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氛围里面提倡写新格律诗
作者：丁芒 中天易张永红整理
近年来，诗的声誉似乎不佳，出版社不愿出诗集，书店里诗集卖不出去，刊物上把诗当作可有可无的陪衬。究其原因，甚为复杂。我这里只是就诗形式问题，说一点管窥蠡测之见。
我觉得新诗目前之不得人心，形式上存在一些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过分散文化。那种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诗，以及多种自由形式的诗，常常是一泻几十行上百行，漫无止境，无尽的铺排，无穷的联想，壮阔、酣畅，是不必说了，怎奈读者却被弄得转向了。我确曾听到不少同志反映，最不爱看这样空长的诗。当然，我还是成该说明，
象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等等上乘之作，即使是楼梯的形式，人们还是愿意看的。这说明，形式不是诗之优劣的决定性因；不过，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矛盾，形式可以反作用于内容。我指的就是那种没有充冲的丰富的喷薄欲出的思绪和激情，徒然从形式上来追求急促的节奏，反而会弄巧成拙，自己是穷其心力，竭蹶困顿，该着也如饮白水，兴味索然。
我提倡写格律诗。这里所谓格律诗，不是复古，而是与自由诗相对而言的新格律诗，即有格律的新诗。
我认为，我国是一个诗国，格律诗是我们的民族传统。从诗经到离骚，从汉赋到建安时期的五言诗，都是格律诗。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格律诗愈臻完美境地，且逐渐固定下来，一直流传至今，历劫不衰。我认为，我国人民历来是受的格律诗的熏陶，对格律诗有着民族的感情。从前，诗歌往往渗透到人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开蒙所读就是富韵律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稍能运思，就要教对对子、调平仄。朝廷以诗赋取士，文人以诗词鸣高雅，方外、医士、商贾、歌伎之属，也有不少人能够吟咏唱和，书画题字、楹对春联，亦多讲究平仄和格律，甚至连官府布告、宗教宣传、民间酬应，多有用韵文书写的。在这种既远且深的历史渊源和沿风习俗的影响下，我国人民特别习惯和喜爱格律诗，这是很自然的。不是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吗？一些青年，其实并不熟悉词律和近体诗的格律，但每逢节目出墙报时，挺喜欢模拟近体诗和《满江红》《沁园春》之类词牌的格式，这也可以说明他们喜爱格律，需要格律，对某些新诗不满足。我说这些，不是为了颂古复古，而是企图说明，要在民族传统基础上发展新诗，就不能忽视甚至完全丢开我国诗歌的格律传统。
再说，新诗是舶来品，从外国学来的。其实外国的诗，许多也是有格律的，欧洲的计四行诗不就有严密的格律吗？它的影响和普及程度是不小的。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打破封建文化的框，借鉴外国，用白话入诗，创造了新诗的形式，确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接着许多新诗的先驱者，不是也渐注意起格律诗来了吗？他们参照工外国的格律诗造了一些新的格律诗，至今有许多还脍炙人口。当然像“豆腐块”诗那样光想从形式上生吞活剥外国格律诗，结果削足就履，甚至沦为文字游戏的所谓格律诗，是为人们所不取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借鉴外国诗，一方面不应生吞活剥，一方面也不应只注意其内容而不探究形式，必须注意把他们的艺术精粹学到手。这个恐怕与我们的翻译家的水平有关，译诗光译意思，最多从外表上仿效一下它的形式，却不设法体现其格律的优美。
我提倡写格律诗，还因为格律是诗歌艺术性的重要方面，它要求诗人严格、郑重对待，从而促使艺术上的精炼准确、蕴蓄。反对格律诗的同志认为，讲究格律，就束缚思想，殊不知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就是要在严格中见自由，见功力，见醇，见深，这是矛盾的统一。过分自由，思想是可以畅达甚至驰骋了，却往往容易流于浅露、轻率、淡薄，当然我并不反对既纵横捭阖又有深度的自由诗。写格律诗总是要比自由诗麻烦得多，这就是是要下功夫“做”诗，不会写得那么快那么多。可是经过严格的推敲、选择、凝练的诗句，无论内容、形式，都要耐读得多，因面其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也无疑会更强。更大。
至于写怎样的格律诗，怎样用韵，怎样安排音节，要不要排偶对仗，要不要讲究平仄等等具体问题，需要我们具体探索、创造，原无什么定则。我个人认为，新格律诗用韵应该严格一些，但韵的数量可以有多有少，押韵位置可以有规则的变换。诗的节奏也应该整齐一点。如果进而适当注意运用排偶对仗、平仄声对比这些技法，使读起来抑扬顿挫，音调铿锵，能增添视觉听觉上的美感，当然更好。但这就需要在炼词炼句上更下大功夫了，因此也不必要求过多，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逐步做去，就会逐步熟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就会运用自如，提高格律化的程度，新诗的魅力也是会随之有所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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