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庚寅年十一月，《泰山晨刊》人物周刊专版刊发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康征先生对扈鲁及其葫芦文化研究创作成就有感而发的文章《扈鲁：情有独钟是葫芦》。文章高度评价了扈鲁笔下的葫芦在中国花鸟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详细地描述了扈鲁艺术世界中对葫芦独特的审美倾向，盛情赞扬了扈鲁为葫芦造像、为葫芦讴歌、为葫芦立传的豪迈激情和厚重责任，充分肯定了扈鲁对葫芦文化领域研究的开创性、开拓性，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向广大全面解读了扈鲁和他的葫芦情怀。

一

葫芦作为中国花鸟绘画的题材，最早扈鲁开始的。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代，但是把葫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放置在整个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创作，我以为确实是从扈鲁开始的。作为第一人的意义更多的在于他的视角、高度、情感和责任。

扈鲁出生于沂蒙山葫芦崖下，从小看着这个硕大的“葫芦”长大。对于故乡的深情，他默默地寄托在了这个“葫芦”身上。当他成长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的画笔饱蘸着他的激情和挚爱开始描绘梦中的葫芦了。

二

对于葫芦的研究，扈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走进了人们很多未知的领域，文化的、收藏的、民俗的，音乐的，美术的等等。葫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植物了，它在扈鲁的心目中形成一种厚重的文化符号。葫芦一旦作为绘画题材进入他的艺术世界时，他的葫芦自然而然地就承载着一种文化观念。在扈鲁的写意葫芦系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这样的审美倾向。在中国传统绘画的范畴里，葫芦是作为植物来表现的，画面非常注重这种植物的空间穿插，葫芦藤是线，叶子和葫芦为面，葫芦齐和点苔可以看做点，画家很容易在绘画的角度上去驾驭这种题材。因此，历代画家中都不乏画葫芦的高手。但是，历代葫芦绘画也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葫芦的担当精神，画面之外，葫芦还在延伸着什么样的意境？

三

花鸟绘画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形象，二是写意性。扈鲁笔下的葫芦是中国花鸟绘画史上的一个新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葫芦不是实际生活中关于造型的葫芦，而是在葫芦的形象上体现了他对于人生的认识。在中国的生活习俗中，葫芦是一种器皿，人们赋予了它太多的理想化的因素，铁拐李背着葫芦是装酒的，谁说他葫芦里没有善良和坎坷，没有潇洒和愤怒啊；童话故事里的葫芦娃和葫芦妹，成了人之初的人类种子;在传统的神仙和道者的处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葫芦，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些因素在扈鲁的葫芦绘画中都有点点的痕迹，他的绘画画出了葫芦的幽默、平凡和智慧。打开花鸟画册，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画家笔下葫芦都是画面上的配角，在扈鲁这里就不同了，他的绘画通过淋漓的笔墨为葫芦造像，为葫芦讴歌，为葫芦树碑立传。线条狂怪蜿蜒，笔墨挥洒无度，到底是黑与白的倾侧，还是葫芦在飞舞?葫芦这种艺术形象已经和他的情思融为一体了。这种写意性是他无意识的流露，也是他自我个性的外化。

四

扈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
我们对于某种东西的认识往往不能情有独钟，因此很多美好的东西转眼就消失了。在绘画这个领域里，扈鲁把葫芦这种题材力争发挥到极致。他在开发与葫芦相关的文化课题。他收藏很多的葫芦，包括一些葫芦器皿，把自己的画室弄成了一个鲜活的葫芦世界，而且组织起了“葫芦画社”，创办了《葫芦画社报》，创办了葫芦画社网站。他的艺术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所以，研究他的绘画艺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他绘画的本体，还应该看到他绘画以外的艺术因素。在前不久举办的“当代第三届花鸟画名家邀请展”上，我看到了扈鲁的一幅《哥俩好》葫芦绘画作品，在学术研讨会上有的画家也谈到了这幅作品，大家普遍认为他的绘画在艺术的“担当”精神方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五

中国花鸟画长期以来徘徊在借物言志的小格调中，葫芦虽然是历代花鸟画家所喜欢的绘画题材，但是也始终没有改变这个局面。画家扈鲁首次对这个题材民俗化了。我们在欣赏他的绘画时，感到一种亲切、温馨的气息，这种气息中带着一股纯正之气，具有明显的文化倾向。他关于葫芦绘画以及由绘画带来的一些葫芦艺术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行列了。

六

扈鲁就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他把太多的精力用在对葫芦文化的研究上，他是在为后人找一条艺术的创新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花鸟画的创新走一条什么路，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的绘画艺术不能把中国的文化信息带给世界艺术，那么我们实在有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因此，来自扈鲁的声音为我们的绘画艺术提供了通往未来的视觉立场。

扈鲁个性沉凝，而且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花鸟画的范畴里，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另一方又能参照时代的审美需求，这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是他艺术研究和艺术实践的基础。葫芦不仅仅为他所爱，而也被大家所爱,葫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是吉祥与福禄的象征，不正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历程中所需要的文化因素吗?

（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