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借由明人沈榜《宛署杂记》所收录的一方元代圣旨碑文，揭示出廉氏大都宅园兴衰变迁历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廉氏身后这所宅园的易主与变迁，并明确地考订出其具体方位。进而从传世文献流变的角度，系统勾稽了廉园记载在元、明两代的衍变过程，对历来在文献中被混为一谈的廉园、万柳堂的关系做出合理判断。

作者简介

张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关注对象为文献学、金元史，旁及宋史。

元代廉氏一门曾在大都城南建有一所华美的宅园，在世祖、成宗二朝，借由其家族的赫赫声望名噪一时。这里留了下不少名流显宦交际酬酢的记载，见证了廉氏家族自布鲁海牙始兴以来的荣耀与凋零。作为其家族研究的“副产品”，廉氏宅园的兴衰变迁也颇受瞩目：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吾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第二部分《廉氏家族之宅邸堂号》是廉园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1]；孟繁清先生《元大都廉园主人考述——兼析贯云石著〈孝经直解〉的思想渊源》一文对廉园早期变迁的论述也颇为周详[2]。其余篇什虽多，然而多以铺陈“史料”为能事，对作为“史料”的文献本身，却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偏差，因而论述正误相杂，颇有难于措手之憾。其史实考订亦偶有未周之处：如廉园后来的易主与变迁、廉园的具体方位，仍有不少未尽之意，廉园与万柳堂的关系，尚有种种模糊认识。因此本文借由一则长期被人忽视的碑刻材料冒昧提出一己之见，以就正于时贤同好。

一

廉氏花园变迁始末

1、廉园的早期记载

廉氏宅园的建造肇始于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据《元史》本传记载，布鲁海牙曾“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兀国迎母来居。”[3] 这座宅邸很有可能就是廉氏城南别墅的前身。

世祖、成宗两朝，恰逢廉氏一门煊赫之时，其宅园高朋满座、宾客盈门，留下了不少唱和酬酢的佳话。王恽《秋日宴廉园清露堂·序》[4] 记载：“右相康公奉诏分陕，七月初一日宴集贤、翰林两院诸君留别。中斋有诗以记燕衎，因继严韵作诗，奉平章相公一粲。时座间闻有后命，故诗中及之。”此诗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是年七月一日成宗已即位，次年改元）。“右相康公”即康里人不忽木[5]，不忽木时为中书平章[6]，以直言遭忌，因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旋以太后干预官复原职[7]，此时恰为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中斋”则是留梦炎别号。留梦炎时为翰林学士承旨，正是诗序所云“翰林诸君”之一。此外，袁桷《廉右丞园号为京城第一名花几万本右丞有诗次韵》一诗也谈到了在廉园举行的聚会[8]。诗题中“廉右丞”或为廉希恕，或远溯廉希宪。

此后不久，廉园的主人变成了廉野云左丞。许有壬记载了他在至大元年（1308）造访廉园的经历：“八月廿五日，同疏仙万户游城南廉园，园甲京师。主人野云左丞未老休致，指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赋长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牓之。疏仙其甥也，后更号酸斋云。”[9] 同席的“疏仙万户”就是元代诗人贯云石，母亲是廉希闵之女[10]。野云廉公的身份尚存疑窦，然从“未老休致”的记载[11] 以及贯云石为其甥辈这点可以肯定，廉野云必为希宪、希闵的子侄辈[12]。姚燧亦作有《满江红·廉野云左揆求赋南园》，与上述诗文对照，可知“南园”即“廉园”无疑。同时，“南园”还透露出廉园在大都的具体方位，下文将予以具体说明[13]。

在世祖、成宗时代，廉园作为上层士大夫游宴聚会的场所声名在外。而随着廉氏家族逐渐淡出元朝政治中心，这所园宅的命运也发生了不小的转折。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一书中即收录了记载这一转折的关键文献，此前鲜少有人关注。

2、廉园的易主与变迁

《宛署杂记》卷二十收有“弘教普安寺圣旨碑”碑文一通，揭示了廉园易主改建的若干信息。录文前附有沈榜按语，称原碑在“京城外西十里白纸坊”；结尾题署“虎儿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透露出碑文撰写的时间；而碑文中“属大都路南城开远坊里有的廉福奴左丞的花园买要了，那田地里起盖弘教普安寺”等记载，则很直观地表明了廉园的方位，及其与弘教普安寺的前后承继关系[14]。

