到一堆书,但上课不如现在这么规范;吃饭了,有工人把饭挑来,喊一声‘吃饭了’,大家再拿碗一个个去接;也没有卫生间,只有一间旱厕……条件很艰苦。”
大学结业,胡永德跟着学校里的领队,从苏州阊门的码头出发,坐一天的船后,抵达太仓浮桥,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太仓工作了几个月,又去了东山、甪直、浒墅关、白洋湾等地。后来接到通知,上了‘苏南区机关干部接受高等教育补习班’,然后参加高考,我选了医科,因为在农村地区工作时,看到太多太多缺医少药的现象。”1952年,胡永德顺利进入上海医学院就读。
在校学医5年,毕业后胡永德被分配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主要从事疾病防治工作,也拉开了他“走四方”的序幕。“先后七次赴新疆;把甘肃、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北方地区走了个遍;江西、湖南、上海等南方地区也去了不少次。”胡永德的处方笺,就是他“走四方”22年间,一张一张保存下来的。这些空白处方笺上,有他22年的人生轨迹。
不同的处方笺记录着特别的故事
“农一师”“克孜勒苏自治州人民医院”“王乐井公社官滩大队合作医疗站”“宜川县牛家佃公社卫生院”“壶口公社卫生院”“平陆县部官公社卫生院”“迁西县兴城卫生院”“魏县北皋医院”“商丘县毛固堆卫生院”“青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细看胡永德的处方笺,每一张的抬头,都记录着它们的各自所属地。
22年间,走过了多少个省市、乡镇?先去的哪里?又去了哪里?胡永德记不大清了。依托一些印象深刻的小片段,他还能还原出一些具体的情节,有些让他会心一笑,有些又让他感怀良久。
第一次去新疆,是1962年。“那时有一种黑热病,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胡永德赴疆,主要是开展针对黑热病等疾病的诊断、培训和防治宣传等工作。首次赴疆,胡永德印象很深,“那时火车没通乌鲁木齐,我们被天山阻在盐湖,列车员通知大家下车,当天晚上住在盐湖站。站里条件非常艰苦,睡觉时衣服也不脱,每人只能分到一些供饮用的水,等到第二天才会有运水车来,如果要刷牙,要5分钱,洗脸要1角,要知道那时候在苏州,5分钱可以买大饼油条了,水在当地真的太宝贵了。”
胡永德记得,有一回,他抵达乌鲁木齐后,要继续前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两个地方相隔1400公里,我们一辆车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司机,轮流开车,我坐在中间,像个押车员,车上装了一些药。”途中开车到天黑,两位司机很辛苦,下车找地方借宿,胡永德便睡在车上,看着车和车上的药。
还有一回,他去新疆的哈拉峻公社开展“二号病”(又称副霍乱)的防治宣传,与当地一位县长走到边境线处,遇到一位民兵队长。“队长对我说,‘胡大夫,你要不要再往前走过去,你要走过去,我立即把你带到县政府去’。当然,他是跟我开玩笑,感觉很有意思,大家认识时间不长,关系却很好。”如今胡永德已记不起那位县长和那位民兵队长的名字,但当时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
“克拉玛依”“阿克苏”“图木舒克”“阿克陶”“沙雅”……七次赴疆工作,胡永德对新疆很熟悉,也有讲不完的故事。而将视线顺着地图往南,他还记得江西有个余干县,“当年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防治血吸虫病,走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对余干县还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旁边有个余江县,毛主席写《送瘟神》,就是因为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
无意间的收集见证了时代发展
22年,胡永德从年轻小伙变成了中年大叔,直到1980年他被调回苏州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才结束了“走四方”。他的身份,也由“医生”转变成了“教师”“科研人员”,不过他的工作,仍与寄生虫病有关。1991年,他参与编写的《寄生虫病免疫学及免疫诊断》出版,该书为“国内第一本寄生虫病免疫学和免疫诊断技术合二为一的专著”。
22年是胡永德44年工龄的一半。1993年他退休,退休以来,他越来越感觉到,那些处方笺对他而言,对时代而言意味着什么。“当时去的大多是各地的基层卫生单位,一开始没想收集处方笺,慢慢地留一张又留一张,多了之后,才把这当成了一件事,但也只是作为一种留念。现在回头去看,发现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留念,还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胡永德从未统计过收集了多少处方笺,之前因保存不当,遗失了一部分,近些年才将它们陆续找出,妥善保存,如今他找出的处方笺,大约有百张。
今年“七一”之前,党龄65年的胡永德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将纪念章与处方笺一同摆放在面前,忍不住感叹:今生已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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