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将“知识改变命运”践行的最彻底的，是白银会宁。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地方因为“状元县”的头衔，名震四方。

2020年2月28日，会宁，通过三级验收，正式宣布脱贫摘帽。

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是教育。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

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2018年的40年里，会宁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0万余人，其中博士1100多人、硕士55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02人。

状元县与贫困县，两个旗鼓相当的名号，戏剧性地交织缠绕在会宁的上空。

长期以来，教育被这里的人押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2010年1月31日，《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读书输掉命运：甘肃会宁的疯狂教育样本》的报道。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时任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在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里，写了一个他们主导的实验：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与无条件的现金转移的效果是相同的。这表明，家长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学，他们只是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已。

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教育公平是最能撩拨焦虑的琴弦，避免教育资源与财富权力画上等号，是社会良知的底线。

会宁的家长们，即便家庭破产也要供孩子上学，是因为在分数面前，他们没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会成为决定下一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能代表中国教育全貌的是三大省市的代表地——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

黄庄是一线中产阶级教育军备竞赛的产物，衡水中学则是二三线城市通过掐尖生源打造的教育机器；但如果没有海淀妈妈的财富，也没有报名衡中的资格，那么毛坦厂中学，便是平民家庭最后的庇护所。

《舌尖上的中国2》曾造访人口不到4万的毛坦厂镇，记录了学生们每天仅有的10分钟午饭时间。为了考上大学，学生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规定：6点半早自习，8:05上课，12点下课。10分钟吃完午饭，2点上课，5:10下课，5:50晚自习，10:50结束。

对这个盛产做题家的地方，舆论的批评不绝于耳，其中属“泯灭人性”、“扭曲教育”、“压抑个性”的呼声最高。但90%以上的本科率和50%以上的一本率，依然让众多家长趋之若鹜。

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公平，“做题”背后的教育选拔机制也不例外。

这套体系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担加重——从1999年到2015年，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增长了11.7倍，同期GDP增长只有8倍。教育机构和培训班更是遍地开花，从幼儿园到公务员考试一应俱全。

2020年5月，汇丰银行发布了一份全球教育支出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香港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三倍的13.2万美元高居榜首，中国台湾和大陆分别以5.6万、4.3万美金位列第五和第六。

中国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足以拉动内需。

报告还显示，82%的家长已经做好为孩子的成功做出牺牲的准备，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父母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

可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七成中国父母担心自己还没有为子女做到最好。倾家荡产几乎成了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夹缝中的中国家长，要么逼孩子，要么逼自己。

《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在说，很多人不理解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按理说，教育焦虑应该源于资源匮乏，可是现实恰恰相反，资源相对匮乏（不至于绝对匮乏）的地方不那么焦虑，反而是优质资源溢出来的地方家长最焦虑，为什么?

原因是：优质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

像黑洞一样，不断聚敛优秀人才落地生根的城市，优秀家长们越来越多，优秀的家长总希望孩子能和自己一样上名校。可现实是，名校的坑位并没有跟着同步增长，纵然本地录取率已经很高，和需求相比，仍然小巫见大巫。城市里的教育竞赛，并不是从高考开始，而是非常前置，前置到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已经拼得火热！

我们的民族有着上千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信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

这个国家对抗教育分层的努力，永远都不应该结束。

2017年，一则“清华北大毕业也买不起学区房，花重金买学区房上清华北大还有什么用”的网络戏言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我国教育功利主义最直观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称，一般而言，泛泛地谈“知识改变命运”只是一种导向，而每个人是否能够成功，要看其获得的知识是否能与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内在的发展潜力相匹配。

2015年，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凭借对蓝光LED的研发贡献，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记者会上中村没讲半句获奖感言，反而把日本东亚的教育制度猛烈抨击了一番：他表示，自己心中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去理想的大学。

在日后的演讲中，中村把东亚的教育制度概括为“普鲁士教育体系和儒家科举制度的复合体”——分门别类的课程，井然有序的管理，高度统一的考核。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做题。

在当时，普鲁士模式用最经济的办法实现了教育的普及，为工业化提供了人才，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让德国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走出程式化的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因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我们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

在美国有这样一句话：先有哈佛，再有美国。

因为1776年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哈佛大学已经成立140年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驱都毕业于哈佛大学。

从1636年建校至今，哈佛大学一共培养出了8位美国总统和160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甚至还造就了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两位“辍学生”：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1869年，35岁的化学家查尔斯·艾略特担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一上任，他就提出，哈佛的教育必须“覆盖全人类的知识”。哈佛大学从此走上了气象宏伟的通识教育。

1945年发布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说，哈佛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全人”。什么是全人？就是“好人+正直的公民+有用之人”的总和。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1977年12月3日上午，兰州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每一个参加甘肃高考的考生，坐在教室里，哈着气，在语言试卷的最后，写了一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命题作文。

44年后，在兰州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教育仍然是大部分民众心里一道难以解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