弘教普安寺的营建时间此前一直没有定论，而“圣旨碑”结尾题署“虎儿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明确无误地指示出弘教普安寺的创立时间。那么“虎儿年”究竟是哪一年呢？此处碑首所列元代先帝位号直至元武宗“曲律皇帝”，根据元代圣旨的体例，这里的“虎儿年”显然是元仁宗在位之年（1312—1320），而在此期间，仅有延祐元年（甲寅，1314）与“虎儿年”相符，故弘教普安寺创立的上限当在此年。

碑文还透露出，弘教普安寺是廉氏花园被官府买下之后改建而成的。据程钜夫《遗音堂记》记载，皇庆二年（1313），左司唐兀公曾为野云廉左丞题写“遗音堂”之名[15]，这里的遗音堂正是廉氏花园中的建筑。显然在这一年弘教普安寺还没有建立。又从侧面佐证了上文推论。

那么，廉园一变而成为弘教普安寺的时间下限又在什么时候呢？《析津志辑佚·寺观》“普安寺”一门有如下记载：

（1）“在开远坊。敕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臣赵孟頫篆额，名敕赐弘教普安寺碑。”（2）“河西杨氏自释教总统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宁国公慧辩永福。”（3）又云“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16]

其中“昔廉相花园”一句与碑文中“属大都路南城开远坊里有的廉福奴左丞的花园买要了，那田地里起盖弘教普安寺”的记载相互印证，可以判断《析津志》记载的“普安寺”就是“弘教普安寺”。

在《析津志辑佚》中，这是前后相连的一段文字，但显然已非《析津志》原貌，因为从文法看，（1）、（2）、（3）三句的主语均不一致，在最初的版本中应不连属。第（1）句罗列撰文、书字及篆额之人，说的显然是“敕赐弘教普安寺碑”的情况，与圣旨碑不可混为一谈。第（3）句所指的则是寺院本身，“又云”二字极有可能是辑佚者的按语，在辗转誊录的过程中误入正文。而第（2）句与上下文均无语义上的关联，若非辑佚者误植于此，则有可能采自“敕赐弘教普安寺碑”的碑文。

第（1）句中撰文题字者的职衔应是据原碑迻录，修志者事后追改的可能性不大，故程钜夫、赵孟頫署衔应反映了建寺立碑时的情况。赵孟頫于延祐三年（1316）官拜翰林学士承旨[17]，程钜夫担任此职的时间还要靠前，而到了延祐五年（1318），程钜夫就已经去世了。因此廉园改建为弘教普安寺的下限应在延祐三年以后[18]。何孝荣据《析津志辑佚》中这段记载判断弘教普安寺的建造时间在“延祐三年至延祐五年之间”[19]，是混淆了寺与碑的缘故。

3、廉园的方位

《圣旨碑》提到，“属大都路南城开远坊里有的廉福奴左丞的花园买要了，那田地里起盖弘教普安寺”，从坊名即可推断，碑文中的“南城”就是金中都故城。按《析津志辑佚·寺观》“普安寺”条，寺院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上文已说明此处“普安寺”就是元代大都的弘教普安寺。故可推断弘教普安寺及其前身廉氏花园的具体位置就在原金中都彰义门内。

另据碑文前所附沈榜按语可知，弘教普安寺明代尚存，在“京城外西十里白纸坊”。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一书记录了明代白纸坊的具体范围，大约“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20]，又据同书记载，弘教普安寺所属的彰义门一带在明代辖于白纸坊，“俱在新城外”，“新城”即明清北京城的外城。显然那时白纸坊的范围要比今天大很多。这从侧面印证了廉园的方位[21]。

二

廉园、万柳堂关系考辨

1、关于万柳堂的早期记载

《圣旨碑》提到了弘教普安寺的前身“廉福奴左丞的花园”，正是廉氏家族在大都的宅邸“廉园”。廉福奴左丞就是野云廉左丞。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记载，廉野云曾于“京师城外万柳堂”设宴招待卢挚、赵孟頫等人，席间晤谈甚欢，宾客频奉佳作，留下一段诗坛佳话。明清两代有不少传世文献将“廉园”与“万柳堂”混为一谈，与最初的记载存在差别。那么，这一看法依据何在，廉园与万柳堂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万柳堂究竟是不是廉园的一部分？

上文已经得出结论，廉氏花园位于金中都彰义门一带。那么万柳堂的位置又在何处呢？成书于元末的《南村辍耕录》留下了关于万柳堂的最初记载：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中略〕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22]。

