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域外文化的巨匠杨绛|亚里士多德|杨绛|翻译|诗歌

文/郑延国

今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110岁诞辰纪念日。缅怀杨先生一生，业绩灿灿，硕果累累。她不仅写有戏剧，而且写有小说，散文行世，被人赞誉为杰出的作家。

除此之外，先生还是一位引进域外文化的巨匠。她以翻译为抓手，引进了许许多多的域外文化。这些文化囊括三个方面。一是小说翻译，二是文论翻译，三是诗歌翻译。

杨先生的小说翻译有三部，一部是《小癞子》，另一部是《吉布·布拉斯》，再一部是《堂吉诃德》。《小癞子》是十六世纪西班牙名著，人称“流浪汉小说”的鼻祖。杨先生前后三次将是书的英文译本、法文译本、西班牙文本译为中文，分别于1950年、1978年、1993年、2004年付梓。杨先生流畅而生动的译笔，使广大中国读者深深地认识到，西方的所谓花花世界并不完美，处处有肮脏刁钻，处处有苟活偷安，处处有坑蒙拐骗。

《吉布·布拉斯》是法国18世纪重镇作家勒萨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54年，杨绛将这部四十七万字的巨制译毕，先由《世界文学》杂志分期发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初版，1962年出版修订本，1979年、1982年和2004年又三次重印。洛阳纸贵的《吉布·布拉斯》杨译本，向人们揭示了西方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金钱统治一切，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充满自私自利的黑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即便德才出众，也得不到重视，只有与不轨之人沆瀣一气才能出人头地。

1958年，杨绛接受了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重任，她通过阅读《堂吉诃德》英、法文译本，感到要将这部七十二万字的宏着译出气场，非得依据原文本进行翻译不可。基于这种认知，四十七岁的杨先生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三年后即1961年，她正式握管翻译，至1966年，译完了其中的六十多万字。1972年，她将“失而复得”的《堂吉诃德》手稿本浏览再三，又打定主意从头翻起。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直接从西班牙原著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杨绛二十年的艰苦耕耘，终于化作了一道亮丽的风采，轰动了黄河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文学爱好者。这部受到过德国人歌德、英国人拜伦、法国人雨果、俄国人别林斯基、中国人朱光潜赞扬的欧洲最早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完完整整、坦坦荡荡地进入了中国读者的眼帘。一个充满着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的理想人物形象即堂吉诃德，从此成为了中国人议论理想与现实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现象的常用话题。

杨先生的文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种是柏拉图的《斐多》。杨绛在其撰写的学术论文《李渔论戏剧结构》中，多处引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理论。这些理论或者是对中国文论的“锦上添花”，或者是对中国文论的“雪中送炭”。比如，杨先生在该论文的一处阐释中先标出李渔的说法：“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照应、埋伏，不止照应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紧接着又亮出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一件完整的事情有开头，有中段，有结尾。开头不必承接别的事，但当然引起后面的事；结尾当然是在一些事情的后面，是这些事情必然的、或惯常的结果；中段当然是承前启后。所以一个完好的结构不能随意在某处起某处结，它的开头和结尾必须按照上面的方式。”杨先生具有信达雅特色的优质译文无疑是对李渔说法的印证和补充，可令当代剧作家大开眼界、深受其益。

杨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已年届米寿。她对许多英美人出版的《斐多》译本及其评论和注释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究，然后以英国人1953年推出的Loeb版为蓝本，竭尽全力地将这篇充满哲理且具有戏剧性的对话淬炼得通俗易懂、人人可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思想、意念乃至中西文化的汇合和交流，实在是功莫大焉。

杨先生译诗不多，流传最广的是她选译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四行诗句。原文为：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Nature I lov’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杨先生的译文为：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短短四行译诗，毋庸置疑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杨绛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至今日，这四行译诗仍然影响着广大中国读者，竟至被人誉为“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的诗歌译句。

来源：红网

作者：郑延国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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