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7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
无论期间出了多少问题，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这30年可以彪炳史册的功绩首先是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后超级大国都断了与中国交战的念想，也恢复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地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一点是：政治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货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底线；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地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
由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位置，角色演得好不好是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我们的后人也会以此来评价我们，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好与不好，不客气地说无异于刻舟求剑。
言归正传，回到新中国的头30年来看，我们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来。

到了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加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至今，中国经济大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
1979年到1994年：这一阶段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一直是在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为实现经济“软着陆”，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兑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
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说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其次是出口退税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为出口导向型。前文已经交代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正在搞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势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而且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其三，1979年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无债一身轻，这就使得我们后面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1993年、19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那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向高逐次迅速地向中国集中。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式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可见前后的差距非常大。从产业体系上看，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3年、2004年、2005年3年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53年的总和，20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为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也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创造了优良条件，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的，其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仅靠人力成本也是没办法抵消的，比如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服装、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它们也仅仅能走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就很难接手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鼓吹中国崩溃论，这种预测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说是他们的白日梦更为贴切。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WTO。如何评价这件事呢？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加入WTO应该说是取得了大势——中国至此基本算是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这其中“入世”谈判的具体细节如今看的确有待商榷，但“入世”终归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局面，之后倘若操作不好，之前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但操作好了，就是一个契机。
总之，在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的确大大减少了。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做大，此后美国贸易项目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利，那么费时费力的实物生产自然会遭到抛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汽车贷款业务，就是这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它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高层的不少人都开始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这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加过薪，大量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失业，美国政府和国会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还有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多数美国人的生活。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来源国，你看看美国超市货架就明白了，上面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
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
【本文节选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博弈》，作者王伟，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