赵孟頫的诗作并不见于元刊《松雪斋集》。据昌彼得研究，陶宗仪是赵孟頫的外孙女婿[23]，他自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解到万柳堂雅集的诸多细节，赵孟頫未曾面世的诗作经由陶宗仪之手刊布于世，是合乎情理的。有理由相信，《南村辍耕录》中的这段话正是对万柳堂雅集的最原始记载。

万柳堂雅集尚有一种较为简略的记载见于夏庭芝《青楼集》：“解语花姓刘氏，长于慢词。廉野云招卢疏斋、赵松雪饮于京城之外万树堂〔按：当为“万柳堂”〕，刘左手持荷花，右手捧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诸公喜甚。赵即〔按：原本讹为“郎”字〕席赋诗，曰：‘万树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24] 从文字来看，《青楼集》中的这段记载当改编自《南村辍耕录》。两书刊刻时间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南村辍耕录》书前有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孙作序，而书中的纪事最晚可到至正二十六年八月[25]，那么其初印本刻成的时间当在此后；考虑到朱元璋不久就占领了松江，而《辍耕录》中颇有对朱氏的不敬之语，故其初印本的刊刻时间不会晚于至正二十六年[26]。而《青楼集》书前附至正二十六年张择序一篇，因此该书的初刻时间应不早于至正二十六年，或稍晚于《南村辍耕录》。从上面的推论可以清楚地厘清两条记载的源流关系，《青楼集》中有关万柳堂雅集记载的最初来源正是《南村辍耕录》。

另有《广客谈》一书记载此事，文字与《青楼集》大同小异，两条记载应属同源。惟此条记载末注“濠梁李升记”五字[27]，似乎与上文的推测存在矛盾。《广客谈》现存详、略两个版本系统，均为一卷，收录轶事条数却有较大差别。详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为代表，卷末署“洪武十二年（1379）岁次己未八月二十九日壬辰云间映雪老人孙道易写于华亭平溪草舍时年八十有三矣”、“正德纪元十月初二日录”，说明该书完成的时间当在洪武十二年。至于是否是正德元年（1506）抄成，则颇成问题[28]。此本收录轶事二十三条，每条下附注姓名，当为该条记载的来源。另有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及《广四十家小说》本，与此本文字属于同一系统。

详本之外另有节略本一卷，见《历代小史》卷七六，为节录详本而成，篇幅仅仅是详本的二分之一。《历代小史》本与《广四十家小说》本存在更加密切的文字传承关系，或直接从后者删节而来。详、略二本均收录了万柳堂雅集一事，而《历代小史》本仅有此条记载末尾标注了来源，面貌已经和抄本大不相同。

《南村辍耕录》与《广客谈》关系密切。然而《广客谈》一书传世极少，四库馆臣即未能看到原书[29]，因此在评价《南村辍耕录》时将信将疑地援用了明人郎瑛的说法，称“《辍耕〔录〕》多抄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为己作”[30]。然而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广客谈》版本来说，其中的记载多能在《南村辍耕录》里找到对应篇目，两者重合的部分详略互异，《广客谈》有不少条目显然要比《辍耕录》更加详尽原始；但也有不少《辍耕录》详于《广客谈》的情况，即以“万柳堂雅集”一条记载为例，《辍耕录》多出歌妓的唱词，此外文字更加具体，细节也更加丰富。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而今抄本末署“洪武十二年〔中略〕孙道易写于华亭平溪草舍”，说明《广客谈》的编订成书时间更是远在《南村辍耕录》之后，陶宗仪直接照抄《广客谈》一书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很难说一定是《辍耕录》抄了《广客谈》，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两部书有一些共同的材料来源。除非郎瑛见到《广客谈》的是一个文字更为详尽的版本，否则遽言《辍耕录》抄《广客谈》，无疑是缺乏根据的[31]。

那又应该如何解释“濠梁李升记”呢？《广客谈》与《东园客谈》《东园友闻》情况类似，均为荟萃时贤故交所记助谈轶事的笔记类作品[32]。与《历代小史》本不同，国图抄本与“知不足斋抄本”每条记载下多记姓名，凡“钱惟善、李升、唐志大、蒋当〔“知不足斋本”作“蒋堂”，当是〕、高留〔当据“知不足斋本”作“高晋”〕、陆居仁〔国图抄本作“陆房仁”，“知不足斋本”作“陆友仁”，均误〕、郭亨、莫昌、黄璋、全思诚、姚迤美〔当据“知不足斋本”作“姚延美”〕、谢晋、钱应庚、夏文彦、陈享道〔“知不足斋本”作“陈亨道”，似误〕”，共计十五人，这些人大多与陶宗仪一样为由元末入明的士人，很多就生活在张士诚盘踞的松江一带，同时同地、耳目相接。他们笔下的这些奇闻异事，远在《广客谈》编订之前就已经流传于世，被包括《广客谈》在内的各种笔记杂录辗转传抄。因此《广客谈》中的这段记载应直接源于李升的转录，而《青楼集》中同一段记载亦极有可能与李升有密切关系；而李升的记录极有可能源于陶宗仪，后被《青楼集》《广客谈》等书改编、收录，成为这个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33]。

