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回到家乡广东读书。相比广东本土的同学，我有一口标准普通话，所以老师常鼓励我去演讲，但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演讲腔很假，也很土。
老师自然会失望，在她看来，其他同学的普通话并不好，而且习惯使用粤语的情况下，转用普通话表达总是感觉不到位，不够慷慨激昂。
很多年后，我成为粤语歌词的业余研究者，也读过无数港澳两地的专栏文字，并且已经习惯以一个南北文化交融者的角色去探讨语言问题。这时的我才蓦然发现，当年我的同学不擅演讲，其实并非是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简单点说，就是广东人从来就没有我们习惯的“演讲腔”。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对南粤文化的欣赏又加了一分。
理论上来说，九声六调的粤语比普通话更加抑扬顿挫，在演讲时更容易形成张力。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习惯的“演讲”，跟传统意义上的演讲完全是两回事。
演讲这事儿历史悠久，古希腊时代的演说就极其繁荣。它在古希腊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公民大会上，民众对城邦事务的集体决策主要基于政治家演说的内容和表现。因此，演说成为一种技艺，它既要有洪亮声音与激昂语调，也要言之有物，有平实表达的一面。
即使直到今天，世界上主流的演讲仍然强调平实与内容。知名演讲者没有一个是靠大嗓门和慷慨激昂取胜的，他们多半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演讲的核心是内容。看他们的演讲就知道，腔调跟平时说话没有太大不同，许多人甚至十分平实，只在某些重点表达时提高音量，或是仅在有政治诉求时启用煽情模式。另外，语速普遍不慢，也没有什么假大空的字句。
但我们身边的演讲，尤其是学校里的演讲比赛，完全就是另一回事，甚至会让你觉得“世界上有两种演讲，一种是演讲，另一种是中国学校式演讲”。
上过学的人都应该对这种演讲有印象，它充斥着假大空的词句，也过分强调演讲者的慷慨激昂，嗓门要很大，语速要控制。
在我眼里，这种演讲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这样说话，完全违背了“说人话”的基本原则。
这种表达体系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老师与家长甚至觉得这样的演讲可以锻炼口才和胆量，巴不得孩子多参加，在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
但在广东，这事儿还真是个难题，你什么时候见过广东人用类似的慷慨激昂方式以粤语演讲？很难看到。与其说这是一种语言障碍，不如说是文化差异。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是觉得当年我那些不会演讲的同学显得实在又可爱，不够熟练的普通话所制造的语言隔膜，反而成了一种不被侵扰的幸运。
相比普通话，粤语有大量俚语和有趣的表达方式，同时因为早在晚清，广东就成为中国最早接触现代文明的地方，所以长期以来吸纳了大量外语的表达方式和用词，整个语言体系非常活泼。所以无论是看TVB的娱乐节目，还是看新闻，都会发现表达方式更多元也更有趣，这一点在报纸专栏上也有明显体现。
但这种语言体系，即使需要最正式最官方的表达时，也会相当平实。如果你生活在珠三角地区，从小有一边看香港电视新闻一边吃晚饭的经历，就会发现即使是官员，说起话来也没有太多所谓的腔调，普通市民更不用说，基本都是“说人话”。
在回到广东家乡之前，我有过在青岛生活十几年的经历，也见过许多演讲的场面，那种氛围和表达方式让我相当厌烦。也正因此，当我回到广东，面对那些当时普通话往往只能“煲冬瓜”的同学，反而会感到一种属于人的真实。
之所以不喜欢过于慷慨激昂的演讲腔，是因为这种腔调的出现并非无缘无故，它与假大空的演讲稿是标配。假设你用“说人话”的方式去写一份演讲稿，会发现它完全无法用慷慨激昂的演讲腔来表达，而要为这个演讲腔配上“合适”的演讲稿，那就只能假大空。
与这种演讲类似的是朗诵。老实说，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各种舞台上的朗诵，我都听不下去，因为有一种特别假、特别土的感觉扑面而来。还是那句：这种表达一点都不像“说人话”。
如果认为演讲腔只不过是一种演讲技巧，那就低估了它的害处。你越投入，就越容易被假大空所俘获，习惯这种言语体系，往往就会沉迷于宏大叙事中，动不动就“拔高度”，动不动就找“意义”。而这种自以为高级的宏大，最大危害就是会让人忽视个体的命运，丧失人性，甚至制造集体癫狂。
纳粹德国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德国人在纳粹的蛊惑下，沉迷于宏大叙事，沉迷于所谓的民族荣光和国家强大，却将基本的人性弃之一旁，也丢掉所有基本逻辑和认知，即使将无数人送进毒气室和焚化炉，仍然觉得这是在做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
即使抛开这些不提，习惯了“演讲腔”，甚至将之代入日常表达，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一张嘴就像在演讲，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人口才好中气足，但他们显然误解了口才，也误解了气质。
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实在太土了，而且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审美绝症。而审美的缺失，本质就是人性少了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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