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文体转型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文体转型,那就是从早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晚年的杂文写作。对于这次文体转型,有人的解读是鲁迅晚年创造力衰竭,已经无法再写出一流的小说和散文。其实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型不仅与鲁迅的年龄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一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剧烈变动当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氛围高涨,知识分子积极争夺话语权,发言讲求时效,在没有微博微信自媒体的时代,他们只能参与以报刊短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争。
二是在鲁迅晚年,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疲软不振,上海经济也连年萧条,一般书店出版社都争相出版销量大、周转周期短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称作“杂志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都难以出版。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生存,便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由原来的小说创作转为杂文创作。
02稿费
鲁迅杂文创作的最高峰,出现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了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
为什么鲁迅这段时间如此高产,而且集中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谈》杂志的稿酬高,给鲁迅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10元(他的作品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洋文、空行。他为标点、空格争取稿费的事情已成佳话)。这远远高于其他杂志。
当时一般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几角到5元。沈从文在致金介甫的信中说,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7角,《现代评论》时期才升至3元。鲁迅在1934年底写的《病后杂谈》中也提到:“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当时,《动向》杂志给鲁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读书生活》3元5角;《现代》每千字4元至5元;《文学》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谈》将鲁迅的稿酬标准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也充分激发起鲁迅的写作潜能,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超高产”。因此,鲁迅晚年杂文的产生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
因此鲁迅的这支笔,不只是投枪和匕首,也是一棵摇钱树。据陈明远统计,1927年秋至1936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70142.45元,月平均674元。减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津贴14700元,月均卖文收入510元。
03生活水平
因为收入很高,所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
鲁迅在上海一直是租房而居,租的都是大面积的洋房。“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住房方面是不愿意节俭的。‘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它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他先后在共和旅馆、景云里寓所、北川公寓、大陆新村等地租房,当时上海的房租是很昂贵的,好的房子更是天价。”确实,鲁迅所租的都是条件很好的房子。比如大陆新村九号,就是一幢水、电、气齐备的三层楼的阔大建筑,堪称“豪宅”,这样的房子在30年代的上海并不太多。
鲁迅在买书上更是花钱如流水。有人做过统计,1928年至1935年八年间,鲁迅购书支出8671.5元,月均约90.328元。1930年,购书额更是达2400.45元,平均每月超过200元。手笔之大是普通人绝难望其项背的。
在上海期间,鲁迅经常带一家人去看电影。为安全和方便起见,鲁迅看电影一般坐汽车来回,而且除非人满了,他总是坐最贵的座位:“花楼”第一排。鲁迅说,看电影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在请客吃饭上,鲁迅同样非常讲究,宁缺毋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宴客总是去知名饭店,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桥香、聚丰园等,花费自然不小。有时候,鲁迅家宴也要从大饭店请名厨。比如,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人伊赛克饯行,请的是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
鲁迅辞世不久,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大肆讨伐鲁迅,称“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这话倒并非毫无根据。查1932年2月26日鲁迅日记,海婴感冒,鲁迅邀石井学士赴寓诊,诊金高达10元。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水平,从他所购置的日用品中也可见一斑。1934年7月14日,他“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1935年5月9日,他“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在当时,电风扇、留声机并非大众化的日用品。鲁迅为五岁半的海婴买件玩具的花销就可供一个单身汉生活两个多月。
04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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