实际上，无论是陶宗仪的记载，还是《广客谈》《青楼集》等书的转述，并不能直接说明万柳堂就是廉园的一部分。然而入明以后，借由《南村辍耕录》的巨大影响，这一轶事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此事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最初的面貌，让原本单纯的事实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就在这个过程中，廉园与万柳堂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地点逐渐被混为一谈。

2、廉园与万柳堂的混淆

在明末蒋一葵的笔下，源于《南村辍耕录》的这段文字换上了另外一种面貌，无论是文字还是语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1）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一日，招卢疏斋挚、赵松雪孟俯游宴。时有歌小圣词侑觞者，孟俯赋诗：“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2）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注云：花园村之名起此。〕内有“清露堂”匾。至大戊申〔至大元年，1308〕八月，其甥疏仙万户与许参政有壬同游。主人命二人分赋长短句，有壬得清字，即席成章，词寄木兰花慢。主人喜甚，榜之堂上。〔后文略〕

（3）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后文略〕[34]

很容易看出，第（1）段记载可以从《南村辍耕录》中找到源头，但《长安客话》传递的不少信息是《南村辍耕录》所没有的，如“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还需要考辨其来源。而第（2）条记载也明显来自于许有壬《木兰花慢·序》，唯有注文“花园村之名起此”不知何据。第（3）段后引王嘉谟诗二首，其中有“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荒树远迷白马寺，寒云还覆钓鱼台”之句，在蒋一葵笔下，“曲池残树，遗迹依然”正是钓鱼台一带的情况，正说明万柳堂与钓鱼台同为一处，符合第（1）段所记的情况。据张三光《蒋石原先生传》称，蒋一葵曾担任京师西城指挥使一职[35]，而万柳堂、廉园恰好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这三段记载颇为后人采信。

然而这些记载有不少漏洞，首先，廉希宪至元十七年（1280）年已经去世，与至大元年（1308）依然在世的廉野云绝非一人[36]。此外，据《寰宇通志》记载，钓鱼台“在城西花园村”，“相传金时郡人王郁隐居于此，作台池上，假钓以为乐”[37]，《大明一统志》所记与此同[38]。《帝京景物略》称“出阜成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39] 孙承泽《天府广记》亦称：“钓鱼台在阜成门外南十里花园村。”[40] 即便是蒋一葵本人也在同一部书里这样写道：“平则门〔即阜成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钓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41] 由此可见，花园村和钓鱼台同属一处。如果正像蒋一葵说的那样，万柳堂建于钓鱼台，花园村又得名于廉氏花园，那么廉园与万柳堂自然就同属一处了，起码两者的地望应该是接近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帝京景物略》卷五“钓鱼台”条的记载可信，那么花园村、钓鱼台的位置应该在明代的玉渊潭一带，但显而易见的是，玉渊潭与廉园所在的白纸坊并非一处。因此第（2）段注文说花园村之名起于廉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长安客话》称万柳堂在钓鱼台一带是否可信呢？首先第（1）段称万柳堂为构建于钓鱼台的一处别墅，在《南村辍耕录》原文中即找不到依据。而第（3）段引诗连同按语完全抄自王嘉谟，这两首诗在王嘉谟集中题作“城西万柳塘，元人游赏处也，今惟曲池残树，犹堪吟赏。偶游，聊赋二首”[42]，而在蒋一葵笔下，“万柳塘”摇身一变成为了廉氏曾经宴乐的“万柳堂”，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实际在蒋一葵生活的时代，万柳堂的具体方位俨然已无迹可寻了。《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称，“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43]，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名其处”[44]。如此说来，万柳堂当时连像样的标志物也没有遗留下来。刘侗、于奕正的描述更像是即景的猜测，即便万柳堂真如他们所说在南城草桥一带，也与位于白纸坊的廉园相距悬远。那么万柳堂究竟在何处，至少到明代已无确切线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嘉谟笔下的“万柳塘”，与元代廉氏宴游的“万柳堂”绝非一处，所谓“曲池残树”不过源于蒋氏对王嘉谟诗序拙劣的改编，与万柳堂更是没有半分瓜葛。王嘉谟的诗句中提到了“城西胜迹”和“钓鱼台”，这也是“万柳塘”的所在地，而蒋氏偷换辞藻，借由王诗将万柳堂与钓鱼台混为一谈，无疑是毫无根据的。

万柳堂只能在明人的传说与想象中面貌鲜活，而与此同时，沈榜却可以确切地找到弘教普安寺的具体地望，由此也就探得了廉园的方位。然而退一步说，万柳堂有没有可能是廉氏家族的另一处宅园呢？可以确信，在能够透露廉氏与万柳堂关系的相关记载中，《南村辍耕录》是目前所知最为原始且可靠的文本。《辍耕录》只是说“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万柳堂与廉氏的关系在这一句话中含混不清，无法明确判定；下引松雪诗“主人自有沧洲趣”中的“主人”，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没有更加确凿的证据，只有付诸阙疑。不过可以肯定，万柳堂与廉园绝非一处，《长安客话》的将两者混淆是完全错误的。

清康熙年间，冯溥位至文华殿大学士。因仰慕廉氏遗风，在崇文门外另建别业，号为万柳堂。今日看来，不过是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误会罢了。

3、廉园、万柳堂混淆的源头

那么，《南村辍耕录》中的原始记载是如何变成《长安客话》中那副大相径庭的模样呢？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找到将廉园与万柳堂混为一处的源头？

万柳堂雅集的记载均包含一首赵孟頫诗作，而这首诗伴随文本流传产生的一则异文，则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赵孟頫原诗的颈联为“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而《长安客话》引文则是“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二者声律均无问题；“去寻诗”见于《南村辍耕录》，应是最原始的文本，且“来”与“去”语义相对，更加符合松雪诗的本来面目。“索题诗”则见于《大明一统志》卷一“万柳堂”注文、《山堂肆考》卷一七三《宫室》门“万柳”条，以及上文所引《长安客话》的记载。其他记载多从这三部书派生而出。有趣的是，这三则记载均将万柳堂与廉氏别墅混为一谈；与之相对应的是，凡是作“去寻诗”的版本，均大体遵循了《南村辍耕录》原本的写法，仅仅是说廉野云在万柳堂设宴雅集，而没有将万柳堂与廉园等同起来。

今将上述三种“万柳堂雅集”的文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表1 “万柳堂雅集”异文对校

《大明一统志》卷一“万柳堂”注文：

《山堂肆考》卷一七三《宫室》“万柳”条：

《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万柳堂”条：

在府南，元廉希宪别墅。

顺天府南有万柳堂，元廉希宪别墅也。

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

《辍耕录》：堂临池数亩，池中多莲，绕池植柳数百株，每夏柳阴莲香，风景可爱。

堂临池，池中多莲，绕池植柳，风景可爱。

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

希宪尝招卢挚、赵孟頫游宴，时有歌小圣词侑觞者，孟俯赋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45]

每招卢挚、赵孟頫等游宴，时有歌以小圣词侑觞者，孟俯赋诗：“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46]

一日招卢疏斋挚、赵松雪孟俯游宴。时有歌小圣词侑觞者，孟俯赋诗：“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47]

《山堂肆考》与《长安客话》的成书时间均晚于《大明一统志》；进一步对照三者文本可以发现，《山堂肆考》《长安客话》二者并没有前后传抄关系，而《大明一统志》的这一段记载则是后两者共同的材料来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条记载的异文如出一辙。《山堂肆考》的这段文字明显是节略《一统志》而成；《长安客话》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不过依然可以看出，在和《一统志》相同的部分，《长安客话》对《一统志》的文字作了删减，同时又增添了一些信息。添加这些文字的目的，应当是考虑到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以便构成“钓鱼台──万柳堂──花园村──廉园”的逻辑链条。由此可以推测，蒋一葵在编写《长安客话》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参考《南村辍耕录》原书，而是依据了《明一统志》或同一系统的其他记载，这或许导致他先入为主地定下了廉园即万柳堂这个前提，因此在编排材料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做了一番错误的调整。

实际上，蒋一葵撰写《长安客话》虽有京西为官的便利，但从现有文本来看，大部分内容还是拼凑前人记载而成。只可惜他抄书不很仔细，又往往自出机杼、疏于考订，结果犯了不少错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编写自己另一部著作《尧山堂外纪》的时候大概看到了《南村辍耕录》原书，故《尧山堂外纪》不仅没有把廉园和万柳堂混为一谈，在引述松雪诗的时候还颇为主动地“去寻诗”，而不是自作主张地“索题诗”[48]。

除了以上三种文本外，孙承泽《天府广记》并《春明梦余录》称：“万柳园，元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49] 然万柳堂雅集一事直接援引《南村辍耕录》，松雪诗亦作“去寻诗”。孙氏两书颇记入清时事，时代稍后，应该是综合了前面几种书的说法。除此之外，后代各种辗转节抄的著作更是不计其数，如《畿辅通志》《大清一统志》《日下旧闻考》等地理书就全取《大明一统志》的说法，后世研究者炫于这些丰富的“史料”来佐证错误的结论，却忘记了它们本来就有共同的来源，而“材料”的简单堆砌对于厘清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三种明代“索题诗”的文本中，《大明一统志》无疑是另外两种记载的祖本。《一统志》的引文提到了“辍耕录”，因此这段记载来源于《南村辍耕录》是毫无问题的。根据该书的引文体例，这三个字后面的一段即是引用的《南村辍耕录》正文，那么之前“在府南元廉希宪别墅”一句无疑就是修志者的断语了，而这一句断语便是将万柳堂与廉氏别墅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可以肯定地说，《大明一统志》编纂者想当然的臆断造成了二者的混淆。

然紧接“辍耕录”之后的一段话──“堂临池数亩，池中多莲，绕池植柳数百株，每夏柳阴莲香，风景可爱”在今本《辍耕录》中却找不到踪影；本来按照引文体例，这句话应该和后面一段一样源于《辍耕录》。这或许是《一统志》编者自出机杼的改编；当然，《辍耕录》在问世的时候广受欢迎，也因此导致其“传写不一，讹谬渐多”[50]，收入《一统志》的引文或许包含了其早期版本信息，然而在找不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存疑。

而“索题诗”的异文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雅集一事所引松雪诗，成化本、万历六年（1578）徐球重修刻本、万历玉兰草堂本以及脱胎于徐球刻本的津逮秘书本[51] 均作“去寻诗”。而《大明一统志》刊刻于天顺五年（1461），是不可能参考以上几种版本的。

那么，《大明一统志》所收的这则异文是否有其他版本依据？然而笔者注意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日本静嘉堂文库尚藏有六部十二行本《辍耕录》〔其中国图藏有两部〕，在卷九万柳堂雅集条目下“去寻诗”三字恰好脱漏空缺[52]。（参见图1）这六个本子属于同一版本，字体行款尚存元末明初坊刻旧观，面貌与上文所述已知的几种明中后期刻本均不相同[53]。与其他十二行本不同的是，北大藏本在书末多出一篇《后叙》，交代了这个版本的刊刻情况。据《后叙》称，此本得自于故家旧抄，天顺三年（1459）校订完毕，恰好在《大明一统志》成书之前。显然在天顺之前，《南村辍耕录》尚有一种“去寻诗”脱漏的抄本，《一统志》的编纂者看到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本子，当抄入志书的时候，他们便贻笑大方地在缺文处补上“索题诗”三字，以凑成全诗；而万柳堂也就在这个抄撮改编的过程中被修志者划入了廉野云名下。由于《一统志》在后代广为传刻征引，这则异文也伴随着廉园、万柳堂相混淆的文本逐渐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图1 《南村辍耕录》卷九，明初十二行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三

结 论

元代廉氏家族在京师的花园建于原金中都彰义门一带，世祖成宗两朝一直是士大夫宴饮聚会的场所，贯云石、赵孟頫、留梦炎、王恽、袁桷、许有壬、姚燧等人均躬逢其盛，留下了不少诗坛佳话。值世祖成宗授受之际，廉园也传到了廉野云左丞手中，他是廉希闵、廉希宪的侄辈，也是廉园最后一代主人。到了仁宗延祐元年，杨琏真加的儿子杨暗普从廉氏手中买下了这座花园，并将其改建成弘教普安寺，盛极一时的廉园至此也走入了历史。“圣旨碑”所记载的这几处寺、园所处位置及兴衰变迁，大体上勾勒出了元代中期廉氏家族一些语焉不详的行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传世文献将“廉园”与“万柳堂”混为一谈，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文献辗转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的产物，其最初的源头可追溯到《大明一统志》编纂者对于《南村辍耕录》一则记载的误读。研究者往往忽视文献本身的传承关系，一味炫于丰富的“史料”却不加辨析，其论述与结论也就难以称得上有效了。

注释

[1] 参见《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125—126。

[2] 参见《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94—96。

[3] 《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1976年，第10册，页3071。

[4] [元]王恽：《秋涧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

[5] 或以为这里的“右相康公”是“右相廉公”之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此处蒙张帆老师提示。

[6]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宾天之时，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参见《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2册，页376）；时宰职以右丞相完泽为首，不忽木次之，时人习称其为“右平章”（王恽《秋涧集》卷二一即有组诗《寿右平章不忽木》，《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刻本可以参证）。

[7] 方世祖不豫，“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玉昔帖木儿）、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反不得近前。（《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第10册，页3171）而丧礼之事，均由不忽木主之，故完泽颇为不乐。其后成宗即位，不忽木仍为中书平章，颇能直言，同列忌之，因构其与丞相完泽有隙，出为陕西行省平章（参见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第10册，页3172），旋以太后干预而官复原职，此时恰为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参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第2册，页386；同书卷一三〇《不忽木传》，第10册，页3172）。

[8]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9]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叶395下—396上；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211册，叶551下。这段记载并见《圭塘小稿》卷一三，文字略有差异。

[10]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称，贯云石“母赵国夫人廉氏，故平章政事希闵之女”。《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

[11] 国图藏抄本、常州先哲遗书续编本均作“未老”；然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哈佛大学抄本”写作“告老”；此抄本末附盛宣怀跋，其文字与常州先哲遗书本大同小异，显然过录自常州先哲遗书本，惟常州先哲遗书本此处亦作“未老”，故“告老”显然是手民之误。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三《遗音堂记》称野云廉左丞“方盛而已辞归”，与“未老”合，故从文义角度来看，“未老”也较“告老”更胜一筹。

[12] 周清澍先生《卢挚生平及诗文系年再检讨》认为廉野云为廉希闵之子，可备一说。参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页89。

[13] 那么“南园”有没有可能是廉氏花园的真正称谓呢？实际上“廉园”的说法在当时使用更加广泛，且在廉野云之前这一说法就已流行。如王恽、袁桷二诗的写作均早于姚词。而“南园”的说法似乎并未见他处记载。因此，“廉园”应当是廉氏花园更加约定俗成的叫法，而“南园”一名中的“南”字，更像是对其方位的描述。

[14]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二〇《志遗七》“书字”条，《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明万历刊本，中国书店，2012年，第1册，叶242下—243上。

[15]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三《遗音堂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清宣统二年陶湘影刊明洪武刊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叶505—506。

[16] 《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页77。此处标点有改动。

[17]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第13册，页4022。

[18] 又按《宛署杂记》卷一九《寺院》“弘教普安寺”一门注文，“在白纸坊，元朝敕建。延祐六年学士程钜夫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明万历刊本，北京，中国书店，2012年，第1册，叶188上）程钜夫卒于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处“六年”显然是错误的。“敕赐弘教普安寺碑”的树立时间应在延祐三年至四年之间，此处“六年”或为“三/四年”之讹。待考。

[19]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89—90。

[20]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刘氏刻《求恕斋丛书》本，第729册，叶188下—189上。

[21] 廉园，即弘教普安寺所在的彰义门一带，正是原金中都南开远坊所在地。

[22]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覆元刊本。

[23] 昌彼得：《陶宗仪与赵孟頫的亲谊关系》，《大陆杂志》第26卷，第3期，1963年。

[24] [元]夏庭芝：《青楼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抄《说集》本，第1758册，叶403下。陈衍《元诗纪事》卷四、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二三抄自《青楼集》。

[25]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覆元刊本。

[26] 王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之成书考》，《现代语文》，2011年第4期，页16。

[27] [明]孙道易 辑：《广客谈》，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参考《历代小史》本，《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叶121上。

[28] 国图藏本卷端有毛晋、徐乾学及近人黄裳的藏章，卷末有黄丕烈私印，同时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均载有《广客谈》抄本。然而该本印鉴颇为可疑，极有可能是清中后期书贾的伪作。此本与《遂昌山人杂录》订为一册，《杂录》末有黄裳跋语，称“此册有士礼居、毛子晋印，实伪，印色殊劣，然仿制则殊精也；健庵四印则真迹也。”实际通过对比，徐乾学印章的真伪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以上判断无误，那么连带着此本的抄成时间就都值得重新考虑了。不过这个本子包含的文字信息较为原始，即便确属后出，也保留了不少早期版本信息，依然有很大的校勘价值。

[2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辍耕录”条称：“今其书未见传本，无由证（郎）瑛说之确否。”

[30]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八《义理类》“说郛”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23册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叶132上。

[31] 高建国：《<南村辍耕录>与<广客谈>》一文尝试研究《辍耕录》与《广客谈》的关系。由于作者没有看到详本《广客谈》，因此结论不乏可商之处。参见《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341—349。

[32] 张春红：《文言小说集<东园友闻>作者作时考辨》探讨了三部书的关系问题，然结论不无可商之处。参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6期。

[33] 补记：这段文本的流传情况应当放在当时文人雅集的场景下考虑。参见拙作《广客谈校注稿》，待刊。

[34]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万柳堂”条，页63—64。

[35] [明]张三光：《蒋石原先生传》，参见《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78—179。

[36] 王德毅《元人传记数据索引》、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王梅堂《元代内迁的畏兀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均误以野云为廉希宪的别号。

[37] [明]陈循等编：《寰宇通志》卷一《顺天府》，《玄览堂丛书续编》影印明景泰刻本。

[38] [明]李贤等编：《大明一统志》卷一《宫室》，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

[39]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钓鱼台”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13。出自于奕正《钓鱼台记》。参见《康熙顺天府志》卷八《艺文》。

[40] [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名迹》，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553；并《春明梦余录》卷六四《名迹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册，页1234。

[41]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钓鱼台”条，页63。

[42] [明]王嘉谟：《蓟丘集》卷二四《城西万柳塘，元人游赏处也，今惟曲池残树，犹堪吟赏。偶游，聊赋二首》，正文与蒋一葵所引完全相同，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此本为宛平王氏旧藏，有补抄。

[43] 万柳堂是否应当归于廉氏名下，尚无确切证据。《大明一统志》是目前所见这一说法的最初记载，而《一统志》的根据是什么却没有线索。在没有新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姑且存疑。

[44]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21。

[45] [明]李贤等编：《大明一统志》卷一《宫室》，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他本均同。

[46]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七三《宫室》“万柳”条，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47]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郊垧杂记》“万柳堂”条，页63。

[48]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刊本，第1194册，叶642下—643上。按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颠末》，蒋氏生前并无意将此书付梓。此书得以刊行，乃因书贾窃得手稿副本所致。那么会不会是书贾对原稿做出修订呢？揆诸情理似乎并无可能。且《尧山堂外纪》所收条目十分接近《辍耕录》原书，改编痕迹较少，故极有可能是蒋氏直接从《辍耕录》中抄录出来；书贾大概不会大费周折地核对“引用材料”。《客话》《外纪》二书的编纂时间不一，且这三字的差异实在是不够醒目，考虑到蒋氏抄书的粗疏，他如果忽略这一异文也是可以理解的。

[49] [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名迹》，页561；并《春明梦余录》卷六四《名迹一》，页1245。

[50] 《南村辍耕录后叙》，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十二行本卷末。

[51] 津逮秘书本实为明万历六年徐球刻本的后印本，惟书前剜去原刻《辍耕录引》《南村先生传》《辍耕录疏》，书后新附彭玮及毛晋的跋语而成。

[52] 国图另藏有一部抄本，题“退耕录”，为周叔弢旧藏，九行十七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此本书前无《南村辍耕录疏》，卷九“万柳堂”一条亦缺“去寻诗”三字，文字错漏较多，当抄自十二行本。

[53] 此本黑口，四周双边，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均无《南村辍耕录疏》。而上文提到的几部明中后期刻本均为半页十行。北大藏本卷三十之后附有《南村辍耕录后叙》，为国图、台北故宫藏本所无。国图藏有两部，其中一部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卷端加盖瞿氏藏印，题“元刊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亦著录为“元刊本”，当属误断。另一本部为黄裳旧藏，缺末三卷，以津逮秘书本配补；书前有黄氏跋语，称“取与铁琴铜剑楼所藏本对观，板式全同，只字画笔锋微有异处，不知何故”，又称“以余目验，此殆有明初叶所刊也”。上述五个本子的卷九万柳堂雅集一条“去寻诗”三字处空缺，黄裳藏本以手书补录；而台北故宫藏本则在空缺处以红笔填补“进供词”三字，不知是何道理。另外，日本静嘉堂文库亦藏有这种十二行本，笔者未见。

该文原刊《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此据作者修订稿。感谢张良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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